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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地减少的信念，都不能阻止他把他所有对不可
避免的发展的预测建立在经济论证的基础上，或也不能阻止他提出“用主要是经济的术
语来重新解释关于‘平等’和‘自由’这些民主理想”作为他对未来的主要要求！
卡尔教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切思想的轻蔑，是同我们在上一章 里所引证的任
何一个德国作家对它们轻蔑程度是一样的（他固执地称这些思想为19世纪的思想，虽然他
知道德国“从来未曾真正有过”这些思想，并且德国在19世纪已经实行了他现在所主张
的大部分原则）。他甚至接收了李斯特首创的那个德国命题，即自由贸易只是听命于并只
适合于19世纪的英国的特殊利益的一个政策。然而在目前，“人为地制造某种程度的闭
关自守乃是社会有秩序地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用“消除贸易障碍”或用恢复19世纪
的自由放任原则的方法来“回复到一种分布更广的与更加通行无阻的国际贸易”，是
“不可思议的”。将来是属于德国式的“大区经济的”，“只有按照希特勒所作的那样，
把欧洲生活有意识地重组，才能获得我们所想往的那种结果”！
经过上述讨论之后，当我们发现卡尔教授在以“战争的道德作用”为标题的一段独
特的文字中，居高临下地怜悯“那些深受19世纪传统影响而仍然坚持把战争看成是无意
义无目的的，怀着善意的人（特别是英语国家中的那些人）”，并且，对战争这个“促使
社会团结的最有力的工具”所产生的“意义和目的的认识”感到欢欣时，我们是不会感
到惊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在英国学者的著作中会看到这种意见却是出
人意料的。
近百年来德国的思想发展还有一个特色，我们或许尚未给以足够的重视。这个特色
现在各英语国家中差不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即科学家们鼓吹将社会“科学地”组织起
来这一理想，在德国已经由于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对社会和政治见解的形成可以施加十
分特殊的影响而被大大地推进了。很少有人还记得，在德国的近代历史中政治性的教授
所起的作用是可以和法国政治性的法学家所起的作用相媲美的①。这些具有科学家身份
的政治家们的影响近年来很少是有利于自由这一方面的：科学专家时常很显著地表现出
“对理性的不容忍”，专家们所特有的对平常人做事方式的无耐心，以及对一切并不是
由不凡之人依照科学的蓝图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事物的轻视，几代人以来这一切都是德
国公共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而隔了好几代人之后才在英国成为重要现象的。恐怕没有一
个国家，能够像1840年至1940年间的德国那样，为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大部分由“人文”
之学普遍和彻底地转向“现实”之学对该国所发生的影响提供更好的例证了。
后来，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除了少数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统治者。这种作
风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全部历史中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感到可耻的一幕。大家都很清
楚，特别是那些大声叫嚷着要充当率领人们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进军的领袖的那些科
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容易屈从于那种新的暴政。
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的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被朱利思·本达在另一个国家里预见
到了。他在50午前写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如果我们现在拿来重读，就会发现它
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当我们讨论英国科学家客串式地进入政治领域的某些例子时，在那
本书里特别有一段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考和牢记。在那里本达先生谈到，
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适应于包括道德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我重申，这是19世
纪的一种认识。至于些鼓吹这个学说的人是否真的信仰它，或他们是否只是想为他们内
心的情感披上一种科学威望的外衣，而他们完全知道它只是一种热情而已，这还有待于
通过考察去发现。应当注意的是，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
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
和个人的历史活动。
我们已经提到这样一部英国著作，在这个著作里，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极权主义
知识分子的一切特质，即对几乎所有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所具有的特点的憎恨是和赞
成使用迫害异端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这种极端分子，只想就一本
更具代表性并且很著名的著作来谈谈。C·H·沃丁顿所写的，并以一个具有特色的标题
《科学的态度》为书名的那本小书，是同有广泛影响的英国的《自然》周刊所极力推荐
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一样好的一个例子，这一类书都主张给予科学家以更大的政治权力，
同时又热烈鼓吹大规模的“计划化”。虽然沃丁顿博士没有像克劳瑟先生那样直率地表
达出他对自由的轻蔑，但他对自由的否定态度是确定无疑的。他和同一类型的大多数作
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清楚地认识到甚至着重地指出他所描绘的和支持的这种趋势不可避
免地会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然而很显然，他似乎还更喜欢被他描写为“现存的凶恶残暴
的猴子笼里的文明”的那种制度。
沃丁顿博士提出的科学家有资格经营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这个主张，主要是以他的
如下命题为根据的，即“科学能够对人的行为作出道德的判断”。有人要求由沃丁顿来
详尽地阐述这个命题，《自然》周刊为此作了很多宣传。这当然是为德国那些具有科学
家身份的政治家们所久已熟悉的一个理论，也是本达所公平地单独挑选出来的一个理论。
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到沃丁顿这本书以外的地方去找说明。他解释说，
