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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要害怕单独一个人。在集团文化压力相对严重的韩国社会，要想表现得与众不同，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有八九会沦落为笨蛋，要么会被集团疏远和冷落。但是，这个方法的确使我表现得与众不同，而且也让我所在的集团变得更聪明。不要看着别人的眼色，不要被大多数人的意见左右，只有这样，个人和集团才能同时找到出路。
11、一帆风顺的时候更要小心
如果我能事先看到十年之后的自己，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会很努力学习。不，只要我能预见到两年之后的情景，我也会在成为特派员之前的进修期间学习更多有用的东西。
我大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学。但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实在想不出除了做外交官或学者，我的专业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后来做了华盛顿特派员，我才为过去稀里糊涂地混过读书时光而感到无比遗憾。
大学时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的理论，还有那些对解释韩国国情没有任何帮助的书籍，到了华盛顿之后，却突然有了重要的意义。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理论大多是从美国得出来，所以在美国这个脉络中，有着解释政治现象的力量。
当然，即使我过去努力学习国际政治，也未必能成为更好的特派员；即使我认真读书，也未必能写出更好的报道。但是，当我感觉以前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和现在所做的事情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很快乐。我还买来过去的教科书，重新阅读。当我见到书的作者时，我暗自在心里高兴。
我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津津有味地读完了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的《胜利之后》。战争结束了，胜利国获得了以自己为中心确立秩序的机会。但是，只有主动减弱通过胜利获得的力量，才能通过与战败国的协议维持新秩序，这是作者的主张。
换句话说，在战争中取胜的时候，如果你想维持胜利状态，就不要被胜利的喜悦陶醉，不要持续压迫失败者，要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适当地分给对方，这才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失败者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欲望。
胜败无常，战争和竞争一样，不是一局决胜负。即使暂时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第一名，也没有人能保证你永远保持这个位置。所以，胜利者千方百计寻找让自己长久保持胜利状态的方法。
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失败者承受更彻底的溃败，永远不可能再站起来，以此维持自己建立的秩序。但是，当胜利者表现得过于残忍的时候，失败者绝对不会屈服于胜利者的秩序，他们势必图谋东山再起。即使你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即使你是个光芒四射的胜利者，你也不可能单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为了维持自己的胜利状态，胜利者反而要安慰失败者，使他们同意自己确定的新秩序。要想让失败者忍气吞声跟随自己，就必须与他们分享点什么，并且同他们协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建立了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经济上确定了布列顿森林体系。他们确定新国际秩序的过程，就是限制和削弱胜者力量的环节。美国没有任意挥霍自己的巨大力量，而是通过削弱本国实力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以此确保了更加稳定的秩序。
德国统一之后，国力大大增强，却仍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而且他们选择继续留在限制德国力量的欧洲统合秩序，也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作者解释说，战后的众多国际秩序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
所以胜利者一定要记住，战争或竞争中取胜的事实不可能永远占据优势。因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就想从胜利中得到更多，结果反而会威胁到胜利的状态，成为焚烧胜利成果的第一步。记住这些，一定会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他告诉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更要小心。
韩国国内的政治也是这样。执政党越是残忍地践踏在野党，彼此之间的力量差异就会越大，结果使在野党束手无策。但是，这实际上更加刺激了在野党的反抗心理，所以不可能得到安定局面。选举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地奋战，一旦取得胜利，执政党就要适当缓和自己的主张，对反对派露出微笑，并做出些许的让步。只有这样，以执政党为中心的秩序才能维持下去，才能更加稳定。
我们不妨从个人角度来看。成为特派员之前，我的前任特派员前辈给我提了几条建议。只有两名特派员在华盛顿分局工作，为了保持团结，就需要小心，所以前辈对我说：
“当你觉得自己吃亏的时候，对方可能也觉得自己吃亏了。这时候，你们的心理都处于相似的状态。但是，当你感觉自己占了便宜的时候，人际关系已经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僵局。所以你要始终保持稍微吃点亏的心态。”
这位前辈的忠告成了我终生牢记的箴言。虽然不是争输赢的问题，却毕竟是几个人的合作。如果我感觉很舒服，而且占了便宜，那么肯定会有人更辛苦，更难过。如果我照顾不到这些，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也就是人际关系就会崩溃，我也许会成为这种崩溃秩序的受害者。
从国际秩序到人际关系，我们谈了很多。国际政治学家们说，国际政治的逻辑不能使用于国内政治，但是我是业余政治研究者，所以不用在意这些。总之，线的存在就是让人们跨越，而门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们开启。
12、杜邦环岛族和波拖马克疾病
