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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旅馆和一个商店与他的农业及他的牲畜贸易结合起来。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象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自然是一条规则，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就象一个工商业者很少能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一个企业家一样，不管其程度是多么微小。
由于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从专门意义上讲的社会阶级，如同 ——例如——地主或资本家或工人那样。自然，企业家的职能对成功的企业家及其家人将会导致某种阶级地位。这种职能也可以给一个社会历史的时代打上它的烙印，可以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道德的和美术的价值制度；但在它本身，它并不表示一种阶级地位，也不以一种阶级地位为前提。而且由此可以获得的阶级地位，也并不就是一种企业家的地位，而是根据企业的资金如何使用，以土地拥有或资本家为特征的。于是，金钱财产或个人品质二者的继承，均可以使这种地位保持在一代人以上，使子孙后代进一步从事企业开发比较容易一些；但是企业家的职能本身却是不能继承的，制造业家族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现在决定性的问题产生了：为什么实现新的组合是一个特别的过程和一个特种 “职能”的目标呢，每一个人都是在尽可能好地进行他的经济事务。诚然，他自己的意愿是从来不会尽善尽美地实现的，但是最后他的行为是由他的活动的结果对于他的影响所定型的，以便适应通常不会突然变化的环境。尽管一个企业从任何意义上说从来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的，可是到时候它会接近于相对的完善，就周围的世界、社会的条件、时代的知识以及每一个人或每一个集团的视野相对而言。新的可能性继续不断地由周围的世界提供，特别是新的发现被继续不断地增加到现有的知识宝库中。为什么个人不能尽量利用新的可能性，就象他利用旧的可能性那样，并且根据他所理解的市场情况，去养猪而不养牛，或者甚至选择一种新的作物轮种，如果这样能被看作是更加有利的呢？有何种特别的新的现象或问题，不能在已经建立的循环流转中找到，而却能在那里产生呢？
虽然在习惯了的循环流转中，每一个人能迅速地合理地行动，因为他对于他的行为根据确有把握，并受到所有其他人的与这一循环流转相适应的行为的支持，这些人转过来又期望他从事合乎习惯的活动，但是，一旦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任务时，他就不能单纯只是这样去作。虽然在习惯了的渠道中他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对于正常的个人来说是够用的，但当他面临着创新时，他就需要指导。虽然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在逆着潮流游泳。从前的助力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知的数据，现在变成了未知数。超出了例行事务的范围以后，许多人就不能再前进一步，而其余的人也只能用高度变动无常的方式去进行。那种说行为是迅速的和合理的一类假设，在所有的场合都是一种虚构。但是它会变得足够接近于现实，如果人们能有时间去被迫懂得客观事物的逻辑的话。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及在它发生的限度以内，人们可以满足于这种虚构，并在它上面建立理论。于是那种认为习惯或惯例或非经济的思维方式会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的个人之间造成无可补救的差别，以及认为例如 “股票交易所经济学”对于今天的农民或中世纪的手工匠都是不适用的等等，就都不是实在的了。反之，相同的理论的图景在其最广阔的轮廓上是与属于完全不同文化的个人相适合的，不问其智慧和经济理性的程度如何；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农民出售他的小牛就象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出售他的股票一样的精明和一样的照顾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一看法，只有在无数的先例在几十年中，并且在根本之点上在千百年中形成了行动，并且消除了不适应的行为时，才是真实的。在这个范围以外，我们的虚构就失去了它的对现实的接近性。在那里还紧紧抓住它不放，就象传统的理论那样做的，就是掩盖一种主要的东西，并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事实比起我们的假设同现实的其它一些偏离来，很不相同，它在理论上是最重要的，它是对没有它就不会存在的一些现象作出解释的源泉。
因此，在描述循环流转时，人们必须把生产手段的组合（生产函数）当作数据，就象自然的可能性那样，只容许在边际上作小小的变动，正如同每一个人通过使自己适应于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所能完成的，而不大大地偏离熟悉的路线。因此，同样，实现新组合也是一个特殊的职能，是这一类型的人的特权，而他们的人数比所有具有实现新组合的 “客观”可能性的人数要少得多。所以，最后，我们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动力。因此，我们的立场可以用三对相应的矛盾作为特征来描绘。第一，用两个真实过程的对立：一方面有循环流转或走向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有例行经济事务渠道中的变化，或从制度内部产生的经济数据中的自发的变化。第二，用两个理论工具的对立：静态的和动态的。第三，用两类行动的对立，根据现实，我们可以将其描绘为两种类型的人物：单纯的经理和企业家。因此，从理论意义上讲的生产的“最好方法”，可以设想为“在已由经验检验的并且已经变得熟悉的各种方法中的最有利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在当时“可能的”方法中的“最好的”方法。如果人们不作这种区分，这种概念就会变得没有意义，而正是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解释意在为之作出贡献。
