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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继人总是发现，土地所有者会根据以前的改良使土地价值增加的程度来提高租金。”
在真正的农业中，这个过程还不象在把土地作为建筑地段使用时表现得那么明显。在英国，土地所有者把绝大部分用于建筑的土地不是作为自由地出卖，而是按九十九年的期限出租，或者在可能时，按较短的期限出租。这个期限一满，建筑物就随同土地本身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
“他们｛租地人｝在租约满期时，在付清了满期以前的苛刻的地租以后，有义务把房屋在可以住人的良好情况下移交给大土地所有者。租约一满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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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者的代理人或检查人就来查看你的房屋，让你把房屋收拾好，然后把它占有，并入他主人的财产范围。事实是，如果让这种制度更长时间地充分发挥作用，王国境内的全部房产，就会和农村地产一样，全部落入大地主的手中。整个伦敦西头，庙关的北部和南部，几乎只属于大约六个大地主，按异常高的地租出租，而在租约还没有完全满期的地方，也很快就要陆续满期了。在王国的每个城市里，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然而，这种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贪婪制度，甚至没有就此止步。我国沿海城市的船坞设备，几乎全都由于这样的掠夺过程，而落入大土地鲸吞者手中。”（同上，第92、93页）
在这种情形下，很明显，如果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确定，总人口是20066224人，其中房产所有者是36032人，那末，把小房产所有者撇开，单算大房产所有者，房产所有者对房屋数目和人口数日的比例，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个有关建筑物所有权的例子是重要的，1．因为这个例子清楚地指出了真正的地租和投入土地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它可能构成地租的追加部分）的区别。建筑物的利息，和农业上租地农场主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一样，在租约有效期间，属于产业资本家即建筑投机家或租地人，它本身和因利用土地而每年必须按一定期限支付的地租无关。2．因为这个例子指出了，别人投入土地的资本，最终怎样和土地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并且这种资本的利息最终也会使他的地租上涨。
有些着作家，例如凯里，一方面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代言人，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一方面又竭力把包含各种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说成一种“协调”的制度，他们企图把地租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特有经济表现，说成和利息一样的东西。好象这样一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曾采用过相反的方法。那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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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还被看作私有财产的原始的和受人尊重的形式，而资本的利息则被看作高利贷而受人指责。因此，达德利·诺思、洛克等人把资本利息说成一种类似地租的形式，这和杜尔哥由地租的存在推论出利息的正当性完全一样。——这些较近代的着作家忘记了（在这里把以下的事实完全撇开不说：在纯粹的状态下，即没有加进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地租还是可以存在，而且存在着），土地所有者用这个方法，不仅从不费他们分文的别人的资本获得利息，而且还无偿地得到别人的资本。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象我们以后会看到的那样，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上是不多余，也无害的。
地租还可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和利息相混同，以致它的独特性质为人误解。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想象资本的利息。例如，假定平均利息率是5％，那末一个每年200镑的地租就可以看作一个4000镑的资本的利息。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一看就知道，它和劳动的价格完全一样，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因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另一方面，在这个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资本家用4000镑购买的土地每年提供200镑地租，那末，他从这4000镑得到5％的平均年利息，这和他把这个资本投在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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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上，或按5％的利息直接借出去完全一样。这就是一个4000镑的资本按5％增殖。在这个假定下，他就会在二十年内用他的地产的收入，重新补偿这一地产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英国，土地的购买价格，是按年收益若干倍来计算的，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股票的购买价格也不是企业的购买价格，而是企业所提供的利润的购买价格，它也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但是，地租的这种资本化是以地租为前提，地租却不能反过来由它本身的资本化而产生并得到说明。在这里，不如说，和出售无关的地租的存在，是出发的前提。
由此可见，假定地租是一个不变量，土地价格的涨落就同利息率的涨落成反比。如果普通利息率由5％下降到4％，那末一个200镑的年地租就不是代表一个4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而是代表一个5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并且同一块土地的价格因此也由4000镑上涨到5000镑，或由年收益的20倍上涨到年收益的25倍。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就相反。这是和地租本身变动无关而只由利息率决定的土地价格的变动。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把利润率撇开不说，由于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土地价格，即使和地租的变动以及土地产品价格（地租构成它的一个部分）的变动无关，也有上涨的趋势。股票的价格也有上涨的趋势？
