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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现象的曝光，指向只有一个，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面临大变局。
拉动内需被赋予承担中国下一个改革30年经济增长点的重任。没有人否认关键时刻拉动内需的重要性，但曾经拉动内需依靠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如房地产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等，业已成为市场化的绊脚石，抑制内需的重要因素。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经济拯救运动，却变成了单纯靠投资拉动的似曾相识之路，居民消费欲振乏力。
中国需要反省既有之路，思考撬动内需的真正力量到底来自于何处。内需经济意味着市场领域的深入改革，意味着资源配置与分配领域的彻底市场化，依靠财政部、国资委对央企的限薪行动，依靠政府补贴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行动、依靠发放消费券，会取得弥补消费缺口的应急作用，取得短暂平衡，但只依靠政府的补贴，很快会面临更大的失衡。
资源错配是有意为之，现在还在继续。令人担忧的是，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目前已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颃颉。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表面的混乱掩盖的是内在的国家主义的清晰逻辑。
在当下的中国，让人印象深刻、心存畏惧（而不是敬仰）的企业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与美国曾经的垄断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一样，这些企业体量巨大，大到足以与20世纪的美国国有企业相提并论，大到市值超过了美国跨国公司，工、中、建、交四大国有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2008年年末占据全球市值排名前十位中的四席。这不仅是新兴经济体资本泡沫的常见胜利，更预示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资本集聚效应，目前中国的经济是史上已有的国家主义的延伸，但在表象、技术手段、目标等方面已有本质区别。
这让人联想到一个相似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21世纪头10年的中国，表面上如此神似。
两个时代都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时代。美国整个20世纪20年代，被评论家称为“新时代”，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上空。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以上，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比我国21世纪最初四五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年年都有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债务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我国截止到2008年3 000亿的财政赤字与20万亿以上的居民存款、中央政府万亿元的财政收入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巨额的财富积聚让中国骤然变成世界经济舞台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整个2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跌最后降到的历史最好水平，而我国虽然就业压力巨大，但在上亿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史诗长剧中，城镇4％左右的失业率令人印象深刻……
国家经济主义发轫（2）
两个时代同样以全民炒股的方式开启了全民资本时代的大门，全球货币掌控权出现微妙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国际货币控制权开始转移，是时作为老大的英帝国虽然试图挽回颓局，但控制权已无可奈何地转移到了新兴美利坚，四处弥漫的欧陆战争使美国成为欧洲债权国。美国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在20年代进入兑付期，稳定的收入、兑付的债券与借贷消费文化的兴起，让美国成为消费乐土。同时，美国摆脱对欧洲的资本依赖症，进入内需拉动时期。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收音机、汽车、住房、电影，各个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1929年美国的汽车产值占总产值的8％，恰与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相同。经济链条通过消费投资上下传导，举凡电力、钢铁、通讯，无不进入大发展时期，市场对大企业的需求，以及掌握资金链条的银行家对于垄断利润的觊觎，让大企业成为时代的宠儿，洛克菲勒、福特，从19世纪延续到黄金般的20世纪20年代。企业并购案随处可见，对资金的需求以及民众的投资需求，使信托、债券、股票等产品供不应求，银行的经纪零售业务、证券批量制造加上资金杠杆推波助澜，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负债结构。
在一定历史阶段，大企业依赖症是必然的，在19世纪缘于重工业时期对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需要，在20世纪冷战结束以后缘于全球化的需要。两个时代的重叠构筑了相隔70年的两个繁荣时代垄断企业齐放异彩的奇观。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犹如垄断资本主义的末代狂欢，起因于行政之手介入不足，或者说是行政权力有意识地充当了大资本的护航者，以增强美国的国家竞争力。
虽然有部分相近之处，但中国面临的国家主义基因全面侵入经济体，与美国天壤之别。在70年后的大洋彼岸，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由行政并购形成的金融产业帝国的集合垄断群，权力之手将资源强行整合，交付给中央国有企业管理，而后由统一的行政中枢系统配置资源，从信贷、资本、原料供应、价格制订各个方面向航空母舰般的垄断企业输血。如果说2003年银行背水一战的改革充斥了行政坏账的阴影，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拯救战过后，我们同样会看到呆坏账的大量滋生。无论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远超以往规模的国有企业军团纵横四海，国有企业在谋求市场化，市场却正在国有企业的影响下迅速国家主义化，所有的企业因为要在央企的牙缝中生存，而不得不实行媚眼生存术。
无论是从资源集聚、从重化工业的要求，还是从全球竞争时代急需的实力，都决定了目前这个阶段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金融与工业寡头的紧密结合。不仅中国如此，所有拥有庞大主权基金的国家―从挪威、科威特到新加坡，无不如此。
