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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债权人却并不感到不安。因此，老企业要比新企业维持长久得多。而新企业总是严格地和被怀疑地受到考查；它没有准备金，至多只有透支便利；并且它只要显出一点遭遇困境的信号，就会被认为是频临破产的债务者。这样，所有情况变化产生的反应作用，对新企业就比对老企业，要显露得更早一些和更加惊人。所以，它在前者场合比在后者场合更容易导致最后的结果——破产，而对于后者则开始了一种缓慢的衰变。这就歪曲了现实的图景，并且也是为什么对危机中的一个选定过程只能以一种重要的限制而加以论述的原因；因为只有那种受到大力支持的厂商，而不是自身最为完善的厂商，具有渡过危机的最好机会。但是这不影响这种现象的本质。
５．尽管我们有理由说，形成不景气周期的调整和再吸收过程，使经济体系中最有活力、对决定商业界的气氛贡献最大的要素，引起不安；并且，尽管即使一切都以理想的完善形式出现，它也必然要消灭许多价值和存在实体；然而，如果只从繁荣刺激的终止方面来观察，或者仅仅用消极的特征来描述，那么对不景气的性质和结果也就仍然不能充分掌握了。关于不景气，还有更多令人感到高兴方面的事情，比起刚才指出的事情来，能更好地表达它的特征。
首先，这种不景气，正如已经阐述的那样，引向新的均衡位置。为了使我们自己相信，其中发生的所有问题确实可以从这个观点得到理解，并且它不过是显然无意义的和未经限制的，让我们再一次来考虑一下许多个别人在不景气时期的行为。他们必须使自己适应于由繁荣引起的干扰，也就是由新的组合及其产品的蜂群般出现所引起的干扰，由他们与老企业的并肩出现以及由他们的单方面出现所引起的干扰。老的企业 ——也就是理论上所有的现在企业，除了在繁荣中形成的企业，以及进一步除了由于垄断地位，由于拥有特别优势，或者由于持久的优良技术而实际上脱离危险的企业——面临着三种可能性：衰败下去，如果由于客观的和个人的理由而不能适应的话；开始收敛，并且试图在一个较合适的位置上生存下来；最后，以其自己的资源或借助外界的帮助，或改而从事另一种工业，或采用其它技术性的或商业的手段，以较低的单位成本扩大生产。新企业不得不经受他们的头一次考验，一种比他们如果是陆续出现而不是蜂群般地出现所要经受的考验困难得多的考验。一旦建立起来，他们必定要适当地参入循环流转，并且，即使在他们建立时没有差错，但在许多方面也必定有很多地方需要加以修改。即使从不同的次要原因来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可能性，也同老企业所面临的，有相类似之处；而且，如上所述，在许多方面他们应付问题的能力比老企业要差。在不景气中，商人的特有行为包括采取一些措施，措施的改正，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措施。所有这些现象，暂且不论没有事实依据的恐慌以及错误引起的后果——它们表现为危机中事物的非正常过程的特征——可以包含在这种由繁荣造成的情况的概念之中，也就是包含在商人被迫采取的行为，包含在均衡受到的干扰及其反响，或者包含在论据的改变以及对它的成功或失败的适应等等的概念之中。
正如趋向新的均衡位置的努力挣扎，它使创新具体化并对老厂商产生影响等等，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不景气时期的真正意义一样，于是也可以同样表明，这种努力挣扎必定实际上导致非常接近于均衡位置：一方面，不景气过程的能动冲击，从理论上讲，除非在它发生作用，并真正带来均衡之后，是不会停止的；另一方面，除非到那时，以新的繁荣形式发生的新的干扰，也是不会从经济体系本身中出现的。工商业者在不景气时期的行为，显然是由现实的或者即将来临的损失因素所支配的。但是，损失会出现或者已经逼近 ——并非必然地产生于整个经济体系之中，而只是部分地招至危险——这只要所有的企业，从而整个的体系，不是处于稳定的均衡中；这实际上也等于是说，直到他们再次以接近偿付成本的价格生产为止。因此，只要这样的均衡未接近于达到，那么在理论上就总是存在不景气。这一过程当它在这个意义上发挥了它的作用之前，也不会被一个新的繁荣所打断。因为直到那时，必然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新数据的不确定性，它使得不可能去估算新的组合，并且使得难以得到必不可少的因素的协作。如果遵守以下的限制条件，那么两个结论都是符合事实的。对于现代工商业界所特有的关于周期运动及其机制的认识，足以使工商业者，只要当最坏的情况过去了，就能预测将要来临的繁荣，特别是它的次级现象；许多个人对于新的均衡的适应性，从而许多价值对于新的均衡的适应性，常常被这样一种期望所延缓或者阻止，那就是，如果他们多少能坚持的话——这常常是以他们的债权人的利益为依据而进行通融——那么他们就能够在下一个繁荣中以有利的条件进行清理，或者根本上就认为完全没有清理的必要，——这在具有优势的繁荣时代，尤其重要，并且拯救了许多实际上不适于生存的厂商，同许多适于生存的厂商一样保存下来。但是无论如何，它延缓或者阻止达到稳定均衡位置的过程。
经济生活的日趋托拉斯化，促进了既在大型联合企业的本身，从而也在它们的外部，失调的持久而又连续的进行；因为，如果在生产的一切部门中都存在自由竞争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只能是完全均衡了。而且，由于某些厂商特别是那些老厂商的财政能力，调整并不总是迫切的，并不总是与生死存亡紧密相关的问题。此外，还存在有外界给予处在困境的厂商或整个工业以支持的做法，例如政府补助金，它的给予是基于认为困难只是外部环境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困难这种善意的或弄虚作假的设想。在不景气时期，也常常有要求实行保护关税的呼声。所有这些，都以和老企业的财政实力相同的方式，发生作用。不仅如此，也还存在着机遇因素 ——例如出现在正需要的时候的好收成。最后，不景气过程中的非正常情况有时候产生补偿过度的效果；例如，假使一种未被证实的恐慌曾经不恰当地贬低了一个企业的股票的价格，结果矫正性的上升运动开始，那么这个上升运动便会反过来进行得过火，以不适当的高价维持其股票行情，并导致小规模的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持续下去，直到真正的繁荣开始。
