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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我的梦 5-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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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白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部的头,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被捉弄的人。我们在上海期间一直通过翻译谈话,我以为他们都不会英语,但有一次我讲了一个笑话,还没来得及翻译,白李就大笑不停,我知道被耍了。他们说到一个讲话滔滔不绝的人,我说,“在得克萨斯,我们说这样的人被留声机的针头打过疫苗。”白李听懂了笑话,翻译前就开始笑。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美国人做生意总是“快快办完好走人”。在中国,只有先建立关系才会开始做生意。到达后,我花了时间跟X先生坐在酒店的大厅里,聊聊天。跟中国篮协的委员一起就没有这样的时间了,这种区别值得注意。这位委员走进来,坐在长长的会议桌边,沉默不语,他在等我先开口,情形相当尴尬。我知道姚明就在附近和国家队练球,我问是否能让我们观看,这位委员说,“我们得看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身份等级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单单以火箭队律师的身份前往。所以在出发前,我们注意了宣传,说我是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去的。我拿到了休斯顿市长的推荐信,因为他刚访问过上海,在中国市长地位是很高的。我得到了前总统老布什的推荐信,他是以前的驻华大使,他在信的末尾加了句手写的话,“尊敬的先生,在此向您致敬。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难忘的一幕是,为突出我的身份,鲁迪和道森不得不扮作随从跟在我后面,拿着礼品袋,会上只有在我同意的情况下才发言。我们登上返回的航班时,鲁迪说,“害我给你提袋子,我一定要报复。”

  会谈后我们才观看到国家队的训练。我跟姚明握手合影,这张照片在不久后变得极其有价值。姚明有一点与众不同———整个训练中,他没有看我们一眼。他专心训练,没让我们成为他的干扰。其他一些队员则朝我们这边看,但姚明没有。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生中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使用优选权得到姚明时从未动摇过。我们抽签拿到优选权后开始接到电话,有人问我们愿不愿意以此交换,或者选别的球员,我说,“不,我们要选姚明。”

  我们去中国时,发现他们注意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中国篮协主席特别强调,他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想要姚明。如果我们略有含糊,我相信姚明得在中国再等一年。克里夫兰可能有机会在2003年抽签中,选姚明或者勒布朗。

  还有一个因素是鲁迪在中国很有名。我们走在街头,人们认出他,真是难以置信。中国转播我们的比赛,而且2000年奥运会上鲁迪是美国国家队的教练,跟中国队打过。熟悉的脸很有帮助,信任感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虽然我很自信最终要去NBA了,但无法集中精力做好走的准备,国内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想着NBA,同时还要分心准备世锦赛。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就在选秀之后,是我的一次大展示的机会。我想集中注意力在比赛,而不是我个人的表现上。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很仔细地看我,看火箭首选我是不是个错误。我每晚(即使不是每晚,也是许多个晚上)都对自己说,好吧,不要太为个人的目标兴奋过头了,想想球队吧。我想的更多的仍然是能为国家队做什么。

  在某一点上,就好像在上海东方队第一年的训练一样———不清楚为什么练习,我只知道是为了将来在美国打的一场球,或许在NBA,或许只是在世锦赛上。我不知道两个设想是否都能实现,或只能实现一个。有句俗语,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无知是福。”在东方青年队的第一年,我离开家住在外边。我很高兴获得自由。我感觉像在天堂,因为此前我一直住在家里。我可以整年地训练,因为我知道年底有比赛,为了这些我才训练的。目前也是一样。我准备着去冒险,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我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得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能走的话,他们会放我的。我们常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

我之所以很幸运,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进NBA;另一个是对我的女朋友叶莉要有更多了解,她只在几个月前才答应和我约会。我不能说两个目标孰轻孰重,它们对我同等重要。我每天都跟章明基谈中国篮协方面的事,但我不担心,因为行程拖延,我在离开前就有更多时间跟女朋友在一起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要再等一年的话,我就有多一年跟她相处,这样彼此就更加熟悉了。有两个目标而不是一个目标,情形大不一样。

 
  如果我一心想的只是进NBA,当我发现有什么新情况影响我的出行,就会更加焦虑。章明基(姚明经纪人):我和约翰跟火箭队谈完之后,又有两个障碍浮出水面。一是王治郅,第一个被允许去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他刚结束在达拉斯小牛的新人年,那时在谈留在美国准备世锦赛,而不是回国和国家队一起训练。那时,王治郅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球员,他违背中国篮协的意愿是个不小的事。中国篮协需要他回国家队比赛,不能容忍哪个球员跟他们谈条件、违抗他们的命令。况且当初放他出去的时候有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篮协要求他回来时必须回。当然姚明和王治郅是不同类型的人,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篮协为什么不愿再放走一个顶级球员去打NBA。

  第二个障碍是给单人项目运动员写的规定。说运动员转会到国外,要将收入的50%上交体育协会和其它的国家级体育组织,其余的才能跟教练、俱乐部分成。中国篮协拿出那条规定当谈判的筹码。他们没说指望姚明付那么多,但这是很有力的一个谈判工具。

  我不是第一次在中国谈生意了。大学时,我帮我爸爸在上海组建过一家合资企业。对我爸爸来说不是很大的生意,他让我参与只是让我长些经验罢了。公司倒闭了,你知道我干得怎么样了。但我得到很重要一个教训。我本质上不是个很强硬的人,但有时必须超越自己的个性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就像下象棋一样。人们的反应都是有原因的,你必须从他们角度,换位思考,你就知道他们是不是虚张声势了。

