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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急于摆脱变化中的监管环境造成的束缚，我不仅仅在研究政策上做出改变。安然事件表明我们需要更好地掌握对大客户提供的全部服务，建立更清晰的责任制。激进主义团体对我们金融公司所谓的掠夺性贷款的不满也越来越大，这使我们与银行监管者的关系更为复杂。详细征求董事会意见之后，我在4月决定委任一次严肃的公司治理和业务操作审查。
我任命我们的一位董事，迈克·马辛（Mike Masin），领导这次审查。迈克是维瑞森公司（Verizon）总裁兼董事会副主席，还曾担任一家大法律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他帮助我关注重要的问题。他少言而深思熟虑，是非常好的倾听者，能提出非常新的商业想法。迈克知道花旗集团是许多公司的集合体，花了大约三个月时间设计能够产生更大凝聚力的公司治理结构。
他在7月的董事会议上提出了他的建议。他使用一个巨大的表格列出我们的问题和选择，启发董事会进行良好的讨论，我们很快就商定了一些公司治理方面的变化。包括创建正式的公司治理委员会，任命一名领导董事，决定外部董事至少应该占董事会的四分之三，禁止交叉担任董事（因此我必须退出AT&T和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的董事会）。
我们进行公司治理审查期间，公众对华尔街的抗议呼声越来越大，同时对整体的公司行为提出质疑。以艾略特·斯皮策为首，在与美林达成和解几周之后，监管者就开始把目光投向所罗门美邦和其他大经纪公司。监管调？曾经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纽约股票交易所指派的官员领导，但时代不同了。这一次，在政治上具有野心的纽约总检察长在公众瞩目下，以一种与他训练有素的公诉人身份极为相符的热情，开始了他的调查。
初夏，花旗集团深陷于法律诉讼和监管调查之中，聘请了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 Cutler）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的律师专门为我们处理与研究和安然相关的问题。我并不十分了解这些律师，希望聘请一位我能信任的律师来监管我们的法律问题。多年来我一直信任肯尼·比亚尔金；但他最近从我们的董事会退休了，这使事情复杂起来，而我觉得打扰他来担任这一工作也不太合适。相反，我决定求助于马蒂·利普顿，他也在我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帮助过我，比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美国运通辞职的时候。
我认为马蒂是同时代最好的律师，他的清醒、精明和智慧是出了名的，更重要的是，我完全信赖他的判断。鲍勃·鲁宾让我想起了马蒂的沃切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几年前为高盛做过一次冲突调查，为高盛改善了操作流程并帮助其避免利益冲突。我请求马蒂管理我们的法律事务，总体审查可能出现的冲突，并提供流程改善的建议。也就是说，马蒂将成为我们的超级律师，他将确保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并走在行业改革的前面。
如果说艾略特·斯皮策对美林的调查使我警觉行业新监管时代的到来的话，世通出现的问题则使我的注意力直接转向所罗门美邦。总部设在密西西比的世通是牛市宠儿之一，已经从曾经的无名之辈变成电信业的领头羊。在曾经是高中篮球教练的富有激情的伯尼·埃博斯（Bernie Ebbers）的领导下，世通收购了一个又一个竞争者，声称拥有业内传统公司所不具备的低成本结构和新技术。由于担任过AT&T的董事，我亲身体验过世通的这一主要竞争者如何绞尽脑汁地试图找出为什么它的对手拥有如此神秘的低成本。
监管者的报复（2） … 《桑迪·韦尔自传》 第三部分 … 格林斯潘、基辛格推荐：花旗集团前CEO桑迪·韦尔自传
