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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业的繁荣就在眼前。一个全新的十年即将到来，股票市场大幅上涨。我们对证券业的认识有限，但我们年轻、乐观、充满自信。
就在我们憧憬着新事业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艾伦公司（Allen & pany），这是一家著名的商业银行。查尔斯·艾伦（Charles Allen）靠投资于新兴公司获得了大笔财富，当这些他拥有股权的公司上市时，他便能赚取利润。我们为这种精明的方式所吸引，但并不愿意仅止于此。我对向个人推销股票很有经验，琢磨着一家经纪公司再加一家投资银行将能够弥补我们的日常经营成本。
如何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使结余足够养活我们的家庭很快变成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久，我们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再吸纳两个合伙人，罗杰·伯林德（Roger Berlind）和彼得·波托马（Peter Potoma）。和我一样，罗杰和彼得是股票经纪人，可以依赖他们带来稳定的股票经纪生意，我们则负责搜寻点缀其间却利润可观的投资银行生意。
卡特…伯林德…波托马…韦尔（Carter， Berlind， Potoma & Weill）公司的开业非常令人兴奋。那是1960年5月2日。我们找到了一间无装修的小办公室，有一个离纽约股票交易所很近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地址：华尔街37号。第一天，连同新雇来的秘书一起，我们四个人挤在局促的角落里开箱、接通电话，并给尽可能多的客户打电话，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新公司。由于认识到我们都太年轻当时都是20多岁彼得·波托马建议我们去买帽子和黑雨伞，好让我们看上去年长一些。毕竟，投入的是我们自己的钱，赢得信赖和新客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开业之后不久，我们四人携妻子在亚瑟的长岛家中举行庆祝。氛围非常愉快，我们都敞开心扉分享我们的热望。直到今天，我仍记得他们三人反复强调对致富的渴望。我和琼妮当时养着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因此，那天的谈话非常具有诱惑性。不过，我对当晚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表明金钱应该是第二位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家伟大的公司：一家领导行业潮流、雇用大量员工、经久不衰并且备受尊敬的公司。
在接下来的43年中，我从未改变这一优先次序。
我不记得当晚我的合作伙伴们对我的理想主义报以什么反应。他们都没有在我更年轻的时候认识我，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假如他们对我起伏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更为了解，我敢肯定他们会嘲笑我的狂妄之言，责怪我的自大。实际上，与新伙伴开始合作对我意味着真正的成长。成为自己的老板既使我充满干劲，又折磨我的神经。它既让我拥有梦想，又培养我从未有过的自律、自信和工作态度。
我仍然为自己居然有勇气成立自己的公司感到吃惊。我小时候很害羞，上学的时候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我父母的关系一直不亲密，他们都没有为我提供良好的榜样。我也不像许多大学同学和较早的同事那样拥有在找第一份工作时可以倚仗的家庭关系。
我生于1933年5月16日，在布鲁克林本森赫斯特区的一所不起眼的三层楼的房子里生活到十岁。这所房子属于我母亲的父母，他们与我的露丝姨妈住在一楼，我们一家则占据二楼的两间卧室。三楼是用于出租的。由于性格腼腆内向，我对我的爱尔兰保姆海莉小姐非常依赖，她与我住在同一间卧室，非常溺爱我，以至于我几乎把她当作真正的母亲。我们的邻居中有许多意大利、犹太和爱尔兰小孩，但我从不主动去交朋友。又害羞又依赖保姆，我那时一定像个胆小鬼。我总觉得与海莉小姐说话或者与妹妹海伦玩来得更轻松。
