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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
幻想。
在没有了解现在支配德国人那些观念的特征和成长之前，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是永远
不会成功的。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
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它污辱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英国恩想
家，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德国思想中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东西。
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
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它也
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马斯·卡莱尔和豪斯顿·
斯图尔特·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对那些采用了德国种族主义中
最恶劣的特点借以维持自己的看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的粗陋形式也是一种耻辱。问题
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它民族坏；问题在于确
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
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再说，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
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恐怕
这种态度常常不过是一种逃避主义，其原因在于不愿意认识那些并不限于德国的倾向，
也在于不愿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放弃那些从德国接受过来的信念，即我们现在仍和德
国人过去那样沉迷于其中的那些信念。仅仅由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导致了纳粹体制，
这个说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口实，把不是产生那种邪恶的制度强加于我们头上，因而，它
是加倍危险的。
本书将要提出的对德国和意大利发展的解释，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以及来自这些国
家的大多数流亡者所作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本书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它也
就会说明，一个像大多数流亡者和英美报纸的国外记者那样特有现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
点的人，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从正确的角度来观察那些事件。将民族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
在社会主义进展下其特权和私利受到威胁的人们所推行的一种反动，这个肤浅而又使人
误解的看法，很自然地受到所有这样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虽然曾在那导致民族社会主义
的思想运动中活跃一时，但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却中止了活动，并且因此和纳粹发生
了冲突，被迫离开了本国。但是，就人数而论他们是仅有的重要的纳粹反对派这一事实，
只不过说明了，在广义上看，所有德国人几乎都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旧有涵义所指的自
由主义已为社会主义所排斥。像我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右翼”
和“左翼”现存的冲突，是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常常发生的那种冲突。但是，如果
这个解释没错的话，那就意味着许多仍然坚持他们信念的流亡社会主义者，现在虽然怀
有最善良的愿望，却正在帮助其寄居的国家走上德国所走过的道路。
我知道，我的许多英国朋友有时会在偶然听到德国流亡者表达出来的半法西斯主义
观点时感到震惊，而这些流亡者真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虽然这些英
国观察家将这归咎于他们是德国人的缘故，正确的解释则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
们的经验已把他们带到远远超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已达到的各个阶段。当然，德
国社会主义者在本国曾从普鲁士传统的某些特征中得到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
主义之间的渊源，为德国双方都引以为荣，这更加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观点。但是如果相
信产生极权主义的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因素，那就错了。民族社会主
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
普鲁士主义——同时，民族社会主义是从群众中兴起，而不是从深受普鲁士传统熏陶并
深受其惠的各阶级中兴起的。
第一章 被离弃的道路
一个纲领，其基本命题是，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己在这一代人中失败，而
是尚未经受考验。
——F·D·罗斯福
当文明的进程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时——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像我们预料
的那样持续前进，而是受到我们将其与往昔野蛮时代联想在一起的种种邪恶的威胁时，
我们自然要怨天尤人而不自责。我们不是都已根据自己最高明的见解而奋斗，我们当中
许多最优秀的头脑不是已为建立一个更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工作吗？我们所有的努力和
希望不是已经以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为目标吗？如果结果与我们的目标如此地不同，
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那么，邪恶的势力必定已挫败我们
的意图，我们成为了某种邪恶力量的牺牲品，对这些邪恶力量，在我们能继续走上通往
美好事物的道路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征服，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吗？无论我们在指出
罪魁祸首时分歧多大，无论它是不义的资本家，还是某一民族的邪恶精神，是我们前人
的愚蠢，还是那个我们曾与之斗争了半个世纪但仍未完全推翻的社会制度——我们大家，
至少在最近以前，都肯定了这样一件事：前一代人中为大多数善良的人们所共有的、决
定着我们社会生活主要变化的主导观念不会有错。我们准备接受对于我们文明当前危机
的任何解释，但除开这一点：世界的现状或许是我们自身真正错误的后果，对我们所珍
爱的某些理想的追求，明显地产生了与我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
当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这次战争胜利结束时，有时难以想到，即使在战前，
我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价值，在这里已受到威胁，而在别处则已毁灭。虽然现时为生存
