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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这个时期，支出通常比产出要扩充得多一些，并且经济体系中没有创新的领域，将使它们自己适应于这种状况。这里不可能运用关于时间序列活动的历史解释来表明，当我们把一段时间作为经济繁荣的时期时，这对我们所意指的一切事情是解释得何等充分。（同样也没有必要来表明，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经研究过在这个“评论”杂志上发表过的图解，他就必定是很清楚的。）经过一段孕育时期（当然我们必须把它区别于单个厂商的情况，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用孕育这个名词来称呼）之后，新的经济结构的产品和劳务就可以到达它们的市场，取代其它这样的产品和劳务，或者取代与它们相联结的现在已变得陈旧过时的生产和企业经营的方法，并强制施行一种清算、调整和吸收的过程。即使没有人曾经犯过任何过失，也没有人曾经有过任何行为失检，情况也将会是上述这样的；虽然更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就会了解到，过失和行为失检的结果将会揭示出，在这一时期这个体系将竭力挣扎回到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就货币和信贷而言，诱发所有其它事物的根本要素就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一旦出售新产品的进款流入时，以及只要这些进款是用来偿还银行贷款的话，存款在严密的逻辑意义上就渐渐收缩到以前的均衡邻近区的位置上，而实际上，多少是向这一位置靠拢。再者，如果要把那些由经验告诉我们的通常与均衡邻近区相联系的所有的偶然现象，都插入到这个图景中去，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而这种图景则是由一连串重大的事件所产生的并为人们所理解的结果。这不仅描绘了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性质及其有机功能的比较真实的图景，而且也提供了令人满意地符合于统计的说明。
不管这种体系开始怎样偏离于均衡点，虽然没有逻辑上的必要性，但却也常常引起派生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工商业者将按照他们所观察到的变动速率而进行活动。这种诱发现象的综合总体，是周期的群众心理的中枢，并大大加剧它们的幅度，我们称之为 “次级波浪”。这种表述首先用于1911年，很容易使人误解；只是因为凯恩斯先生把它捡了起来，所以至今仍然采用着。但是，这种事情却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于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只看到这一方面而不及其它。这种情况除了可以说明在诊断和补救政策上的许多错误之外，也有助于解释并且部分地证明大量的“理论”是合理的，这些理论即使没有抓住本质现象，但当人们把它们看作是重迭于初次波浪上面的次级波浪结构的组成部分的描述时，倒也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于是，周期运动的各个单位，必然位于均衡的各个邻近区之间。在经济变动的最简单的模式里，只有两个阶段。但是，由于这种事实，那就是萧条力量是从这个体系的 “繁荣旅程”走向回程时而获得更大的势头，特别是由于次级波浪的崩溃所引起的现象，这个体系经常超越在它的回程中所冲击的均衡的第一个邻近区，并且又走上“萧条旅程”，从这里它又被均衡韧带的行动所强制，从而又把它带到另一个邻近区，从那里下一个周期的繁荣又将开始。因此，我们通常把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这几乎是普遍公认了的，但有必要注意，为了要进行基本分析，我们不能自由地从我们喜欢的任何点，或任何阶段开始去计算周期，比如从顶峰到顶峰，或从低洼到低洼，而是必须经常开始于复苏之后，以及在繁荣之初。更者，我们还必须辨别这两种情况（复苏和繁荣），虽然由于两者都是上升的这一事实，要辨别它们可能是困难的。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不能认清复苏中的活动“力量”是完全不同于繁荣中的活动“力量”，就是造成错误分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根本问题仍旧未得到回答。为什么创新发挥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而不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进行分配，以致于能够象劳动力供给的现行增加那样，恰好是连续被吸收的，（这里所指的创新是要与 “发明”及试验区别开的，因为发明和实验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发明这个要素没有得到马歇尔的什么重视。）为此我们又立即得到一种回答：一旦当社会上对于某些根本上是新的和未经试验过的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反抗被克服之后，那就不仅重复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做“类似的”事情，就要容易得多了，从而第一次的成功就往往产生一种蜂聚的现象（可以用汽车工业的出现为例来说明）。这的确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没有完全消失，一般是用以扩散一种改良和收获社会成果——在紧接着的萧条阶段。但是，要获得充分的说服力，就需要更加大大深入到这一现象之中，它的根源延伸到远远超越现在所能达到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尽管如此，象本书作者曾经有过不幸的经验那样，即令是非常煞费苦心的陈述，想把他所要传达的真实图景传达给批评者也曾经常常是失败的；他宁愿请求读者把创新的蜂聚情景作为一种符合事实的前提条件或假设，如同在物理学中所作的假设一样，不管其结果是可能被引证说明以支持或反对他们的客观真理。尽管如此，可是他仍然感到有权对任何怀疑这种命题的人说：观察你周围的工业生活，并且你自己看看它是否并非如此。别的作家们曾经十分独立地强调一种事实，那就是有可能从历史上将每个经济周期与一个特定工业或少数几个工业联系起来，这个工业或这几个工业是在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好象是运用这个火炬，到后来成为燎原之火，遍及于更加广阔的地面。投资货物的波动，比起其它场所的波动要更加显著得多的这一确有依据的事实，由于它可以用上述的假设条件来作解释，因而是指向同一方向的。
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分析模式提供了关于经济趋势的解释，这种解释也是和决定趋势的生产技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增长要素以外，影响我们时间序列的趋势的因素，并不能同那种形成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区别开来，而只不过是体现了后者的变动结局。对于这些 “结局－趋势”，象作者在他的著作中称呼它们的那样，是完全不能够应用最小二乘方类型的正规方法。就推断而言，自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到保证的。但是，它的确有某些一般的特征，可以用来把这种正规方法发展成为或多或少的粗略的近似法。关于四个阶段的相对的或绝对的长度，即令不顾及它们将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的事实，也不可能得到一般的概括定论。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由于这种理由，单单提出周期顶峰的高度或周期低潮的深度的确没有重大的意义，虽然我们将立即找到一种理由，来预断某些萧条将比其它的一些萧条要严重得多。
