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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定道理：长春之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上的弱敌，较之沈阳、锦州之敌较容易取胜。而且攻打长春，还可以吸引沈阳、锦州之敌援长，以便于打援。如果先打锦州，则所遇敌人较长春强大，不易攻克。在敌人“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打小地区又会到处扑空。毛泽东和林彪有分歧。毛认为，从局部看，长春孤敌，容易攻打。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之敌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若我军先攻长春，便正中敌人下怀；而攻克长春，不但敌不来援，反而会吓跑沈阳、锦州之敌，迫使蒋下决心撤出东北或者从海上逃跑，不利全歼东北敌人，影响全国战局。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比长春多，但锦州至山海关一线各点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以吸引长春、沈阳之敌援锦，有利于打援；还可以分割东北和华北的敌军势力，打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的大门，东北战场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华北的敌军增援则将因我华北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所以，毛泽东果断地电告东北野战军：“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城，而置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之后，毛又电台林、罗：”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其后一切目的都未能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果不其然，打下锦州，全盘皆活。蒋介石深知这一招的厉害，连忙飞抵沈阳，亲自督战，叫嚷：“东北局势好坏，就在锦州一战。”结果，我军一举打下锦州，又在黑山、大虎山地区歼灭廖耀湘援敌。至此，辽沈战役的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军手中。难怪范汉杰在惨败面前又不得不承认毛的雄才大略：“贵军神机妙算，弃长春，舍沈阳，突然亲击锦州，扼住我军战略咽喉重地，乃出我军意料之外，锦州，犹如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负华北，贵军夺下锦州，恰好像从中间折断扁担，使东北与华北分离，棋着厉害。……”
2？20 攻心为上，瓦解敌军。刘戡的7个旅眼睁睁地看着毛从他们的枪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过一个小土岗、不见了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成功的心理战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好谋略。毛泽东用兵，就很重视心理战。不仅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广泛地运用心理战术，有力地配合军事作战，而且把心理战提高到“政治攻势”的高度，构成了其军事谋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听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相信，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曾在芦葭河岸的黄河岔被刘勘的追兵逼到了死亡的狭谷，敌人占着两座山头，居高临下。另一面是咆哮的芦葭河，毛泽东随行只有二三百人，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很多人都已把生死交给了命运之神。忽然，毛泽东把烟头掷在地上说：“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他从容地转身走上黄河岔的堤岸，不紧不慢地，顺堤向西北方向走去，卫士和警卫人员担心毛的安全，赶紧围了上去，都被毛的喝斥声止住了。就这样，毛不紧不慢地在河堤上走着，身后二三百人紧跟着，屏住了呼吸。起初还有一两个子弹在毛的周围钻进泥土，离他只有二三来，随后，奇迹发生了，身后那些山头，枪炮声忽然停止了。刘戡的7个旅眼睁睁地看着毛从他们的枪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过一个小土岗，不见了。也许是侥幸，也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毛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得意地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族旗招展空番营，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这是《空城计》里诸葛亮唱段。毛以他那自信、坚定的步伐踏乱了刘戡的心，从而转危为安。“将军可压心”，心理战的对象很多，但主要是敌人的指挥官。在指挥作战中，指挥官的心理状态在许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军队的命运。所以掌握其心理，利用其弱点，有针对性地对其施行心理战，必定能取得对敌作战的许多优势。诸葛亮在城头焚香抚琴，与司马懿唱空城计，就是抓住了司马疑心重这一弱点，才得以智退重兵，免遭惨败。深入了解敌军指挥官的军事才能、战斗意图、道德观念、性格人品，甚至特殊的嗜好是极为关键的。济南战役中争取吴化文将军起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吴化文原属西北军，过去对人民曾有过罪恶行径。但是在济南战役中他
却立一大功。他带着九十六军两万人战场起义，等于砍掉了王耀武的一只臂耪，对我军攻下济南，全歼王耀武集团起了重要作用。吴化文的起义，心理战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方为了争取吴化文战场起义，首先派出联络干部，通过吴化文的一名师长建立了内线关系，经过长期的工作，吴答应起义，但要等待时机。说得很圆滑，也很含糊。后来吴的夫人苦口婆心劝其起义，还搬动了吴的父亲。这还不够，吴夫人的一位亲戚是地下党员，知道吴化文和韩复榘一样，遇到大事都要打卦算命卜吉凶。于是找了一个有名的“小诸葛”替他算命。第一卦说：先生有桩大事犹豫不决，一块石头一落地就交好运了。吴对此疑惑不解。又找他母亲到后祖庙求签问卦，卦上说：“波涛一小舟，水尽到滩头，展开冲天翼，勋业升玉侯。”吴化文见到卦文，认为“大意如此”，才下定决心，不再犹豫。吴化文生性多疑，遇事很迷信鬼神，这正是他的弱点，我方正是摸透了他的脾气和心理，才成功地争取了吴的起义。心理战讲究“兵不厌诈”，而同样是心理战，当作“政治攻势”来用，是应立足于“正义”二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限度地孤立顽敌，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要达到团结自己，孤立、瓦解敌人的目的，关键是要揭露敌人的非正义性，极大地宣传我之正义性。正义才是争取民心、甚至争取敌军中的动摇力量的基础。日本人也曾在中国使用心理战术。什么“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都是用来削弱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华的抵抗情绪的。但是，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很快就揭穿了其政治欺骗的真面目，把全民族推向了抗战的前线。倒是我方成功地利用日本军人组成的“反战同盟”和“觉醒同盟”，直接把电话机接在日军的电话线上跟日军讲话，削弱了日伪的战斗力，对于瓦解敌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三编 经济谋略