而交战的敌对各国代表着不同的理想，我们却绝不能忘记这种冲突来自各种观念的斗争，
而这些观念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一个共同的欧洲文明之中；那种最终将创造一种极权主义
体制的趋势并不局限于深陷于这种趋势之中的国家。虽然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赢得这
场战争，但赢得这场战争只不过使我们获得另一次机会去面对根本问题，并寻求一种途
径以避免重蹈类似文明的覆辙。
现在，要不把德国和意大利或俄国看作不同的世界，而把它们看作我们所共享思想
发展的结果，还是有些困难的；至少就我们的敌人而言，将他们看作与我们完全不同，
在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是比较心安理得了。然而，这些国家在极权
主义体制兴起以前的那些年的历史所表现的特征，几乎没有我们不熟悉的。外在冲突是
欧洲思想转变的后果，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别的国家进展得更快，以致于使它们与我们
的理想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我们自身并未置身于这种转变之外。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现在的状况，虽则人们预见不到后果，而
且事实中又没有任何自发变化迫使我们这样与我们的思想相适应，这一点对英国人来说
特别难以理解，正是因为在这种发展中英国人落后于欧洲大多数民族的缘故，这对他们
倒是件幸事。我们仍然把现在正引导人们和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引导人们的各种理想看作
仅能在未来实现的理想，我们也没意识到，近25年中在多大程度上它们不仅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直到最近，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为那种被含糊地称为19世纪的观念或
自由放任的原则所支配。与其它各国相比，并从那些急于加速变革的人们的观点看，这
种信念或许有些道理。但是，尽管直到1931年这个国家只是徐徐地遵循其它国家引导的
道路，即使在那时，我们已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只有那些记忆能溯及上次战争之前
那个年头的人，才能了解自由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里的人民仍很少觉察的关键问题，不仅是发生在上一代人中变化的程度之
巨大，而是它们意味着我们观念和社会秩序演变方向完全改变这一事实。至少在极权主
义的魔影变成真正威胁之前的25年中，我们己经日益偏离了作为欧洲文明基础的基本观
念。我们怀着如此崇高的希望和雄心走进的这个运动，居然使我们直接面对极权主义的
威胁，这对仍然不愿将这两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当前的这一代人来说，不管是一次深深
的震动。然而，这一发展仅仅证实了我们仍然奉行的自由主义哲学之父辈的警告。我们
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而离开这种自由，就绝不会存在已往的那种个人的和政
治的自由。尽管我们受到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这些伟大的19世纪思想家的警告，
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但我们仍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而现在我们已看到这一
种新的奴役形式在我们面前兴起，而我们却把这种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以致我们很难想
到这两件事情可能联系在一起。
现代的社会主义趋向，不仅对不久的过去，而且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意味着
多么鲜明的决裂，如果不仅以19世纪为背景，而且以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就显然很
清楚了。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洛克和
弥尔顿的观点，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
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连我们从伊拉斯谟和蒙
田，从西塞罗和塔西伦、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那里继承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渐
被放弃。
纳粹领袖把民族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一次反文艺复兴运动，可能不由自主地说了真
话。它是毁灭现代人从文艺复兴时代起建立的尤其是个人主义文明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
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
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才能逐步搞清这两种对立原则之间的不同。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
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
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
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
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Freedom”和“liberty”这些字眼儿
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使用它们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费踌躇。宽容或
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那个时期整个过程中部处于
上升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
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至少
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的发
展密切相关的。新的人生观随着商业从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传到西部和北部，通过法
国和德国西南部传到低地国家和不列颠诸岛，坚实地扎根于没有受到专制政治势力压抑
的地方。在低地国家和不列颠，它长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第一次有机会自由生长，
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正是从那里，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它再次以
充分发展了的形式开始传到西方和东方，传到新大陆，传到欧洲大陆的中部，在那里，
毁灭性的战争和政治上的压迫严重地压制了类似发展较早的开端。
在近代欧洲历史的整个时期中，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从他从事日常活动时
束缚他的那些习惯和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至于自觉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发的和不受拘
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则只有在这种发展已有某些进展之后才能
达到。随后到来的拥护经济自由的有系统的论证，乃是经济活动自由发展的结果，而这
又是政治自由的一种无计划的和预见不到的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