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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当局不把它们用于任何其它目的的真正的法律制度内，小国才能像在国内场合那
样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虽然为了确保完成其执行共同法的任务，这种起
国家机构必须很有权力，但是在设计这种国际机构的宪制时，必须防止国际当局以及国
家当局成为暴政机构。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有时也可能妨碍把权力用于合乎愿望的目的的
方法来限制权力，我们将不能防止权力被滥用。在这次战争结束时，我们将会得到的最
大的机会就是：战胜的大国自己也得首先服从一个他们所有权付诸实施的规则体系，也
许应该同时获得把同样的规则加之于他国的道义上的权利。
一个有效地限制国家对个人的权力的国际机构，将是对和平的一个最好保障。国际
范围内的法治必须保障国家不对个人、同时保障这种新的超级国家不对各个民族国家施
行暴政。我们的目标既不是具有无限权力的超级国家，也不是那种“自由国家”的散漫
联合体，而必须是自由人的国家的共同体。我们在很久以来辩解说，在国际事务中，要
想照我们认为是合宜的那样去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它国家不肯照着规矩来行事。那么，
战争行将结束，这将是一个机会来表明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并且表明我们自己也同样准
备接受那些我们认为为了共同利益有必要施之于他国的、对行动自由的限制。
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
办法。但是，这个原则的运用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并且，如果因我们在过于雄心勃
勃的尝试中滥用和苛求该原则，我们就不易取得成功。也许会存在一种把任何新的国际
组织搞成全方位的和世界规模的组织的强烈趋势，并且当然也会存在一种对于某种这样
的综合性组织——如某种新的国际联盟——的迫切需要。很大的危险在于，如果试图单
单依靠这一世界性组织，那就会把一切似乎值得置之于一个国际组织之手的任务都交付
它来负责办理，而它实际上不会足够令人满意地完成这些任务。我始终确信，这种奢望
乃是国际联盟软弱的根源，在它（不成功地）试图成为世界规模的机构中，它不得不被搞
得软弱，而一个更小的、同时更为强有力的联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维护和平的更好的工
具。我相信这些理由现在仍然站得住脚，并且在英帝国和西欧国家（也许还有美国）之间
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合作，但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合作却是不可能的。一个联邦组织所
代表的比较密切的联合，也许其覆盖面起初甚至不能超越像西欧的某一局部地区那样狭
小的一个区域，虽则它可以逐步得到扩展。
诚然，形成这些区域性联邦后，各个集团之间的战争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为了尽量
减少这种危险，我们还得凭借一个更大的、但比较松散的联合体。我的看法是，对某种
这样的其它组织的需要，不应当成为那些在文化、看法和标准上很相似的国家之间紧密
联合的障碍，虽然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尽可能防止未来的战争，但我们务必不要相信我们
能够一举创立一个使得世界上任何角落里的一切战事都成为不可能的永久性组织。否则，
不仅是我们这种企图将不会成功，而且我们也许会因此而失去在更为有限的范围内取得
成功的机会。正如在其它大坏事发生时的那样，为了使战争在将来成为完全不可能而采
取的措施，甚至可能比战争本身还要坏得多。如果我们能够减少容易导致战争的冲突的
风险，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能合理地希望得到的一切。
结论
本书的意图不在于描述出一份有关合乎我们愿望的未来社会秩序的详细方案。如果
说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稍稍越出了它的基本的重要任务的话，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
可能立即要面临一项任务，它要求我们建立一个也许要成为今后长久岁月的发展基础的
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行将到来的机会。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
它只能是一个新的、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
逐渐创造一个和过去25年中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现阶段上，一幅
合乎愿望的国内社会秩序的详细蓝图是否有很大用处，或者说，是否有人有资格提供这
幅蓝图，这至少是一个疑问。现在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来商定某些原则，以及使得我
们从不久以前曾支配着我们的某些错误中解脱出来。不管我们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一点，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这次战争以前，我们确曾又一次到达过一个阶段，当时更重要的是
清除那些因人类的愚蠢而加诸于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解放个人的创造力，而不是设
计更多的机构去“指引”和“指挥”他们——也就是说，要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而
不是去“计划进步”。现在首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
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
是非做不可的。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
明智。
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即使这意味着欲
进先退。表现出这种勇气的，并不是那些信仰必然趋势的人，也不是那些宣扬一种只不
过是根据过去40年以来的走势而预测的“新秩序”的人，也不是那些除了效法希特勒之
外就没有其它什么想法的人。其实那些高声要求新秩序的人，也正是那些完全受那种造
成这次战争和造成我们所遭受的大多数祸害观念影响的人。如果年轻的一代人不怎么相
信那些曾支配过大多数老一辈人观念的话，他们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些观念
依旧他们实际上很少了解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念的话，他们就犯了错或者误入歧途
了。虽然我们既不能希望、也无此力量回复到19世纪的现实中去，但我们却有机会去实
现它的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并非鄙不足取，在这方面，我们几乎没有权利感到比我们
的祖辈优越；我们绝不应忘记：把事情弄成一团糟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已，是这
个20世纪。如果他们还不曾充分了解，为了创造他们所希望的世界，他们究竟需要做些
什么，那么，我们从那时起所取得的经验应当已经使我们具有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需的更
多的知识了，如果我们在创造一个自由人的世界的首次尝试中失败了，我们必须再次尝
试。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在今天，这一指导原则依然是正
确的，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