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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那种只能喻称为“斗争”的竞争，并将那种在个人之间无须诉诸武力便可决定胜负的
抗争，转变为在强有力的、武装的国家之间的没有更高法律约束的抗争。这些国家同时
是本身行为的最高评判者，都不听命于更高的法律，它们的代表们除了各自的本国眼前
利益之外又不妥任何其它考虑的约束——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必定会导致权力的冲
突。
如果我们只是鼓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现有趋势（这种趋势在1939年前已过于明显）
而不是更好地利用胜利形势，我们也许真的会发现，我们已经打败了德国的民族社会主
义，而又只是创造了一个由许多个民族社会主义所组成的世界，它们虽然在具体细节上
各不相同，但都同样是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且相互之间不断地发生着冲突。于是，
德国人之所以成为破坏者，正像他们己经对某些民族所做的那样，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第
一个走上了一条所有其他人最后也都要跟着走的路罢了。
那些至少部分地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搞“国际性”的经
济计划，即通过某种超国家主管机构来搞。不过，虽然这可能防止一国的全国性计划所
能引起的某些明显的危险，但是提倡这种雄心勃勃的构想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
的提议甚至可以造成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有意识地在全国范围内指导经济事务会引起各
种问题，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同样这样做，那么问题的规模必然还会更大。当那些受一项
单一计划支配的人们所信奉的各种标准和价值的相似性日渐减少的时候，计划和自由之
间的矛盾只能变得更为严重。要计划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未必有多少困难，计划一个小
社区生活的困难也较少。但是，随着计划规模增大，对各目标的优先顺序的意见一致程
度即趋于减少，而仰仗强力和强迫的必要性则随之增大。在一个小社区里，居民在许多
问题上对各项主要任务的相对重要性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有一致的价值标准。但是
我们的网撒得越宽，一致的看法就会越来越少，并且，随着一致看法的日益减少，借重
于强力和强制的必要性就日益增大。
可能很容易说服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了支援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制铁工业或是
“他们的”农业、或者为了在他们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降低到某一个水平以下而
做出牺牲。只要问题仅仅在于帮助那些我们所熟知其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人们，或者
在于改进那些我们很容易想象的、对于他们自己的相应境况的看法基本上和我们的看法
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或其工作条件，我们通常是甘愿做出某种牺牲的。但是人们只
要想象哪怕在像西欧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经济计划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就必将发现这种
计划完全缺乏道德基础。谁能想象竟会有一种共同的公平分配理想会使挪威渔民同意放
弃改善经济收入的前景以便帮助其葡萄牙的同行，或使荷兰工人在购买他的自行车时多
付价款以便帮助英格兰考文垂市的机械工人，或使法国农民缴纳更多的税金以支援意大
利的工业化？
如果大多数人现在还不愿意看到这种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
定恰恰是他们将要为别人解决这些问题，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公正和公平地做到
这一点。例如，只有当英国人看到了在国际计划当局中他们可能是少数，看到了英国经
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可能要由一个不是英国人的多数作决定，英国人也许就能比任何国家
的人更加了解这种计划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国际性主管机构，不管它是以多么民
主的方式组建的，如果它有权命令西班牙钢铁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南威尔士的类似工
业的发展，命令最好把光学工业集中在德国而把英国排除在外，或者只准完全精炼过的
汽油输入英国，并且把一切与炼油有关的工业保留给产油国家时，那么试问英国究竟会
有多少人准备服从这一国际性主管机构的决定呢？
想象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管理或计划一个包含许多不同民族广大地区的经济生活，
这说明了这些人对这种计划将会引起什么问题是完全缺乏了解的。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计划相比，在国际范围内实行计划只能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强力的统治，是由一个小集团
把计划者认为适合于其他人的那样一种标准和目标强加在其他人的身上。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那就是只有由一个统治民族无情地把自己的目的和观念强加于其他民族，德国
人所一直欲求的那种大区经济能得到成功的实现。把德国人所曾表现过的对弱小民族的
残暴和对这些民族的一切愿望和理想的蔑视简单地看作是德国人特别邪恶的表现，这是
一个错误。正是他们所从事的任务的性质，才使得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可避免。要对理想
和价值标准差异很大的人民的经济生活进行管理，就是要承担起一种使得一个人有必要
使用强力的责任。它等于僭取一种地位，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即使是最为心地善良的人，
也不能不使他们被迫按照一种对某些受影响的人说来必定显得高度不道德的方式来行事。
即使我们假定统治力量有着像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样的理想主义思想和无私胸怀，事
情也仍然是如此。但是，经济力量会是无私的这种可能性又是多么渺小，而偏袒自身的
诱惑力却又是多么巨大！我相信英国人的礼仪和公道的水平，特别是在国际事务方面，
跟任何其它国家的人相比都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不过，即使在现在，我们也还能听到有
人申辩说：必须利用胜利来创造条件，使英国工业能够充分运用战时建造起来的专门设
备；同时，必须引导欧洲的复兴，便它适合英国工业的特殊要求，并保障国内每一个人
拥有他自已认为是最适合的职业。这些建议的令人不安之处，并不在于那些体面人物提