夏天是特别的，因为我们总是去纽约东南的皮克斯基尔度过夏季，当时那里主要是哈德逊河边的一个农业区。我母亲的父亲最初曾在那里拥有一家酒店；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卖掉它，然后买了一个农场。那是躲避嘈杂的布鲁克林的绝佳去处。农场是我们的大家庭团聚的据点，我母亲有四个兄弟姐妹，他们又有各自的配偶和孩子。母亲整个夏季都待在农场，父亲要在城里工作，每个周末过去。海伦和我在农场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在池塘里游泳，学着给奶牛挤奶，钓鱼，驾着我们的红色小车在山坡上赛跑。
我见到外公和外婆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衰老了。不过。我的外公菲利普·卡利卡（Philip Kalika）年轻时一定是个有着良好商业头脑又喜欢冒险的人。他生长的地方现在属于波兰，原来属于俄国。他在家乡曾与人订婚，但在俄国军队中服役时认识了我的外婆莉薇·施瓦茨（Riwe Schwartz）。陷入爱情中的外公再也没有回家，而是娶了外婆，在华沙西北部的一个村子里安了家。不久，他们生下了五个孩子中的三个，包括我的母亲，1908年，在我母亲三岁的时候，他们通过埃里斯岛移民到美国。
我不知道我的外公如何以一个身无分文的新移民身份获得后来的财富；1919年，他已在布鲁克林买下他的第一所房子（我在那里长大），1926年，他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大规模生产黑色丧服。不知凭借着什么，这家公司在大萧条年份里依然繁荣发展，以至于外公有能力投资于酒店和农场，并以出国旅游作为子女高中毕业的礼物。
外婆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身材非常瘦小，保持着非常传统的生活方式。不过，她很清楚如何操持一个家庭，如何严格教育子女。我没有机会了解外公商业成功背后的秘诀，因为我见到他时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我所记得的只是一个受肺病折磨的老人，不断向一个燕麦盒子里吐痰。
外公外婆的几个孩子按部就班地成长。我的舅舅们进入家族企业，我母亲和姨妈们则守在家里。我母亲埃塔是一个老式的犹太母亲洗衣，做饭，不断付出母爱。家庭对她就是一切。与她的母亲一样，她身材瘦小，举止朴实。她很害羞，与人在一起时会紧张，因此她从不喜欢外出，总是穿着劳动便装，带着发网。她一直没学会开车，天生节俭，经常为了买便宜几个美分的东西走上十个街区。直到1994去世时，她也没用过信用卡。
我母亲并没有惊人的智慧，但对数字非常敏感，总是想着让海伦和我受到良好的教育。或许是因为天生的节俭，母亲对于记住和计算数字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算数，那时它还不叫现代数学。直到现在，我仍能在头脑中轻松地运算数字。
我的父母属于两个世界，对小时候的我来说，这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我现在明白，他们的婚姻是某种包办婚姻。实际上，如果说我父亲爱上我母亲是因为她家里的钱我也不会奇怪。他们1932年结婚后，父亲马克斯·“麦克”·韦尔（Max 〃Mac〃 Weill）跟随外公进入服装制造业为了迎接新女婿，外公甚至将公司的名字改为卡利卡…韦尔公司（Kalika & We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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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与父亲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渐渐地，我在许多方面都怨恨他。但小时候我是崇拜他的。他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外向。他天性合群，幽默风趣，与人打交道游刃有余，这些都令我惊叹。与我母亲一样，他出生于波兰，小时候就来到美国，坚称自己出身于贵族，总爱说（我认为不能当真）他家里是从法国阿尔萨斯迁移到波兰的。
与我母亲的家庭不同，我的爷爷和奶奶对我仍然是个谜。奶奶去世时还很年轻，我们和爷爷关系淡漠，因为我母亲不喜欢和他在一起。我知道爷爷信仰宗教，没什么钱。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后，他又结婚了，这次娶了一个残疾的表亲，算是一桩善举。除此以外，我知道的就不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父亲脱离了我的外公，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公司。他的公司发达了一段时间。我很欣赏他的工作态度，并发现他似乎比家里的任何其他人都有钱。然而不幸的是，灾难突然降临。那时我十岁，对什么都无法理解。但当我20多岁时，我能把那时发生的情况一点点拼凑出来。20世纪40年代初，我父亲利用战时的物价控制牟取了私人利益。他被物价管理局发现以限制价格购买原材料，然后在黑市上以高价卖出产品，而不是按规定以固定价格供应服装。他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缓刑。