  后来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软件科技,在中国有许多业务,最后卖了那家公司。我不是新手。我也不是那种人:10岁离开中国,20多岁回来,试图将一名中国运动员带到国外。我父母80年代初移民美国,我妈妈是个医生和医学研究员,爸爸是工程师,他有自己的公司,生产发电机,我妈妈到美国的第一天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我很自豪,比大多数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了解中国要多。我能用中文交流,说得很流利,写得也很清楚。每个暑假都回中国,我有些很小就到美国的中国朋友,完全丧失了中文能力,现在像老外一样。有些人还经历了身份危机,自己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呢? 我了解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我知道游戏规则。所以,我从不怀疑姚明能否出来,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一旦东方队对球迷公布姚明可以走,再把话收回就会使很多人愤怒。东方队的球迷们都盼着看到姚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球技。中国文化有一点没有改变———作了承诺,就必须努力兑现,否则就会大跌脸面。

  我最担心的是,王治郅不回国家队的决定产生的影响。一个国家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制定政策。我想,最坏的结果是姚明推迟一年去NBA。整体上看,再错失一年很严重,但我相信不会更长了。我还觉得自己知道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表态允许姚明出国,再反悔就难了。如果中国篮协拿王治郅作例子来辩护,那是因为他们单方面做不了主。中国篮协上面是体育总局,体育总局的上面是中国政府。每个政府组织都要依照一定的指导方针来执行中央的政策。所以,很难想象像中国在其它领域越来越开放自由,却单单要在姚明的事上实行关门闭户的政策。中国篮协如果说由于王治郅的原因不放姚明,我想公众不会接受这个理由。

  姚明已经保证他会回国为国家队效力,他自己确实想这样做。他同意回国打四项比赛———亚锦赛、亚运会、世锦赛和奥运会,有书面保证的。还有一项商定,就是国家队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国,灰色区域(模糊不清的)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量。2003年亚锦赛前,他们招回姚明20周,所有人都说时间太长了。对中国体育官员而言,重要的就是维护纪律和控制局面,随着改革的深入,运动员们必定会要求更多的权利。问题是,官员们将如何应对呢?姚明若没有准时到集训队报到会受到惩罚吗?我看会。许多事情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谁掌握着权力。

  如果中国篮协不相信我回国家队打球的承诺,并不是只因为王治郅。在他之前,有几个其它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到了美国或欧洲,就离队了。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反正就是没回来。但这样的运动员最多只有5个,没有一个是篮球手。其中有一个女网球手,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网球在中国不太热,知道她的人不太多。有人这样离开后,他们的名字会被封杀,你在纪录册里和其它地方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好像他们没有存在过。谈论这些队员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但没人谈论他们———不为什么。他们走了,又有人替代他们的位置。

  我承诺回来,不知道中国篮协会不会相信我。但我感觉他们不相信,这并不让我吃惊
很久以来情况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到NBA之前,我一直只有公务护照,没有私人护照。公务护照只对特定的旅行、在特定的时期有效。持公务护照不能像持私人护照那样随意出行。虽然我很难说出两者的区别,但有一本私人护照感觉就是不一样。我知道有这本护照,我能做原来不能做的事,但我不会去做。我知道自己的权力,但我不会想去使用。目前这样做没有意义。

 
  最大的可能是:在2002年取得个人护照前出国,他们总是命令我怎样怎样做,现在他们与我协商怎么怎么做。当然他们叫我做的事,我通常都是愿意合作的,并没有什么事我不愿做或觉得我不该做。但是他们改变语气,协商而不是命令,我的感觉会舒服得多。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成员):我的下一步是准备各种可能的情况,意味着跟选秀权排在前四位的队谈———休斯顿、芝加哥、金州和孟菲斯。从休斯顿回到芝加哥,我和杰瑞·克劳斯,还有公牛老板杰瑞·蓝斯多夫吃晚饭。他们希望有办法留住泰森·钱德勒和埃迪·柯里,他们两个刚结束新人年直接从高中选来的大个儿,还有姚明。我又给勇士的总经理加利·圣·吉恩打电话,他对姚明不太感兴趣,我知道他们对姚明没怎么考察,还听说他们想要一个控球后卫,那就是杰伊·威廉了。

  我得承认,回到办公室听秘书说,“杰瑞·威斯特打过电话。”让我觉得很高兴。毕竟是照片用在NBA标志上的人,一个传奇的球员和球队经理。我很幸运,我近距离接触崇拜的明星没有一个是怪物,但威斯特确实和道森不同,道森很好打交道,很实在。跟威斯特做事就像用秒表计时,他还有别的事做,要去别的地方。威斯特说他们对姚明感兴趣。威斯特组建球队的能力很强,所以孟菲斯队也是可能的选择。我害怕的是休斯顿把自己的优选权跟快船或者尼克斯交换,但我又想快船不会那么鲁莽,而我也没发现尼克斯有道森想要的球员。我们的砝码是在NBA的球队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怎样能把姚明从中国带出来,甚至火箭队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有一支他不感兴趣的球队采取行动要得到他,他们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无须撒谎,我们有信息方面的优势,有足够的能力按自己的需要鼓励或者打击球队的积极性。

  2002年5月末,章明基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中国。我当初答应帮章明基时并没打算去中国谈判,但我想,“能够参与这样的事,是经常都有的机会吗?”就同意了。最后我在中国呆到NBA选秀结束后。这段经历有欢喜、有沮丧,最后,给我以真正的成就感。令人沮丧的是,第一次会议的前夜,东方队打电话给章明基,说如果我,一个老外,参加会议,他们就拒绝谈判。谈判队伍最后是章明基、姚明妈妈、一个律师和陆浩(根据中国篮协规定我们聘用的中国经纪人)。章明基找出各种借口离开会议室,用手机给在酒店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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