但是，世通在这一次的熊市中遇到了对手。2000年，监管当局阻止了这家公司计划中对斯普林特的收购，这使投资者的信心第一次出现裂缝。世通的股票与其他技术和电信公司股票一样挣扎到2002年3月，这时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世通详细提供关于会计程序和员工贷款的信息。由于正处于严峻的熊市，这一利空消息使投资者出现恐慌。很快，监管调查和大幅下跌的股票价格迫使备受指责的伯尼·埃博斯辞职。一个月后，评级机构将世通的债务评级降低为垃圾级，6月初，该公司首席财务官斯科特·沙利文（Scott Sullivan）在显示他将40亿美元的费用不当地处理为资本支出的证据面前辞职。人们花费几个月才能完全弄清该公司金额高达110亿美元的欺诈，埃博斯最后被判25年监禁。
不幸的是，投资者通过世通把矛头指向我们著名的电信分析师杰克·格鲁曼。格鲁曼与埃博斯和他的团队建立了关系，并在情况好的时候反复建议投资者购买他们的股票。股价上升时，这一建议看上去是很聪明的，但现在投资者把杰克嘲笑为一个容易受骗的傻子，或者，更糟的是，一个管理层的御用骗子。他刚刚在世通首次披露会计问题的前一天，也就是申请破产前一个月撤回了购买建议。
世通的下场使格鲁曼和所罗门美邦暴露在聚光灯下。斯皮策很快扩大调查，对我们的分析师是否欺骗性地推荐了他所调查的股票进行审查。我们的公司一举上升为斯皮策的头号目标，与他接踵而至的媒体也把焦点对准了我们。我讨厌成为每日商业新闻的焦点，一想到斯皮策会对我们提出刑事诉讼就不寒而栗。
我还开始得知一些看上去并不聪明并且使我们的声誉受到影响的商业决策。比如，一些与我们有生意来往的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获得了我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优惠分配。这种做法被称为“违规派送”，在华尔街很普遍，但这并不能成为它引起潜在利益冲突的借口。记者很快得到风声，所罗门美邦成为报道的焦点，尽管我们并不是最经常这样做的公司。
监管当局和媒体对我们没完没了的关注已经够糟糕了；但2002年还是大选年，这使许多政客远离大公司，从而引起人们对所谓公司贪婪性的指控。年终，安然和世通已经变成完全的丑闻；为了获得平衡，公众似乎准备控告整个华尔街，而不管事实如何。急于显示对选民负责的国会开始举行针对安然和世通不正当行为的听证会。
7月4日一个众议院委员会举行对世通的听证会之后，情况变得紧张起来。这场听证会很快变得万众瞩目，损害了我们公司的形象，也使我们的法律处境复杂起来。那天早上，当杰克·格鲁曼、伯尼·埃博斯和首席财务官斯科特·沙利文肩并肩站在一起并举起右手发誓讲真话时，我正盯着我办公室里的电视机。多么可怕的一幕！
不论他们的真实关系如何，但杰克·格鲁曼现在看上去与这两个可疑的世通官员有脱不开的关系。格鲁曼的长相不适合上镜头，电视画面现在抓住了他阴暗的面部特征和深陷的双眼，使他看上去很邪恶。更糟的是，他摆出一种傲慢的姿态。听证会似乎一直纠缠在杰克与这两位世通高级官员的往来关系上。大多数时间，政客们似乎更在乎从选民那里赚取得分，而不是获取事实。
提问一度发生了奇怪的偏转，瞄准了所罗门美邦首次公开发行的分配。格鲁曼似乎对此措手不及，很明显，没人帮他准备这类问题。不幸的是，我们的分析师对许多问题支支吾吾，拒绝直接回答。但是，他给出了不利而且错误的暗示，那就是他在新股发行的分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他结束证词时，我已经可以猜到媒体第二天可怕的报道了。
格鲁曼的证词出现的时间不可能更糟了，因为我已被安排在同一天晚上接受一个“年度CEO”的颁奖。我期待这一奖项已经很长时间，因为我在前三年都入围最后人选，这是CEO同行们对我的肯定。白天的事让我又烦又累，当我抵达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颁奖庆祝会时，我的血压一定升高了。我本打算念一篇精心准备的关于我们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演讲稿，但很明显由于白天的新闻它一定会显得缺乏力度。
我们怎么能在格鲁曼白天在电视上对提问含糊其辞、拒绝回答的情况下，晚上就鼓吹我们的改革？