3？1 在毛的眼中，打天下并非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办法帝国主义者曾预言：中国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国内资产阶级也说，共产党会打仗，军事可得一百分，政治可得八十分，至于经济只能得零分。面对这种预言，毛泽东乐观地回答：打天下并非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为了实现财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毛译东认为必须具有三个条件及相应的工作策略。这三个条件是：（1）土改的完成；（2）合理调整工商业；（3）节省财政费用。完成土改是实现经济状况好转的前提条件之一，毛泽东一方面让没有土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并通过国家用借贷方式给予农民必要的帮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高兴地说：“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另一方面，毛泽东考虑到解放后出现的新情况，认为对待富农的政策与老解放区相比应有改变，即由征募多余土地变为保存小农经济，这样既有利于早日恢复农业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同时也调动了富衣的积极性，减少了土改的压力。所以富农这样说：毛主席不叫动我们的土地财产，是因为我们这些人沾了个“农”字的光。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策略上，鉴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既有利于国计民生，其存在和发展具有历史合理的一面，又有随其发展而表现出来的贪婪的剥削性质，即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愈来愈突出的一面，毛泽东不同意四面出击，特别是不同意某些人想立即向资本主义开刀的主张，他说：资本主义是要消灭的，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毛泽东认为，在调整工商业中，必须注意改变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坚持公私两利和劳资两利的原则，使多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并存发展，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据毛泽东的策略思想，中央政府以贷款、给料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等办法帮助经营困难的资本家渡过难关。这样做，与其是为了资本家，不如说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因为这样做，一是维持了生产，二是维护了工人，三是工人还可以多些福利。这种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容，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这种混合经济的方法还包含着一种意图，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私人工商业引入社会主义，为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毛泽东把这种方法看作一种权宜之计，并非一种固定模式。“这大概是一个过渡的形式，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毛曾向法国前总理孚尔说。
3？2 毛没有模仿苏联的“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经验，相反，他找到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毛泽东不止一次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 1955年，当我看到了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对毛泽东来说是他的路线、政策、策略的胜利，所以他开始高兴。毛泽东给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制定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总路线简称为“一化三改造”，对于“一化”和“三改造”的关系，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一体”与“两翼”的关系。“一化”即工业改造。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别构成“两翼”，“改”与“比”之间。“翼”与“翼”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鲲鹏展翅之势，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适同时并举。毛泽东对中国落后的工业状况，忧心如焚：“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落后的工业基础，使毛泽东不能不把工业化战略目标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并通过逐步完成三个五年计划的步骤，基本建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工业起飞，需要“三大改造”的双翼。毛泽东为进行庞大的改造工程而谋划着。毛泽东谋划的重点放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即通过合作社经济改造个体农业经济。在探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既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并进的路线，又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条具体的道路。毛泽东没有模仿苏联的“后机械化，后集体化”的经验。相反，他找到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样想的，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极为低下，农民用以购买生产资料的资金一年只有几十元，不可能利用个人的经济力量去购置机械化工具；同时，国家也不可能拿出钱去帮助农民添置。只有先合作化，利用集体的力量才能为购买机械化工具创造条件。这种“先”与”后”只是兼顾性的，与“同时并举”并不矛盾。它是建立在“同时并举”范围内的。但毛泽东强调先后距离不能过大，否则就会背离“并举”原则。他认为，可让合作化先行一步，随之而来的是进行技术改造、发展生产力，通过技术改造再把合作化推进一步，然后又利用合作化推动技术改造……毛泽东对农民和中国农业有深刻的了解。一方面他看到了农业落后的现实和农民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农民互相合作的积极性能动性。据此，他不强迫农民加入合作化，而且坚持人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大多数人愿干就大多数人干下去，少数人愿干就少数人干下去，即使这样也是好的。他还根据农民讲求实际的特点，运用典型引路，国家援助的办法把农民吸引到合作化道路上。他尤其认识到在农民中，上中农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对合作化的积极性不如中农和贫农高，故对上中农只能采取分期分批地吸收。在选择合作道路的步骤上，毛泽东也未采取苏联斯大林那样直接建立集体农庄，而是采取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