（四） “三种周期”体系
上面的分析，不仅能说明这个事实，那就是一旦当均衡邻近区已经 “从下线”达到时，繁荣的波浪往往就一定出现，并常常是逐渐减弱而进入另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而且，就本文作者所能考虑到的，也能说明那些曾被证实与上升波动或下降波动相联系的每一单个事实或特点，却尚未证实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所引起的。读者最好将他所考虑到的这些特征列为一表，并且观察它们是否适合于这里提供的模式，用这样的方法来检验我们上述的见解是否正确。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只有一种波浪式的运动渗透到经济生活中。恰恰相反，我们倒有理由认为，我们指的创新所包含的一些过程，比起其它过程来，必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作用。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铁路化或电气化，可能要花费从半个世纪到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并且包含着这个国家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类型上的根本转化，它改变人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直到他们精神上的雄心壮志；可是另外一些创新或创新组合，却出现和消失在很短的年限里。更者，长周期变动一般是以明显的步骤而实现的，并且由此引起较短的波动和较长的根本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周期并认定它将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那是不太合乎常情的。事实上，那样的一种认识也只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假设，它只有当我们的材料能明白无误地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是恰当的。但是，由于情况不是这样，即令除掉我们的材料很可能遭受外部的干扰这一点不计之外，情况也不是这样，因而更加现实的态度似乎就是要承认有很多的周期在同时运行，并且要直接面对分析这些周期彼此干扰的问题（而且也可能要撇开一些虚假的不规律性，这就是说，撇开那种只是由于单个周期的假设所引起的不规律性）。因为，尽管如此，可是还有必要为了处理我们的时间序列，安排一个适当数量的各有显著特点的周期波动，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彼此重迭的，并且被看成是把它们的常态部位或均衡邻近区域靠近这样一些点，在那些点上这些波动要穿越而过为它们作基础的下一个较高层次的周期的轨道。所以“三周期”体系就在这里提了出来，作为一种相当有用的可行的假设。对于这一体系，除了描述性的功用外，我们也不提别的要求；但是，很显然这种体系可以满足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也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有理由被要求去满足的，那就是要赋于历史的意义，这一点要比完成任何形式上的标准重要得多（象我们的资料所揭示出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那样，就概率意义而言，它们不是微小的、自变的或者“无数的”）。
从历史上认识到工业体系在任何时候所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它们所发生的方式，首先呈现出存在着经常所提到的为时 54年到60年的“长波”。关于这一长波，过去偶尔也被有些人，特别是波斯皮托夫所认识到，甚至还被测度过，但是只有康德拉季耶夫才对这一长波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所以，人们把它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19世纪的经济史学家不自觉地和独立地证实了第一次长波的真实性，我们的资料也允许我们去进行观察，这就是从1783年到1842年的这一长波。这些经济史学家们也正好事先征实了我们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特别创用了“产业革命”这一名词，它包含了我们所意指的每一件事情。这一名词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而且也陈旧了，但是，它却很好地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完全震动了不抱偏见的观察者。1842年至1897年很容易解释为世界上的蒸汽和钢铁时代，特别是解释为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这看来或许是肤浅的，但是它能够详细显示出铁路建设以及这种建设所附带的、和它有关的、或相应而生的操作，就成为那个时候经济变迁和经济波动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也成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每一阶段的主导特征。未来的历史学家最终将比较容易地认识到，电气、化学和汽车对于大约从
1897年开始发生的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波和下降波的发端的重要性。自然，假如我们宁愿采用一种更加通常的方式来表述同一件事情，我们就可能把这些过程称为“投资”以及信用的扩张和收缩：这的确是这一机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幸的是，这种描述虽说是更通常一些，但也更肤浅一些，而且容易为周期的各种货币理论大开粗糙和错误之门。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原因的分析，必须从引起那种借用扩张的事情开始；如同每一个令人满意的对结局的分析，必须从考查用增加的货币资源进行了什么工作开始一样——此后我们立刻就会停止怀疑，为什么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过，如果我们停留在投资过程，并且假定它有它自己的机制，我们就不仅不能掌握到事物的核心，而且也将难予逃脱这种铤而走险的逻辑，就象下述结论的含意那样：因而投资的增加及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扩张信用的方法来制造繁荣。
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并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来建立这一特殊的周期。但是，那又意指什么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名词，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某一系列的事实（物价水准、利息率、就业等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