自由“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一个难于讨论的麻烦概念，这一半是因为，归根结底，科学
家不相信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然而，他对我们说，“科学承认”各种各样的自由，
但是“古里古怪的和与众不同的自由是没有科学价值的”。很显然，沃丁顿博士必得对
其说出了许多不敬之词的那种“娼妓的人性”，己经严重地使我们误人歧途，教我们要
事事宽容忍耐！
当《科学的态度》这本书谈到社会和经济问题时，它完完全全是反科学的，这是我
们对这一类书早已预料到的情况。我们还会发现所有关于“潜在的丰裕”和不可避免的
垄断趋势的陈词滥调和空泛的一般性概括，虽然他引证来支持这种论点的“最确实的根
据”，考察起来大都是一些科学上有问题的政治性小册子，但对这些问题的认真研究，
显然被人们忽视了。
像在几乎所有这一类的著作中那样，沃丁顿博士的信念大半是由于他相信“不可避
免的历史趋势”而定的。这些趋势被假定是由科学已发现的，是他从马克思主义（其基本
概念“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和对自然的科学探讨所依据的那些概念相同一的”）
的精深的科学哲学里面得来的，并且是他的“判断能力”告诉他的。“这种信念”和以
往的任何信念比较起来都是一个进步。因此，沃丁顿博士虽然感到“难以否认，现在在
英国过日子不像在1913年时那样好过”，但他盼望着有一个集中化的和极权主义的经济
制度，即各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是有意识地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加
以计划的。对于他认为在这个极权主义的制度中思想自由将被保存这个随便得出的乐观
看法，他的《科学的态度》那本书并没有加以讨论，而只表示确信：“关于人们用不着
成为专家就可以了解的那些问题”，例如，是否可能“把极权主义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
的问题，“一定会有很有价值的根据”。
如果要对英国走向极权主义的各种趋势作出更全面的考察，就要对创立某种中产阶
级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尝试多加注意，这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惊人地酷似希特勒上台前
德国的那种发展，这无疑是它们的首创人所不知道的①。如果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是政
治运动本身的话，我们就须讨论那些新的组织，如像《我们的斗争》这本书的作者理查
德·艾克兰爵士的“前进”或“共同富裕”运动，或者一度与前者合作的J·B·普里斯
特利先生的“1941年委员会”的活动。但是，虽然忽视这种现象的象征性的意义是不明
智的，然而它们还算不得是重要的政治势力。除了我们已经用两种例子来说明了的那些
思想影响之外，走向极权主义的推动力主要是来自两大既得利益集团，即有组织的资本
和有组织的劳工。其中最大的威胁可能是这一事实，即这两个最强大的集团的政策都指
向同一个方向。
这两大集团是通过它们共同的并且时常是协调一致的对工业垄断组织的支持来实现
自已的目标的；而且构成很大的直接危险的正是这种倾向。虽然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
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继续走我们所走的路，那就会使我们走
向极权主义。
这个运动当然主要是由垄断企业的资本家组织者有意地策划出来的，因而，他们就
是这个危险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责任并没有因下面这个事实而有所改变，即他们的
目标不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法团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有组织的工业将作为半
独立的和自治的”领地“出现。但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德国同事一样短浅，因为他们仍
然相信他们会得到许可不但创立这种制度而且还可以无限期地推行这种制度。这种有组
织的工业的管理者必须经常作出的那些决定，并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将长期让私人作出
的那种决定。容许这样大的权力集合体成长起来的一个国家是不会让这个权力完全控制
在私人手里的。认为在这种条件下的企业家们会长久享有在竞争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当
的优越地位，也同样是幻想。在竞争的社会里这种地位所以被看作是正当的，是因为在
许多冒险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得到成功，而这些成功的机会就便人值得去冒险。一切企
业家都喜欢既能享受在竞争社会里他们当中的成功者所得到的高额收入，又能享受公务
人员的安稳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只要大部分私人工业和国家工业能够并存，出色的
产业人材甚至是会在相当安稳的位置上得到高额薪水的。但虽然在过渡阶段企业家们都
会如愿以偿，然而他们不久就会像他们的德国同事一样发现，他们不再是主人，而在各
方面都得满足于政府所给予的任何权力和报酬。
除非这本书的论证是完全被人误解了，不然的话，如果该作者在这里着重地指出，
把走向垄断的现代运动的过失单独地或主要地归诸于那个阶级是一种错误的话，人们不
会认为他有对资本家脉脉含情的嫌疑。他们在这方面的倾向既不是新的，也没有可能单
独地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具有危险性的发展是他们己经成功地罗致了为数愈来愈多的
其他集团的拥护，并且通过它们的帮助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垄断者得到这种支持不是通过让其他集团分享他们的利润的方法，
就是用说服的方法（甚至这种方法使用得更经常）使它们相信垄断的形成是符合公众利益
的。舆论通过它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已成为促成这种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然而，舆论
的转变，多半是左派反对竞争的宣传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旨在反对垄断者的措
施在事实上却只有助于加强垄断的权力。对垄断利润的每一次袭击，不管它是为了个别
集团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都容易产生新的既得利益，它又反过来会助于垄断的扩
张。在一种制度中只有大的特权集团从垄断利润中得到利益，而在另一种制度下，只有
有限的少数人从中得到利润；前一种制度比后一种在政治上的危险要大得多。但是，虽
然这样的问题是应当弄清楚的，例如，垄断者能够支付的较高工资正同他的利润一样是
剥削得来的结果，它能使一切清贫者和更多的其他靠工资生活者更趋贫困，然而，不仅
那些从垄断得到好处的人，在今天就连公众也普遍地认为能够支付较高工资是赞成垄断
的一个合理证据。
即使在垄断无法避免的条件下，控制它的最好方法是不是让政府来掌握它，这也是
很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