我的父母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保护海伦和我不受这些不良事件的影响。比如，1943年我们突然获知全家要搬到迈阿密滩去。父母只是告诉我们搬迁是因为生意上的原因。实际上，父亲是想远离法律纠纷，或许他认为继续做生意对他来说太冒险了。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以别人的名义秘密持有纽约一家服装公司的股份。
对于迁往迈阿密，我的感受很复杂。从感情上讲，我很依赖于舒适的生活环境，当知道要失去海莉小姐的照顾时，我感到很失落。我伤心极了，就好像失去了父母一样。琼妮认为这次被迫与代理妈妈的分离对我的余生造成了很深的心理影响。她总是拿我在生活和生意上都强调个人忠诚举例子。虽然我不清楚是否有那样持续的影响，但当时我的世界显然被颠覆了。
来到佛罗里达之后，我们住进了离海边五个街区的皇家棕榈大道上的一所房子。父母坚持让我在学校降一级，但这对提高我的成绩没什么作用。在佛罗里达的三年中，我是一名糟糕的学生。另一方面，我享受着阳光，总是在户外骑车，或者与邻居家的小孩弗兰克打篮球。这些体育活动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运动天分。不到一年，我就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送报纸，我还付给海伦每份报纸一美分，让她做我的助手，把报纸一张张卷起来。事实证明，我很擅长推销，也能准时送报，很快就赢得了新的递送任务。
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意识到父亲的狂暴脾气。他在家中统治一切，总是强迫母亲让步。他经常在我的朋友面前讲下流笑话或指出我的不足，使我难堪。在餐馆里，他会与漂亮女招待调情，在我们和朋友一起吃饭时，他会夸张地抢过账单。这些小事只是前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对他的敬意渐渐消失。他的吼叫声越大，我就越在害羞和消极的情绪中瑟缩。
1947年，我的父亲再一次做出让我们吃惊的举动，他宣布我们要回到纽约去。他决定与一个搞钢铁进口的人合伙开一家新公司。战后的几年中，纽约进入周期性的住房短缺，我们为了找个住的地方很费了一些劲。我父亲很不情愿地让我们搬进他父亲在布鲁克林的房子住了一年。我的一个大姑姑已经与我的祖父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一起，我们会住得很挤。同时，我在学校的成绩仍然很差，实际上，我在佛罗里达的高中一年级成绩惨不忍睹。为了缓解家中的拥挤，同时解决我在学习上的困难，父母决定一回纽约就让我上寄宿学校。
由于在皮克斯基尔度夏，我父母与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Peekskill Military Academy）很熟。由于没什么时间考虑其他选择，而且我父母认为严格的环境或许对我有好处，我被录取成为一名低等军校生。和我们搬去佛罗里达时一样，我降了一级，而我富有学习天赋的妹妹则跳了级。我比她大三岁，但在年级上她已经向我接近。
本来我只需要在皮克斯基尔军事学校学习一年，直到我父母找到更长久的住处，但我真的很喜欢这所学校，即使在我们在布鲁克林的富拉特布什区找到自己的房子之后，我仍然坚持学完四年。军事学校令我着迷。第一年我没少受欺负，我学会了接受批评，而不是提出批评，这使我终生受益。迷人的校园和长满常春藤的红砖建筑物丝毫没有减轻校方对纪律和严格训练的要求。我们每周上六天课，有严格的作息规定。纪律正是我所需要的。
一开始，我就有幸与克莱尔·弗兰茨（Clare Frantz）发展了亲密的关系，他是我的拉丁语教师和网球教练。拥有日耳曼血统的弗兰茨身材高瘦，他对我非常感兴趣，鼓励我改善学习习惯。在课堂和网球场上他都陪伴着我，这极大地增？了我的自信。与我那总是沉浸在生意当中的父亲不同，克莱尔与我相处得非常愉快。
他有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妻子，他们经常请我到他们在学校的家中吃晚饭。很快谣言四起，说我与克莱尔的妻子有染，但这只是我那些同学的想象。到第二学期，我的成绩已经有明显的进步。第三学期，我真正开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