出这些建议，而是在于他们是以如此单纯和理所当然的态度提出这些建议——他们完全
没有意识别为实现这类目的而动用强力涉及到道德上的犯罪。
产生这种认为有可能通过民主手段对许多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实行统一和集中管理
的信念的最有力动因，也许就是这样一种错觉：以为如果把决定权交给“人民”，那么
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将很容易克服那些统治阶级之间所存在的分歧。我们完全有理由
预期，在实行世界性计划时，现在在任何一国的经济政策上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冲突，事
实上将成为所有民族之间的、只有诉诸武力才能解决的利益冲突，而且它将以更为激烈
的形式出现。在国际计划当局必须加以解决的那些问题上，各民族的工人阶级之间将必
然同样会有利益及看法冲突，与一国内的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相比，它们更缺乏为各方
所公认的公平解决基础。对于贫困国家的工人来说，他比较幸运的他国同事要求通过最
低工资立法从而免受来自他的低工资竞争，自称这是出于对他的利益的考虑，这往往只
是一种手段，用以剥夺他按低于他国工人的工资进行劳动、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以改善
其处境的唯一机会。对他来说，他得拿出花费了10个工时的产品来换取别处拥有较好机
械装备的工人的5个工时的产品这一事实，无异于任何资本家所实行的“剥削”。
相当肯定的是，与在一个自由经济中相比，在一个国际性计划体系中，较为富裕的
因而也是最为强大的国家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贫困国家仇恨和猜忌的对象，而后者全
都会认定，只要它们能够自由地做他们愿做的事情，它们本来就能够更为快速得多地改
善他们的处境，至于这种看法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提。的确，如果开始把实现各民族
间的公平分配视为国际性计划当局的责任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理论稳步和不可避免的发
展无非就是阶级冲突将变成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当前存在许多有关“为了生活水准的均等化而实行计划”的糊涂言论。稍为详细地
考察一下其中的某个建议，看看它到底包含些什么内容，这会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目前，
我们的计划者特别喜欢提出来要为之制订这种计划的地区是多瑙河流域和东南欧。毫无
疑问，出于人道主义和经济的考虑，也出于欧洲未来和平的利益，这一地区的经济情况
亟待改善，而且只有在和过去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下才能实现这一步。但是，这并不等
同于要求我们根据一项单一的总计划来管理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根据事前制定的计划
表来促进各种产业的发展，而且地方发挥自身积极性与否有赖于中央当局是否批准并把
它编入总计划。例如，人们不能为多瑙河流域创建一种像田纳西河峡谷管理局之类的东
西，如果不因此而在事前决定未来许多年中居住在多瑙河领域地区里的各个民族的相对
发展速度，或者不使这些民族各自的雄心和愿望服从于这个任务。
制订这种计划必然得从规定各种要求的优先次序入手。为了有意识地把生活水平加
以均等化而实行计划，意味着必须通过权衡价值的大小来对不同的要求排序，某些要求
必须优先于另一些要求，后者心得静候该轮到它们的时候——即使那些其利益由此被置
后的人们也许确信，他们不但更有权利，而且只要给予他们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打算自由
行事的权利，他们就有能力更快地达到他们的目标。我们并没有根据去决定，贫困的罗
马尼亚农民的要求要比更贫困的阿尔巴尼亚农民的要求有更多或更少的迫切性，或者斯
洛伐克山区牧民的需要要比他的斯洛文尼亚同行的需要更大些。但是，如果必须按照一
个单一的计划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话，那就必须有人有意识地去平衡所有这些权利
要求的是非曲直，并在其间做出选择和决定。一旦这样二项计划付诸实施，就要把计划
区域内的一切资源用于这项计划——这对那些认为他们自已能干得更好的人们也不能有
例外。一旦他们的权利要求被列入较低等级，他们就必须为首先满足那些得到优先权的
人们的需要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将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如果采用其它某种
计划的话，他的处境也许不至于那么坏，感觉到正是主要强国的决定和强权才使他处于
比他认为应得的要更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在一个小民族聚居区里试行这类事情，而且这
些小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同样狂热地相信自已胜于其它民族，那就只能诉诸武力才能
完成这件工作。事实上，这无异于必得利用决断和强权去解决诸如是马其顿还是保加利
亚农民的生活水平座该提高得更快一些，是捷克还是匈牙利的矿工应该更快地接近西方
生活水平之类的问题。我们并不需要懂得多少有关人性的知识，而且肯定只要稍加了解
有关中欧民族的知识，就可以看出，不管强加的是些什么决定，将会有许多人，也许有
大多数人，认为代为选定的某种特定优先顺序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就会立刻转向那些
实际上决定他们命运的强国发泄他们共同的仇恨，不管它是多么公正无私。
有许多人是真诚地相信，如果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他们能公正地和不偏不倚地解
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是当他们发现人家都转而对他们产生猜忌和仇恨时，他们无疑会真
正感到惊奇，而当他们看到他们有意使其受益的人们表现出反抗时，他们可能会是第一
批动用强力的人，并在强使人民做那些据说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时，表现出他们是十
分残酷无情的。这些危险的理想主义者不明白，当承担一种道德责任必须涉及到通过强
力使自己的道德观念相对于那些在其它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道德观念占上风的时候，
承担这样一种责任会使一个人处于一种不可能按道德行事的处境。如果硬要把这样一种
不可能完成的道德任务强加于战胜国，这肯定会在道德上败坏和损害它们。
让较贫困民族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让我们
尽一切可能去帮助他们。如果一个国际性的主管机构仅限于维持秩序并为人民能改善自
己生活而创造条件，它就能够保持公正和对经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如果由中央
配给原料和配置市场，如果每一个自发行动都得由中央当局“同意”，如果没有中央当
局的批准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的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