把地租本身和地租在土地购买者面前采取的利息形式混同起来，——这种混同是建立在对地租性质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必然会得出非常奇怪的错误结论。因为一切古老国家都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所有权的特别高尚的形式，并且把购买土地看作特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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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投资，所以，购买地租所根据的利息率，多半低于其他较长期投资的利息率，例如，土地购买者只得到购买价格的4％，而他用同一资本投在其他方面却能得到5％；这也就是说，他为地租付出的资本，多于他在其他投资上为等量年货币收入所付出的资本。根据这一点，梯也尔先生在他的整个说来非常拙劣的论述财产的着作（1848年他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反对蒲鲁东的演说的单行本）中得出结论说，地租是低微的。其实这不过证明，地租的购买价格是高的。地租相当于股票的分红，股票的实际分红的多少并不重要，分红少的股票可能有较高的资本利得来补偿。同样，低微的地租可能伴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
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以及土地因此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进行买卖这一事实，成了某些辩护士替土地所有权辩护的理由，因为购买者为土地所有权，象为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并且大部分土地所有权，是按这个方式转手的。但这样一来，这个理由也可以用来为奴隶制辩护了，因为对于用现金购买奴隶的奴隶主来说，奴隶劳动的收益，只是代表用来购买奴隶的资本的利息。由地租的买卖引出地租存在的理由，也就是用地租的存在来替地租的存在辩护。
为了科学地分析地租，即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摆脱一切使地租歪曲和混杂的附属物，纯粹地考察地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理解土地所有权的实际影响，甚至为了从理论上了解同地租概念和性质相矛盾但仍然表现为地租的存在方式的大量事实，认识造成这种理论混乱的因素，也是同样重要的。
当然，租地农场主为了获得经营土地的许可而以租金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一切，实际上都表现为地租。这种贡赋不论是由什么组成部分构成，不论是由什么来源产生，都和真正的地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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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共同点：对一块土地的垄断权，使所谓土地所有者能够去征收贡赋，课取租税。这种贡赋和真正的地租有一个共同点：它决定土地价格，如上所述，土地价格无非是出租土地的资本化的收入。
我们已经知道，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可能形成地租的这样一个外来的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必然会在一个国家的地租总额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大的追加部分。但是，把这种利息撇开不说，在租金里面，还可能有一部分，在一定场合，可能全部（也就是在完全没有真正地租的时候，因而在土地实际没有价值的时候）是平均利润的扣除，或正常工资的扣除，或同时是这二者的扣除。利润或工资的这个部分在这里以地租形式出现，因为它不象平常那样归产业资本家或雇佣工人所有，而是以租金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都不形成地租；但实际上它们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垄断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样。并且，和真正的地租一样，对于土地的价格，也有决定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样一些情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存在，租地农民自己还不是产业资本家，或者他的经营方式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地租这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在形式上已经存在。例如，爱尔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租地农民一般都是小农。他作为租金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东西，往往不仅占去他的利润——即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他作为自己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对这种劳动享有权利——的一部分，而且还占去他在其他情况下以同量劳动得到的正常工资的一部分。此外，对土地改良根本没有做一点事情的土地所有者，还把租地农民大部分通过自己的劳动投入土地的小额资本剥夺去，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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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者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完全一样。不过，高利贷者在这样做的时候，至少要用他自己的资本来冒一点风险。这种不断的掠夺，成了爱尔兰土地立法上争论的对象，这种立法主要是要强迫土地所有者在对租佃者解除租约的时候，补偿租佃者在土地上进行的改良或投入土地的资本。对于这个问题，帕麦斯顿通常总是恬不知耻地回答说：
“下院就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
我们也不谈以下的例外情况：甚至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土地所有者也能榨取高额的、与土地产量毫无联系的租金，例如，在英国工业地区，把小块土地租给工厂工人用作小菜园，或用于闲暇时的业余耕种。（《工厂视察员报告》）
我们要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的农业地租。例如，在英国的租地农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小资本家，他们由教育、教养、传统、竞争以及其他条件所决定，不得不作为租地农民把自己的资本投到农业上。他们被迫满足于平均利润以下的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地租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允许他们把资本投入土地，投到农业上。因为土地所有者到处都对立法有显着的影响，在英国甚至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就会被利用来欺诈整个租地农民阶级。例如，1815年的谷物法，——这种加在国内居民身上的面包税，显然是为了保证有闲的土地所有者继续得到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间异常增大的地租收入，——除了个别例外的丰收年，确实起过这样的作用，就是把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谷物自由进口时会下降到的水平以上。但是，它没有能够把价格保持在主持立法的土地所有者作为外国谷物进口的法律界限而规定的标准价格的水平上。可是，租约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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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标准价格的影响下缔结的。一旦错觉破灭，就会制定新的法律，规定新的标准价格，这种新的标准价格和旧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