乔治·W·布什总统举行就职仪式的前一天，我早晨起床时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雪。就在上周，天气还温暖如春，白天有很多人穿着半袖衣服跑步，可是寒冷和大雪好像专门等待这一天，赶在总统就职仪式这天蜂拥而来了。我去议事堂领取就职仪式的采访证。议事堂矗立于山坡，俯视着被白雪覆盖的城市，看起来是那么美丽，那么威风凛凛。
一位在下院做议员助理的朋友骄傲地说：“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看到议事堂的建筑，我就会心潮澎湃，因为那里才是聚集民意的地方。”当时，我差点儿就脱口而出了，“你是在开玩笑吧？”在谈论政治希望和潜力之前，我首先学会了冷笑和挫折。因此，当美国朋友对政治发表正面看法的时候，我总是会受到刺激。另一位在下院为议员做地区管理的朋友说：“地方居民来到议院办公室的时候，大多是来寻找世界上最后的解决方法。法律解决不了，所以他们最后来找政界人士。”接着他又说：“政治虽然创造不了奇迹，但是能给人以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这句话让我感动。他们都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今后能参加总统竞选。与现任议员竞争的时候，若想取胜还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在辅助议员管理地区的过程中，注意学习立法的技术和拉选票的秘诀，等待议员退休的日子。
也许这么说有些夸张，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中，对权力有野心的人都去了华盛顿，而把人生赌在金钱上的人才都去了纽约。除了纽约，其他很多地方也可以赚到钱，但是要想追求权力，就必须从年轻时代开始学习“华盛顿”。因此，华盛顿是那些把第一份工作定位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带有权力倾向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每到夏天，就会拥挤着很多实习大学生。
在华盛顿，年轻人聚居的地方是“杜邦环岛”地区。那里有很多公寓，还有适合年轻人口味的饭店、服装店、酒吧、书店。现在，政府部门和议会当中值得一提的人才，大多曾以“杜邦环岛族”的身份闯入华盛顿。工资太低，凭借自己的力量连间公寓都租不到，于是他们就两三个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不分昼夜地磨练政治基本功，聚集人力资源。以“杜邦环岛族”的身份度过艰苦的岁月，就是为了进入“政治游乐园”而付出的昂贵入场费。
脱离了杜邦环岛族，在华盛顿有了一定地位之后，折磨他们的就是“波拖马克病”，这种疾病借用了流淌在华盛顿周边的“波拖马克河”的名字。即使在其他领域得到了认可，被聘请到华盛顿的中青年人士也会不可避免地患上“波拖马克病”。不管权力大小，只要尝到了掌握权势的滋味，就开始患上慢性“波拖马克病”，苦心等待在华盛顿崛起的日子。
迪克·切尼副总统，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杜邦环岛族”。美国政治中不存在突然耀眼的明星，只有那些等待很长时间，做过很多贡献，能力逐渐得到承认的人，才能得到相应的待遇。这是华盛顿政治的不成文规矩，它教会了今天的杜邦环岛族要有耐心。
在民主社会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拿着国民交纳的税金做薪水，在那些可能对国民和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事项行使决定权，为国民和国家服务。如果仅仅是头脑聪明，学识渊博，是不可能被赋予这种权力的。首先要向人们证明，自己是超越个人层次，可以为社会工作的人。
在美国，选拔公职者的重要标准，就是他们这一生为了公职目标付出了多少。有些人到了选举季节，突然站出来说自己要为公益事业献身。看他们的简历就会知道，他们大多是为了自己而拼命努力，最后取得成功的人。可是谁也难以确信，这个人今后会为国家和社会付出一切。儿童时代和年轻时代从来没有过为公益事业服务和奉献的经历，难道会因为某一天的突然决定而改变人生吗？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
在华盛顿观察美国精英的时候，脑海里也常常受到“公益”这个单词的支配。在美国的最高教育机构，教师几乎像洗脑似的把“为公益事业而奋斗”的信息种植在学生们心里。在公共机构工作并不是办公共事业奋斗的惟一道路，即使在专业领域或企业中工作，也可以通过捐款的形式为社会做贡献。经常听到这些教诲和从来没听过的人，他们的人生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是否能够超越自己的成功和幸福这些自私目标，想到更广阔的世界。
美国也像韩国，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就意味着拥有了享有恩惠的人生。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不需要从事经济活动继续学习，如果没有国家和社会，或者家庭的支援绝对做不到。在社会中得到最大恩惠的人，理应承担起为没能得到这些恩惠的人工作的义务。这是美国最高教育机构在培养未来领导者的时候，不断注入学生脑海里的信息。
表面看上去，杜邦环岛族是从年轻时代就追求权力的年轻人，其实在这背后隐藏着“要为自己所属的社会变得更美好而奉献”的心理。有些人明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却拿着微薄的薪水在市民团体工作，每当看到他们，我就会受到感动和刺激，同时也觉得内疚。对于“你是否曾经超越自己的成功和幸福这些自私的目标，想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还远远没有资格回答。
试着这样想，我在不知不觉间依赖于别人的奉献走到今天，因此我也有义务为其他人工作。如果这样想的话，世界就会变得更广阔了。
13、烹饪属于自己的时间
黛博拉在华盛顿市中心买了房子以后，举行了一场派对。虽然小区有些陈旧，但是一百年前盖的房子显得很有档次，很优雅。黛博拉的交际范围很广，在他家里可以见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在黛博拉家里说说笑笑，玩过两三个小时之后，我对黛博拉说，“我要走了”。黛博拉爽快地挥了挥手，说“好的，再见”。
如果我在韩国人的聚会上这样说，朋友们肯定会三番五次地挽留，“怎么这么早就走，再玩会儿吧”。第一次参加美国朋友的派对，即使我中途提出要走，“谁也不会挽留我”，我还为此感到失落。我做好了向朋友们解释为什么必须中途离开的准备，可是竟然没有人问我原因。“哎呀，是吗？那好，那就再见了，再见！”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人说什么了。
深夜，我穿过宁静的城市，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尽情地玩过了，现在我只想着回去写报道，愉快地结束一天的生活。如果是韩国人的聚会，我肯定会受一番煎熬。“别人都留下来，为什么就你一个人要走？”批判的箭矢会无情地朝我飞来，扎进我的身体。最近还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去参加韩国朋友们的聚会，因为下面还有别的安排，于是我提前离开了。第二天，有个朋友用批评的语气对我说，“昨天就你一个人先走了”。是的，“就你一个人！”这是一种罪过。
在韩国，重要的“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