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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经常把“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挂在嘴边。
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同情别人，也没有必要和别人分担痛苦。可以对他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往别人的伤口上撒盐。
除了这些可笑的忠告，我认为下面才是本·斯坦提出的最现实的忠告：
“为了让自己尽量完美，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只要有少量的能力就够了，然而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幸运、克服危险的能力，以及想要成为富人和想要出名的强烈欲望。”
5、小事也很重要
2005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提名者约翰·罗伯特，成为华盛顿最幸运的男人。约翰·罗伯特本来只是大法官候选人，但是当布什政府因为“卡特里娜”惨案陷入政治危机的时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去世，于是约翰·罗伯特突然间成了司法部的首长。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职位。只要不主动辞职，就可以做到不想做的时候，或者做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在80岁去世，也就是说，当时只有50岁的罗伯特还可以在今后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守住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位置。到那时候，说不定连乔治·W·布什总统也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尼克松和里根两位前总统分明任命威廉·伦奎斯特为大法官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是这两位总统都去世以后，威廉·伦奎斯特也仍然占有着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位置。
我在华盛顿做特派员的时候，在听闻会上见到过各种各样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但是想不起来有谁能像罗伯特法官那样用善良的表情征服议员。他头脑聪明，有着出色的能力。对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提出异议。在听闻会上，只要他开口，人们就禁不住感叹，“他的脑子里怎么什么都有？”
他的学历和经验绝对是梦幻级别，人品也无可挑剔，所以在听闻会召开的时候，几乎很少能听见有关他的负面传闻。他的法律见解值得有识之士与他展开激烈的辩论，而他的智慧和品行则是人们尊敬和崇拜的对象。
当听闻会上提出性差别的问题时，他说：“我的姐姐和妹妹，还有妻子也在外面工作（workoutsideofthehouse），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我关心的重要问题。”我被他这个小心翼翼的说法感动了。他郑重地回避了可能冒犯全职主妇的危险。世界上的女人没有“工作”和“不工作”之分，只有“在家里工作”和“在外面工作”之分。
关于这位将来可能终生固守司法部首长位置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候选人，美国媒体进行了细致的追踪和分析。针对罗伯特的履历所做的多角度分析当中，最有趣的报道是关于他的语法实力。二十年前，罗伯特在白宫当法律顾问时写的文书被公开出来，他在批注中写道：
“从法律层面讲，我没有反对意见，但是在语法上有两点需要指出来。”
他在政府公文上详细指出语法或拼写方面的错误，以及不恰当的词语。这样的事情不只一两次。对他来说，没有错误的完美语句是法律学家的骄傲。我被他的慎重和细致，以及重视小事的态度感动了。
说起对语法的固执，不仅仅是罗伯特法官。如今已经离世的前任大法官哈里·布莱克蒙恩几乎是个完美的语法学者。现任大法官安东尼·斯加里亚也是一位具有相当水准的语法专家。也许你会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既不是论述教师，也不是国语教师，谈什么语法？不过，谁都知道，法律和政府文书可是不允许有丝毫差错，不允许让人产生误解的领域。
美国精英们受到的写作教育超乎我们的想象。与刚刚展开论述教育的韩国情况大不相同。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说：“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最终生产物不管是文书，还是书籍，都要表现为文字的形式，如果出现语法错误或错别字，就等于生产出了有瑕疵的产品。”这是很可怕的失误，可能会当场遭到退货，甚至取消合约。他在白宫做参谋的时候，如果看到下属递交的报告书第一页有错别字，马上就扔到垃圾筒。一篇好文章如果意外地出现了错别字，也许你会说，这不过是“白玉微瑕”，然而玉的质量并不取决于玉本身，而是取决于“瑕疵”。
我们喜欢高谈阔论，认为语法之类不过是琐碎而无聊的问题。但是我有时会想，美国的竞争力就在于这些大块头的人们尽量把小事做得细致而完美的态度。
我最开始做时事月刊记者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采访和写稿子，而是看别人写的文章，进行修改。在杂志社，采访、编辑和校对任务并不是彻底分离，都由记者们同时完成，但是编辑和校对任务大多由资历较浅的记者完成。
到处约稿，接到稿子以后，一边阅读一边修改，加上题目，编辑成型，这是我最常做的工作，然而我真的很不适合做这种工作，当时感觉非常痛苦。负责撰写主力报道的前辈们每个月都要采访到最后，还要写稿子，没有精力看别人写的文章。这些事情常常落到后辈们身上，那时我真想逃跑啊。
阅读别人的文章，一字一句地修改，这要比自己写稿子更难。我需要更集中，更小心，而且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所以难度增加了许多。那段时间，通过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培养了欣赏好作品的眼光。也看出我们的社会在写作方面是多么缺乏竞争力。
在著名学者中间，也有很多人把语法弄得乱七八糟。很多稿子是写完之后直接发过来的，好像连看都没看过。一个小说家写畅销小说赚了大钱，然而我看过他的文章之后，不由得震惊了，“这真是靠写文章为生的人写出来的吗？”
那段时间，也许我真正的收获不是到处采访，然后写出不成熟的报道，而是在阅读别人的文章时渐渐培养出对文字的感觉。不过，当时我是很伤心的。我也想写几篇洋洋洒洒的报道，我也想拿出去跟别人炫耀。
那时候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有固定的时机。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一起吃着可口的食物，谈论职场生活的痛苦。我们经常谈论，“只做降落到眼前的小事的委屈”和“对做风光大事的前辈们的羡慕”。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不集中做那些小事情，现在怎么写文章呢？当时拼命努力做不起眼小事的朋友们，现在都成了各领域的夺目人才。如果当时他们傲慢地回避，不愿意做那些事情，也就没有今天的他们了。如果漫不经心地去做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结果就真的会成为不起眼的人。但是，如果能把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做得超乎寻常的完美，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坚固的跳板。