现在，让我们把所讨论的关于行为和类型的特征，作一精确的表述。日常的哪怕是最小行动，也体现着巨大的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每一个小学生必须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去创造他所知道的东西和他所使用的东西，那他就必须是一个心智上的巨人。如果每一个人在每一种场合都必须重新创造那些指导他的日常行为的一切规则，那他就必须是一个智慧和意志的巨人。这不仅对于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以历经成千上万年所产生的原则为依据的那些决定和行动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较短时期的和具有比较特殊性质的产品来说也是如此，这些产品构成了完成职业任务的特殊工具。但恰恰是这些事情，它的完成根据这一点应当包含至高至上的努力，一般却根本不要求个人作特别的努力；这些应当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却特别容易；这些应当要求有超人的能力才能做的事情，却是最没有才能的人也能做到的，只要心理健康的话。特别是，在日常的例行工作中，无须有领导。自然，仍旧必须为人们规定任务，维持纪律，等等；但这是很容易的，这个职能是任何正常人都能学会去完成的。在大家所熟知的界限以内，甚至领导别人的职能 ——虽然仍然是必要的——也只是一种象任何其他的工作一样的“工作”，可以同看管机器的服务相比拟。所有的人都依照习惯的方式去了解，从而能够去进行他们的日常任务，通常都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它们；“领导人”有他的例行工作，就象他们有他们的例行工作一样；而他的领导职能只是去纠正那些个别脱离常轨的行为。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知识和习惯一旦获得以后，就牢固地植根于我们之中，就象一条铁路的路堤植根于地面上一样。它不要求被继续不断地更新和自觉地再度生产，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识的底层中。它通常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压力，几乎是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我们所想的、所感觉的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常常完全变成了自动的，而我们的有意识的生活并不感到它的累赘。可是，这里牵涉到的在种族和个人中的力量的巨大节约，并没有大到足以使日常生活成为轻微的负担，并足以阻止它要求照样耗尽平均的能力。但它是大得足以能够满足普通的要求。这对经济的日常生活是同样适用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就经济生活来这样说，在例行事务的边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难，都包含一个新的要素。正是这个要素，构成了领导这一现象。
这些困难的性质可以集中于以下三点：第一，在这些习惯的渠道之外，个人没有在渠道以内他常常知道得非常准确的那些供他作决策之用的数据和那些行动规则。自然，他仍旧必须根据他的经验来进行预测和估计。但是，许多事情必然是不能肯定的，还有一些事情只能在广大的限度内才能确定，再有一些事情也许就只能 “猜测”。尤其是，个人力图要去改变的那些数据，以及他想要创造的那些数据，都是如此。现在，他必须真正在某种程度上做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传统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在每个细节上自觉地计划他的行为。在这样做时，比在习惯的行动中，将有更多的自觉的合理性，而习惯的行动是根本不需要反映这种自觉合理性的；但这种计划必然不仅易于犯程度上更大的错误，而且易于犯习惯行动中所发生的以外的他种错误。凡是已经做过的事情，总有着我们曾经看到的和经历过的一切事情的鲜明的现实性；而新的事情就只是我们想象中的虚构。实现一个新计划，和根据一个习惯的计划去行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象建造一条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样。
如果我们记住了不可能去彻底调查计划中的企业的一切影响和反影响，那么，这是一件多么不同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明白。即使如果人们有着无限多的时间和资金，以致那些影响和反影响可以在理论上加以确定，也必然在实际上处于不可知的状态中。就象军事行动，即使可以得到的全部数据并不在手边，也必须从一定的战略位置去采取一样，在经济生活中，即使在没有得出要作的事情的全部细节时，也必须采取行动。在这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依靠直觉，也就是以一种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根据的原则，而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彻底的准备工作，以及专门的知识、理解的广度和逻辑分析的才智，在某种情况下却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可是，我们愈益准确地学会怎样去理解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我们对事实的控制就愈益完全；事物能进行简单计算，并且的确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计算的范围（具有时间和逐渐增加的合理化）越大，这个职能的意义就越是减少。因此，企业家类型的人物的重要性必然要减少，就象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性已经减少了一样。不过，每一类型的人物的根本实质的一部分，则是和这一职能分不开的。
上面说的第一点属于任务方面，而第二点则属于工商业者本人的心灵方面。作一种新的事情，不仅在客观上比作已经熟悉的和已经由经验检定的事情更加困难，而且个人会感到不愿意去做它，即使客观上的困难并不存在，也还是感到不愿意。这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科学史对于下面这一事实是一个巨大的证明，那就是，我们感到极其难于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习惯的轨道，尽管它已经变得不适合，而更适合的创新本身也并没有呈现什么特殊的困难。固定的思维习惯的性质本身，以及这些习惯的节约能力的作用，是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之上的，那就是，这些习惯已经变成了下意识的，它们自动地提供它们的结果，是不怕或不受批评的，甚至是不怕或不在乎个别事实与之发生的矛盾的。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当它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用处时，它就变成了一种障碍物。在经济世界也是如此。在想要做某种新事情的人的心中，习惯的力量升腾起来，反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规划或设想。因此，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以便在日常领域、范围和时间内的工作和牵挂中，去为设想和拟订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