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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永远的伤疤，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痛苦的瞬间。
我相信科学的发达会带给人类幸福，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始终怀着空虚的期待，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比现在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心灵。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换种方式生活了？失恋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药店，购买“能够忘掉有关恋人一切的汤药”，服用下去，盖上被子蒙头大睡，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怀着轻松的心情起床了。当我们遭到公司上级的批评，感觉一天也活不下去的时候，可以买来“恢复自尊心”的丸药，吃下两粒之后，过一个小时，心情就会好起来。对了，早晨我们还可以先服用“让自己坚强忍耐的维他命”。
9、关于普拉达手提包的真相
曾经有一段时间，用类似黑色包袱皮的材料制成的普拉达手提包令全世界的女性为之疯狂。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手提包价值不菲。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为了用这种平淡无奇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慷慨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从前那种壮观而烦琐的名牌形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得轻巧了。轻巧、实用和耐用的东西同样可以是名牌产品。
普拉达的设计师缪科雅·普拉达被称为“时尚界的超级力量”。但是，前不久我在《纽约客》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普拉达的人物报道，顿时大吃一惊。原来普拉达竟然对自己设计师的职业感到自卑。天啊，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购买她设计的服装和提包，她自己却感到自卑！
读着《纽约客》的报道，我有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普拉达要为时装展览设计服装，每次到了最后的期限，她也会很痛苦，也会坐立不安。她竟然会担心，说不定这次什么衣服也设计不出来。这就跟每到交稿时间就痛苦不堪的我没什么两样。但是报道说，普拉达并不亲自画设计图，也不亲自裁剪。只要她把“概念”解释清楚，其他的事情都由别人来完成。
普拉达说：“我在做一件奇怪而愚蠢的事情，对此我感觉有些自卑。聪明的人们都不喜欢时装，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于是我问那些超级聪明的人们，时装到底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人气，可是没有人能回答出来。”
普拉达继续说道：“我也知道服装并不是那么重要，不可能让社会发生改变。我只是努力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看过普拉达的简历之后，就会知道她为什么因为不能通过服装改变世界而痛苦了。普拉达的专业是政治学，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年轻的时候，她是个共产主义者。也难怪，那个时代的意大利大学生，几乎没有谁不加入共产党。“共产主义者”普拉达从小就喜欢服装，但是不喜欢牛仔裤，穿着高跟鞋和复古的连衣裙去参加游行。她的专业和从前做过的事情、现在创造的商品不但没有丝毫关系，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专职共产主义者兼政治学博士创作出来的奢侈品……是不是感觉有些奇怪？
普拉达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还做过五六年的哑剧演员。有一天，她听从家人的安排进入企业。普拉达家族从她爷爷开始就一直生产昂贵的皮革制品，因此普拉达从小就在“名牌”的氛围中长大。看来审美观和时尚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
读着普拉达的采访，我很快就看出来来，这个女人带着两个儿子，是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为了养育两个儿子，她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她从来没有趁着自由时间出去玩儿，更没有独自旅行的经历。
为了读懂人们为时装而疯狂的心理，为了引领潮流，她拼命工作，晚上直接回家。她就是这样的“职业女性”，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座城市都很常见。我还以为她为了得到灵感，为了使自己的设计更具独创性，肯定以特别的方式生活……
读到这里，我有种遭到欺骗的感觉。那么多人被普拉达设计的昂贵产品吸引，不惜打开薄薄的钱包，买下价格不菲的时尚物品，每个人都不得不偿还信用卡上的欠债。普拉达自己却过着如此脚踏实地的生活。尽管这样，对于那些拼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而性感的年轻女人，普拉达却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们的心理！
在华盛顿我熟悉的地区，几乎没有人拿着带有所谓名牌——叫名牌也好，叫奢侈品也好——商标的手提包。他们手里都是不明来路的“无名氏”提包。我不知道他们的“手提包”是不是价格更贵或者怎么样，至少没有赋予“手提包”更多的发言权，比如那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等。
不仅没有发言权，如果谁手里拿着名牌手提包，就会让人感觉像是告诉别人“我自卑”的广告。如果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起昂贵的手提包，不但不会让别人感觉他有品位，反而会刺激别人首先产生疑问，“他到底能赚多少钱，买这种包做什么？”我有个朋友，她赚的钱很多，几乎每个月都能换个昂贵的名牌手提包，但是她说：“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什么要买那些玩意，我疯了吗？”
现在，就让我们邀请一位名叫阿兰·德波顿的瑞士作家出场。自从读过小说《爱情笔记》（OnLove）之后，我就对阿兰·德波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阿兰·德波顿写的书出版，我就会不假思索地买回来。因为我很好奇，这段时间，阿兰·德波顿又想到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呢？
阿兰·德波顿写了一本题为《身份渴望》（StatusAnxiety）的小说，概括起来，他的观点是这样的。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要依存两种大爱生活。第一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这种爱可以养活音乐和文学，是得到承认和祝福的爱。第二种是我们很难说出口的隐秘之爱，也就是“想从别人那里得到肯定的欲望”。这是来自外界的爱，换句话说，就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肯定、尊重和关注。