6、从内心深处超越自己（1）
一天傍晚，我走出办公室，往位于华盛顿北部的一家酒店走去。那天是传说中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到华盛顿讲演的日子。就连报道“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下台的另一位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都把戴维·哈伯斯塔姆尊称为“美国记者之父”。1964年，戴维·哈伯斯塔姆在《纽约时报》当记者的时候，凭借对越南战争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那一年，他才30岁。
从那之后，《哈泼时尚杂志》开始持续报道越南战争的情况。不过，使戴维·哈伯斯塔姆成为真正伟大的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却是他的毕生力作《出类拔萃之辈》（TheBestandTheBrightest）。
听说戴维·哈伯斯塔姆要来华盛顿，早在一个月之前，我这个懒虫就买好了15美元一张的门票，心潮澎湃地等待那天的到来。但是，令我惊讶和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去往戴维·哈伯斯塔姆讲演所在酒店的路上竟然出现了交通堵塞。“不会是因为戴维·哈伯斯塔姆才出现交通堵塞的吧？”我这样猜想。当我走到酒店门前的时候，才知道真的是因为戴维·哈伯斯塔姆。酒店职员让我后面的那些车都掉头，因为停车场已经没有空位了。
“啊，谢天谢地”，我跑到讲演场。天啊，大约来了1000人。这不是歌手举行演唱会，也没有著名艺人出场，却聚集了这么多人！我早就知道美国人都喜欢直接听著名人士的故事，但是没想到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报道“水门事件”时担任《华盛顿邮报》编辑局长的本·布拉德利和戴维·哈伯斯塔姆站在讲台上，美国媒体界活生生的传说大家，两位老将手里拿着麦克风。
《出类拔萃之辈》（TheBestandTheBrightest）详细记录了肯尼迪政府如何介入越南战争，以及肯尼迪遇刺之后约翰逊政府为什么不能决定撤军的经过。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历史著作。该书揭露了越南战争的本质，对美国社会反战舆论日趋高涨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还在美国年轻人中间唤起了“我想做记者”的热潮。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能确定应该怎样翻译这本书的题目，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人”吧？简单概括起来，这本书就是对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聚在一起，为什么做出那么愚蠢的形动进行了分析。肯尼迪参加竞选的时候，他的选举队伍只想在选举中胜出，并没有想好如果肯尼迪真的当选，应该怎样料理国政，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肯尼迪政府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甚至被称为“哈佛俱乐部”。可是，他们怎么会在越南战争中表现得一塌糊涂呢？这就是哈伯斯塔姆的疑问（哈伯斯塔姆也是哈佛大学出身）。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毕业于哈佛大学经营管理研究生院，做过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他根本不了解越南战争涉及的政治问题，相信自己可以像管理企业那样有效执行战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很有才华，而且表现得过于自信，所以肯尼迪政府的其他人事也都安逸地以为，“既然有麦克纳马拉出面，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很久以前，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问韩国时，我曾经见过他一面，当时他说，“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我没能理解到民族感情这个层面，犯下了大错”。后来，这段内容收入名为《回顾》（InRetrospect）的书中。
哈伯斯塔姆报道越南战争的时候，肯尼迪总统给《纽约时报》施加压力，下令把哈伯斯塔姆调到其他部门。当时，位于西贡的美军总部和华盛顿方面都对越南战争抱着乐观的幻想，但是哈伯斯塔姆却在越南发出警告，美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泥沼。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也许可以在任何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从政治方面来看，在小规模战争中取得胜利并没有什么意义。
从本质上来看，越南战争是向法国统治发起的“反殖民战争”。自以为是的美国政府根本不了解该地区的历史状况，带着反共的概念卷入了这场战争，结果导致美国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被逼入死胡同（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几乎可以站在类似的角度去理解）。如果把这种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继续下去，不管是美国，还是越南，都将面临残酷的结局，这是当时哈伯斯塔姆的主张。
1967年，哈伯斯塔姆在《哈泼时尚杂志》连载《麦克乔治·邦迪的昂贵教育》，这篇报道写的就是这样的内容。政治学家麦克乔治·邦迪是哈佛大学校长出身，当时是国家安保次官，也是肯尼迪政府的杰出人才当中最聪明的象征。从那之后，哈伯斯塔姆受到了来自包括麦克乔治·邦迪在内的肯尼迪政府的巨大压力。
哈伯斯塔姆决定写书，与这种压力对峙。他的目标是在四年内写完他的著作。只要每天采访两个人，就绝对不可能失败。他放弃了工作，开始独自采访。
在二十周年纪念的序言中，哈伯斯塔姆详细记录了他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记者就是要为“署名”（byline）而生，为署名而死，但是真的很难放弃。记者不是通过金钱得到补偿，而是通过署名。署名代表着记者是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他放弃了这个权利，需要坚持四年，他能做到吗？
人们都很担心哈伯斯塔姆，对他说，“谁会关心越南战争的真实内幕？你是在浪费时间”。哈伯斯塔姆说他在写书的日子里，每天都过得很幸福。当日报记者的时候，每次只能写800个单词的报道，所以思维也封闭在这800个单词之中，然而写书的时候可以使思路更加开阔，更加自由。
大约写了两年，哈伯斯塔姆自己也感觉“成型”了。他不知道这本书能不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是他确信自己的确在写一部很重要的书。执笔三年半，书终于写完了。出版社认为这本书涉及内容太严肃，很难成为畅销书，只要能发行5万册，就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