当然，最终达到的境地从来不会和一个没有发展的体系的理论图景完全相符合，在这一图景中将不再存在利息形式的收入。不景气的相当短暂的持续时间，就独自阻止了这个现象的发生。尽管如此，可是一种对没有发展的境况的接近，总是会出现的；并且这种境况，由于相当稳定，可以再次成为实现新组合的开端。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而得出结论：依照我们的理论，在两个繁荣之间，必定存在有一个到头来接近均衡位置的吸收过程，而导致均衡便是它的作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这样的中介位置实际上存在并且对它的解释是每一种周期理论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也因为只有对这种周期性的 “准均衡”位置的必要性的证明，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论点。因为我们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而发展的波浪首先使从这里产生——不管在历史上是否有过或者何时有过此种情况。我们甚至可以仅仅假定一种初期的“静止”状态，以便于让波浪的性质清楚地显示出来。但是，就我们用以解释这种现象的本质的理论来说，只说周波的一个低潮事实上跟随周波的每一个顶峰是不够的：还要说明它必须是必然地这样去进行——这不能简单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它的事实来代替证明。由于这个原因，一定份量的学究行为似乎在这一节是需要的。
第二，暂且不论对刚才已占据我们注意力的创新的消化，不景气周期起了某些其它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如它因之而获得名声的现象那样显著：它完成了繁荣所允许的东西。这种影响是持久的，而被感到不愉快的现象则是暂时的。货流得到充实，生产被部分地改组了，生产成本有所减少；并且，最先作为企业利润出现的东西，最终则增加了其它阶层的永久性的真实收入。
尽管这些效应结果一开始就遇到各种阻碍，但从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一结论（也参看第四章），却仍被如下的事实证明为正确，那就是不景气的正常过程的经济图景，在整个过程中，并不象渗透于其中的情绪引人想象的那样暗淡。除了经济生活的一大部分通常几乎未被触及之外，在大多数场合，总交易额的物质数量的降低只是微不足道的。任何官方对危机的调查都表明，关于不景气引起荒废的流行概念是如何被夸大了。尽管在繁荣时期出现通货膨胀以及在不景气时期出现通货紧缩的周期性运动，必然特别强烈地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仍然不仅适用于依据商品所作的分析，而且也适用于依据货币所作的分析。与平均年份的数字比起来，繁荣时期总收入的上升和不景气时期总收入的下降，都不超过８％到 12％，甚至在美国也是这样，那里发展强度可能使波动较之在欧洲更为显著（参阅米切尔的著作）。阿弗达农已经表明，不景气期间价格的下跌，平均而言，仅仅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而真正大的波动则产生于个别物品的特殊情况，与周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同样的事可以用来说明所有真正大规模的一般性运动，例如战后时期。当那些事件（恐慌、倒闭风潮等等）的不正常过程的不断减弱的症象，以及伴随它们而产生的对于不可预料的危险的焦虑，都归于消失的时候，公众舆论也将对不景气作出不同的判断。
如果我们考虑到不景气所带给不同类型个人的，以及不景气从不同类型个人那里取去的 ——总是从事件的不正常过程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对这点我们暂不在这里涉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景气时期的真正的特征。它使得企业家及其跟随者们，特别是那些偶然地或者利用投机享受繁荣期间价格上升的果实的人们，失去了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投机场合，只能是极不完善地代之以在暴跌中出现的看跌的可能性。企业家在正常情况下已经获得利润，并且已经把它包括在现在已经建立起来和经过调整的企业中；但是他并未进一步获得利润，相反，他倒有蒙受损失的威胁。在一般的情况下，他的企业家利润将会枯竭，他的其它企业家收入也将会是最小的，即使是在事件的理想过程之中。在事件的实际过程中，许多不利的影响，即使被某些已经提及的因素减轻了，也是会并发出来的。与老企业相联系的既在事物，现在正被竞争所制服，自然要吃些苦头。拥有固定货币收入或者拥有只是在一段长时间之后才可能改变的那种收入的人，诸如领取年金的人、靠租金或息票过活的人、政府官员、以及以长期条件出租土地的地主，都是典型的受益于不景气的人。他们的货币收入的商品内含，在繁荣期中曾经被压缩过了，而现在却得到扩展；并且，诚然从原理上说，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参阅上面３．“第三”），它必定扩展得比原来被压缩的程度更大一些。短期投资的资本家，从单位收入和资本的比前增大了的购买力中获利，但又由于较低利率而受到损失。在理论上，他们受的损失必定高于得利，但是，无数的次要情况——一方面是损失的危险，另一方面是高度冒险的奖赏和过分的需求——使这个原理失去了它的实际的事要性。那些并不把地租用长期合同固定于货币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首先是所有拥有土地的农民——基本上完全处于与工人相同的位置，这样，现在为工人申辩的问题也适用于他们。在实际上具有重要性而理论上不值得考虑的差别是一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将不加以论述。
在繁荣期间，工资必定上升。因为当次级周波上升的时候，首先是来自企业家的，然后是来自所有扩张业务活动的人的新的需求，直接和间接地，主要是对劳动的需求。因此，就业量必定首先增加，并且劳动工资的总额亦随之增加；然后，工资率以及个别工人的收入亦随之增加。正是由于工资的上升，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