在颁奖晚宴之前，活动筹备方在交易所场内安排了似乎一个永不到头的鸡尾酒接待会。我绝望地注意到交易大厅上方的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CNBC的格鲁曼证词片断。没有声音，所以我只能猜测评论员正在对我们发出猛攻。我的焦虑更严重了。最后，我们进入一个闷热的宴会厅，和鸡尾酒接待会一样，宴会似乎没完没了。颁奖终于在晚上10点开始。我站起来发表演讲，内容主要是我领导业内治理改革的个人决心。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只是不善于读演讲稿，但由于现场过热和白天的压力，这一次演讲尤其艰难。我身体疲惫而且在精神上感到脱力，演讲时浑身都湿透了。假如这不是一个严肃的活动的话，这个场景几乎可以称作滑稽。这晚结束时，我感到失望、失落和彻底的背弃。我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一晚将定下未来几个月的基调，不愉快的意外将反复出现，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努力白费。
国会在两周后又举行了一次听证会。虽然这次由参议院领导的听证会的焦点是安然，但它的基调受到了前一天关于世通申请破产消息的影响。我们的银行家作证的那个早上，《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指控花旗集团参与安然不当行为的野蛮报道。在白天的听证会上，米歇根州参议员卡尔·雷文（Carl Levin）愤怒地指责我们公司，暗示我们和其他公司通过为安然隐瞒债务而故意唆使了安然的欺骗行为。
世通的破产和来自华盛顿听证会新的指控使我们和其他大金融公司的股票遭受重挫。在两天的时间里，花旗集团的股票价格就跌至27美元，跌幅25％，市值损失460亿美元。行业观察家立即开始谈论严重的法律风险，并猜测商业和投资银行将像烟草业一样由于法律问题出现股价的长期低迷。我从不同意这种消极观点，认为股价下跌只是市场的过度反应。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股价多久才能恢复。我没有陷入毫无用处的绝望，而是加倍努力确保花旗集团的政策和业务程序对出现的问题做出反应，并努力使公司远离伤害。
但不幸的是，新闻媒体使我们很难占取优势。现在，无数记者已经把投资者和公众逼向疯狂，他们的几乎每一篇报道都尽力使用最坏的措辞。格鲁曼作证后不久，我瞥见了我保存很长时间的一份新闻剪报。CNBC的一位摄像师设抓住了我们正要离开曼哈顿公寓的分析师，试图进行即兴采访。格鲁曼先是直视摄像机，对受到打扰表示不满，然后突然转身，笨拙地试图甩掉尾随其后的摄像师。
这就是电视摄像机的力量，但这个镜头让杰克看上去很糟糕。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一天早上进入公司大楼时也意外地碰到了一群摄像师。想起格鲁曼不光彩的形象，我让自己保持平静，直接看着镜头，热情地微笑，好让那些胶片毫无价值。
大面积的监管调查和精力充沛的媒体创造了一种氛围，使事情以一种扭曲的速度演变。我已经对声称花旗集团向各种利益屈服的指控感到愤怒，但7月底和8月发生的事让我更为恼火，因为新的报道说我本人有不正当行为。《华尔街日报》开始引用“与调查紧密相关的人士”和“熟悉情况的人士”的话，作为对我的行为提出质疑的报道的基础。最先出现这些文章时，我想起了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是如何利用媒体打击美林及其CEO的。我不禁担心总检察长现在或许会对我使用同样的手法。安然。世通。研究独立性。现在是我！
突然，花旗集团和我面临“完美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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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伤害性报道的第一篇出现在7月中旬，格鲁曼在国会作证一周之后。这篇文章谈到杰克·格鲁曼在1999年底改变了对AT&T的推荐评级。新的购买评级导致股价暴涨，因为杰克长期以来不看好贝尔系的公司是出了名的，但一段时间以来他为这支股票撰写的评论已经变得更为积极。他的购买建议成为新闻头条，因为一些观察家认为他改变评级是为了帮助所罗门美邦赢得一笔为AT&T的无线业务发行股票的承销业务。
几个月后，AT&T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