人们追求金钱、名誉和权利，为了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苦苦挣扎，其实目的都不在于本身。人们最终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关注和喜爱。但是，成年人都不会说自己想得到别人的承认，也不会说因为得不到他人的肯定而痛苦。
在成人的世界里，如果坦率地说出这种心理，十有八九会遭到蔑视，被别人当作嫉妒心强、幼稚，或者俗气的人。尽管我们在心里渴望终生，表面上却总是保持沉默。
事实上，这种“来自他人的爱”和男女之间的爱情同样普遍，同样重要，同样会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粉碎般的痛苦。就像失恋的时候我们会崩溃，当我们得不到他人的肯定时，同样会痛苦不堪。我们依赖他人的爱活着，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爱不断注入我们的心田，我们就会变得像漏了气的气球。
我们通常说，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的不安是现代人的欲望带来的副产物。在身份制社会里，社会地位不会根据个人能力的大小轻易动摇。贵族很难变成平民，平民也很难成为贵族。如果谁想追求这种身份的改变，必定会受到挫折。但是在现代社会，却可以凭借“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会地位。问题就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相信“可以做到这一点”。
理论上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在现实中并不总是可行。即使达到了某种水准，那个地位也不是永恒的。因此，可怜的现代人总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原则上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控制，但是现实中却不可能随心所欲，因此现代人才更加艰难，更加痛苦。
现代人之所以对社会地位如此不安，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地位依存于下面几种原因。
第一，“才华”。但是，才华并不会按照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第二，“运气”。我们都相信比从前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不能再把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
第三，“雇主”。我们的命运随着雇主的喜好而转移，所以谁都无法预测未来。
第四，“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在大企业工作的人，职业稳定与否不但取决于内部政治，还要受到市场情况的影响。
第五，“世界经济”。影响我们命运的企业和雇主，归根结底也要被世界经济形势左右。
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我们要记住一点。在当今社会，只有以能力为基础，并且通过努力取得成功，才可能得到他人的肯定。如果你以为买个名牌手提包就能得到某种安慰的话，那你就错了。不管你身上穿了什么，手里拿着什么，别人对你的看法都不可能改变。很遗憾，这个世界就是很艰险的地方，仅凭几个名牌手提包做武器无法生存下去。即使那个包是价值几千美元的最新流行的普拉达款式，也无济于事！
10、做个拉拉队队长
位于华盛顿最有趣的街区——杜邦环岛区（DupontCircle）的咖啡厅里，写着这样一句话：虽然是冬天，却让人感觉很温暖，温暖的天气似乎在继续，甚至让人感觉季节会不会直接跑到夏天。
窗外，一个戴着黄绿相间的怪异帽子和太阳镜的年轻男人，正在和一只胖乎乎的小狗散步。如果不经常散步的话，听说小狗也会得忧郁症。突然间，我想起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在公寓电梯里看到的那则广告。
“您需要溜狗人（DogWalker）吗？我会真诚地陪您宝贵的爱犬散步。我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美国的小孩子也相当独立。夏天，很多孩子在自家门前卖柠檬汁，还有的孩子帮助邻居修剪草地或清理积雪。
这家咖啡厅里朝向大街的两面墙壁都是玻璃窗，我最经常光顾。仿佛是在里面，又像是在外面；仿佛是和谁在一起，其实只有自己；这里是休息和玩乐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作的场所。和韩国相比，很多美国人喜欢在咖啡厅里做事。
我做华盛顿特派员的那段日子，习惯了“不分时间和场所，随时随地工作”。我最放松地面对工作的地方就是咖啡厅。9·11恐怖事件以后，我曾经在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厅里写过报道。当时，麦当劳里也随时播放CNN新闻，我可以了解每时每刻的氛围，正好适合我的工作。
在杜邦环岛区，我最喜欢的饭店是名为“方尖塔”（Obelisk）的意大利餐厅。这是个小餐厅，只有几张餐桌，不做午饭，周末休息，这样就很难预约了。菜单也经常换，我每天吃什么饭几乎要听从厨房长的安排。这里的条件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做生意诚实，有自信，所以我很满意。看不见的招牌和入口我也很喜欢。也许是因为风不会吹到这里来吧，我可以更加放松。
夏日的某一天，我和朋友一起在这家餐厅吃晚饭。我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了点儿，于是慌忙跑进了餐厅，连说了几声对不起，最后又发挥了我的“特长”——“挥起手提包打翻水杯”。放在朋友面前的一大杯水，不偏不倚，洒到旁边那个像帕瓦罗蒂一样宽厚的男人身上。
“这可怎么办啊！太对不起了。”
我把手提包扔到旁边，拿着餐巾纸擦去洒到男人衬衫上的水。服务员，我的朋友都拿着餐巾纸朝男人跑过来。男人豪爽地笑了笑。
“没关系，天气这么热，凉快凉快也挺好的。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没洗澡？所以给我来了个凉水洗礼……”
这个男人的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
男人又冲我眨了眨眼睛，风趣地说：“幸好不是葡萄酒，不用担心了。”我们也都随声附和。
“谁说不是呢。要是红葡萄酒或可乐，那就真糟糕了。幸好是水。”
一场骚乱就这样结束了。那个男人说得那么自然，甚至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帮了他什么大忙。那天，我们也吃到了厨房长发挥创造性制作的朴素而漂亮的菜肴。我和朋友谈到了华盛顿的各种政治要案和韩美关系，以及关于华盛顿人的琐碎传闻，然后起身离开了。
沉闷的夏夜，我慢慢地走向停在街上的汽车，在心里想，“认为没有发生更坏的事情就算是幸运，这也是一种乐观的思考方式”。难道不是吗？如果想到那些最悲惨的故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找出几百种让自己幸福起来的方法。
那个长得像帕瓦罗蒂的男人完全可以冲我发火，我也做好了支付洗衣费的心理准备。可是“覆水难收”！男人没有把事情继续恶化。如果他稍微抬高嗓音，这个夏夜的晚餐恐怕就很狼狈了。我们，他，还有整个餐厅的气氛都会变得很狼狈。
记得那是在健身俱乐部的停车场里，运动之后出来，不知是谁把车停得乱七八糟，我的车开不出来了。前前后后反复几百次，说不定也能开出来，可我真的不想这样。我找来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想让他帮我找到车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