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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观的中心观点是，人类事务——由有思想的参与者参与的事件——和自然现象有根本不同的结构。自然现象是在没有任何人类思想干预的情况下呈现 出来的；在其因果链中，一组事实紧接着另一组事实。然而，在人类事务中就并非如此了。在人类事务中，因果链并没有将一组事实导向另一组事实，而是在一个双 向的反身回馈环中，将现实情形和参与者的思想连接起来。
既然参与者的观点和事情的实际情况之间总是存在分歧，反身性就在事件的进程中引入了在自然现象中缺乏的某些不确定性。我担心这个观点会在适应性市场 假说中失去方向，因为进化系统理论没有对人类和自然现象进行区分。适应性市场假说涉及的是种群的进化，而不管它们是由微生物还是由市场参与者组成的。
更具体地说：我将汽车和发电厂这样的机器，和国家、市场或婚姻安排这样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区分。我主张，为了能够经久耐用，机器必须结构良好，也就是 说，它们必须完成预设的任务。社会制度则不同：它们可能不能很好地实现它们的目的，但是，它们却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市场可能适应不良。这是 适应性市场假说没有认识到的问题。
在适应性系统概念中有些东西令人怀疑，不管我们是在讲市场、政府还是宗教。它似乎证明了某些东西流行就是因为它们流行是正当的。这忽略了应该从 2008年的危机中汲取的重要教训。国际金融体系令人难忘而壮丽的大厦，不是因为外部的冲击而倒塌的，而是因为错误的构想而倒塌的。这怎么可能呢？
银行系统这样的社会构造，和银行通常坐落的类似希腊庙宇的建筑这样的物理构造之间，应该有一些区别——市场参与者，包括监管者，在2008年的危机 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非常吃惊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世界经济正在遭受其后果的冲击。我的概念框架识别了机械构造和社会构造间的不同，即反身性。适应性市 场假说根本没有注意到任何区别，从而延续了有效市场假说的根本错误。
对反身性的反思
经济学为什么会制造两个犯有同样错误的假说呢？其原因在于，有效市场假说和适应性市场假说都是通过类推方法发展的，即将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方法应用到 社会领域——有效市场假说学习了牛顿物理学，适应性市场假说学习了进化生物学。在这种背景下，我想援引我的极端易谬性假设：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些有 用的知识，我们都倾向于把它们扩展到在不适用的领域中。
作为对照，我以对思想和现实关系的说明作为开始，从中我得到反身性概念，然后发现这一概念可以应用到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上。我认为我的方法比有效市场 假说和适应性市场假说的解释力都要强，并明确批判任何将我的结论和这两个假说中的任何一个调和起来的行为。由于有效市场假说已经完全不可信，所以我更担心 我的理论被占优势的适应性市场假说蒙上阴影。
我理解适应性市场假说背后的动机：保护经济学科学地位的愿望。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位的努力，其结果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可以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物理嫉妒”。我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面临着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此，我必须介绍一个对我的观点的告诫。我对我在人类事务和自然现象之间所作的明显区分感到困扰。这样尖锐的区分不是自然的特征，而是为了理解非常复杂的现实所作的人为努力。这也与我的极端易谬性假设是一致的。
然而，我渴望对进化系统理论和反身性之间的联系有更好的理解。我在致力于研究复杂性问题的圣菲研究院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找到答案。这是我希望其他人也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我乐于承认，反身性没有达到当前被接受的科学理论的标准。这就是我将我的第一本关于反身性的书取名为《金融炼金术》的原因。但是，我主张我们要么修改这些标准，要么用非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金融市场。
修改科学理论的标准可能很困难，因为它可能会使经济学家失去地位。将新的范式称为哲学范式，而不是科学范式，可能会使其更容易得到承认。哲学在被科 学方法取代之前，常常占据着卓越的地位。科学方法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创造了奇迹，但是在与人类有关的领域中却没有那么成功。这使我对卡尔·波普尔的科学方法 统一学说产生了疑问。
将哲学恢复到其卓越位置可能比较合适。那么，我的概念框架就能作为从总体上理解人类事务，从一般上理解金融市场的新哲学范式。我刚好对反身性的哲学 意义要比对反身性的金融意义更感兴趣，虽然对我而言不重视后者不是事实。对这两个主题，还有很多话要说，然而，我必须在此停下来，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讨论的结束。
一份让人尊敬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