央企是国家主义的典型样式。央企是技术与资金的集聚之所，资金、人才、技术，所有的资源配置逐央企而走，信贷流向央企，中小企业的投资80％以上则靠自有资金；理应最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在当下的中国却成为国家垄断的助推剂，投资者主要根据国家的政策导向决定投资方向，而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经济振兴计划，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央企并购民营企业，不断扩大规模。消费、能源、电力、钢铁、娱乐上市公司，轮番成为热门类股票，反映出中国进入消费时代、基础建设时代、重化工业时代、娱乐时代，更深刻地反映出，能源、电力、钢铁、消费行业一一国有化的过程。时隔30年，中国经济的成败盛衰依然系于国有企业的企业改革于一身。市场的力量分散且零乱，虽然得到诸如《物权法》等基础法律制度纸面上的支持，却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被寻租文化与失信文化吹散。
应该承认，现在的国有企业与改革之初的国有企业有根本不同，3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切按照行政计划行事，没有盈亏概念，没有贷款只有拨款，而现在的央企不仅谋求成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企业，更希望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角。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他们以董事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全球招聘等方式显示国有企业才是中国的市场正身，这些企业试图阐明从未有过的理念，无论控股者为谁，通过国家主义将使市场效率与分配的公正合为一体。
如何解决终极失衡（1）
改革转型难度之大，从以下模式就可见一斑。任何一个经济细节问题，都可以引导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这一终极命题，都会被民众有意无意地解读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对权贵企业的袒护。丧失了正常的沟通渠道，政府如何以国家经济主义解决经济失衡，或者说，经济失衡加深了政府对国家主义的依赖？
以中国式的流动性过剩危机为例。直到2008年年中之前，流动性过剩都是国人普遍担忧的焦点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流动性过剩有什么可怕呢？美国、英国、泰国，全都流动性过剩，但他们很少为流动性过剩焦头烂额，只会为流动性不足惊慌不已，因为他们不存在中国在货币市场化过程中特有的盯住式汇率机制。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确带来经济过热的风险，更让人忧心的是，资产价格的提升、分配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利益集团剪羊毛过程。从本质上看，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只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危机，沦为分配机制失衡的替罪羊。
要解决流动性失衡，从目前看有两种方法，一是西医的外科手术法，即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前使人民币一步升值到位，然后采用自由的浮动汇率机制，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两德统一之前的联邦德国都采取这一方法，并未导致经济状况不可收拾。但美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贬值幅度如此之大，若采取一步到位的升值法，中国的制造业无法维持，无疑属于练习葵花宝典者的挥刀自宫之举。人民币升值时机已过，一步升值到位弊大于利。至于利率政策，既要服从于汇率政策的指挥棒，更受制于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企业出口的强大压力，除了跟随美联储的步伐之外，很难有其他作为。
数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稳定与紧缩之间摇摆，错误而迟疑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与工薪阶层饱受打击，对调节经济温度无济于事。当金融垄断主义大行其道时，美联储甚至还未建立；难道中国行政垄断获得经济支配权时，央行的利率政策能对垄断企业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吗？
为今之计，只有采取中医疗法，治本为主。主要手段是以下三种：
第一，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即放开资源价格、征收环境污染税，以市场化的定价体制为依托，改变中国依靠廉价资源成为世界低质低价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只要以市场价格为上，流动性过剩自然被紧缩。
第二，进行全面的税费体制改革。我国曾在东北、中部等省份进行的增值税改革试点，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全国税收规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最终还得回归到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的正途。
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物业税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可以放手进行土地改革，改变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的窘境。但物业税是个一碰就痛的社会创口，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试问哪个阶层坐拥房产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之前物业税绝对不可能征收，但不迈过这道坎，房地产市场就无法步入正常状态。征收消费税势所必行，此举不仅能使所有企业获得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国际上不再出现出口退税导致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误解，还能够避免行政主管方在征税与退税支付双重行政成本。征收消费税的另一个好处是，从政府到企业都将以消费者利益为生产的风向标，抛弃不惜破坏环境获得GDP与税收的增长的发展模式，很简单，只有消费者购买了产品，政府才能得到消费税。各地的商业环境将大为好转，从生产者至上转变为消费者至上，地方政府会从招商引资的主体、从可笑的政府公司主体、从荒唐的土地敛财转变到以提供公共产品、改变生产与消费环境、从民众的衣食住行入手，来增加地方的公共财政收入，建立消费社会、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为主体的社会。也因此，地方消费环境的破坏者，将成为地方政府与消费者的“公敌”。以GDP至上并非中国人的鼠目寸光，而由错误的税收激励机制所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政府与企业都不会违背太史公的遗训。
第三，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已经在农村医疗、城镇低保家庭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增加教育、医疗与失业保障的支出，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大提高，中国的GDP有可能下降，但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