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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970年12月18日，东方巨人向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发出了恳切的邀请毛泽东准备和美帝国主义斗到底。具体要斗多少年，他没有精确预计，反正是“你死我活”。可是1970年12月18日，这位东方巨人突然向大洋彼岸发出了恳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这是怎么回事？是美帝国主义突然变得不坏了吗？不是。是毛泽东变得现实起来了。也许他对第三世界的小伙伴的力量感到有点失望。这些朋友个个都很感激中国对他们的慷慨援助，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献出来的东西只是对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而不是可以叫帝国主义害怕的飞机大炮原子弹。毛泽东一度希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包括美国人民，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看到除了美国老朋友不时跑来向他表示一下友好外，美国整个国家人民对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并不是那么痛恨。真正要同实力强大的苏美两大国抗衡的还是他老人家以及他直接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然而中国的事情也不乐观，“睡在身边的赫鲁跷夫”倒是打倒了，“修根”是不是刨净了还是个问题，国内经济和各项事业都在夺权斗争中走向崩溃的边缘。世界革命根据地的构想可能是徒有其名的。毛泽东也许感到他要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有些力不从心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超级大国如今有一个构成了对中国的主要威胁。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实在些，他对国际共运战略之争不那么感兴趣，一切考虑都从俄罗斯民族的扩张主义利益出发。他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比一个强大的美国对俄国来说威胁更大，因为中国是他的近邻。出于这种地缘政治考虑，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有争有合，而在亚洲地区则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就是有力证据。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接着勃列日涅夫用他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把东欧的卫星国控制得纹丝不动。这样他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中国了。1969年苏军在珍宝岛和新疆挑起两起规模不算小的武装冲突，随后的边界谈判又僵持不下。这一切足以使毛泽东明白谁是最主要的敌人。毛泽东终究是位军事家。他也知道美国固然可恨，但真正能给中国造成直接威胁的是北部近邻苏联。苏联的扩张野心他不是不清楚，早在1964年，他就对日本社会党人士谈到苏联太贪心。当时，北海道议长荒哲夫问他对苏联不归还日本的北方领土怎么看。毛泽东坦率地说：“苏联本来就贪心太大。”他列举了许多地名来说明苏联夺取了中国多少领土，夺取了东欧多少领土。然后他说：如果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贪得无厌地扩张领土。日本民族要求归还领土是合理的，我们坚决支持这个要求。毛泽东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控告苏联，可见他对苏联的扩张野心是多么不满。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更加提醒了毛泽东。现在必须面对现实。毛泽东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战略：消灭帝国主义的问题也许可以放到以后再说，目前最要紧的是中国的安全。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恐怕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还是先选择对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敌人吧。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与中国有着2000公里长的边界线，不像美国那样有一个太平洋隔着。中国古人不是说过“远交近攻”吗？得把对自己没有直接威胁的敌人联合起来做盟友，以便共同对付对自己有直接威胁的敌人。当然，使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考虑得以变成实现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关。美国人在考虑国家利益时无疑比毛泽东更实际些。他们知道到了 60年代再想孤立中国已不现实。中国没有因为他们的孤立而垮掉，相反更加革命化了，而他们则因为孤立政策失去了中国庞大的商品和文化市场。中国虽然不很强大，很穷，但近8亿人口加上这么多人的革命热情，这个事实在世界政治生活中决非无关紧要。中国不会对英国构成威胁，但在苏美两极的天平中，这个庞然大物倾向于哪一边可是一个很有份量的砝码。为什么要等到苏联把这个砝码拿过来，而美国不先去拿过来呢？从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进行了15年，共谈过136次，但毫无结果。尼克松上台后，觉得打开中国人门对他的政治生涯很有利。1970年1月，尼克松通过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捎口信，表示要与中国友好。这一表示很奏效，毛泽东没有把它看成帝国主义的和平圈套。相反，他立即通过斯诺向尼克松发出善意的邀请：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通向友好的唯一障碍仍然是台湾问题。中国在这方面不会让步。但是台湾和大陆相比，对美国的全部战略来说，哪个更重要，美国人不会没有考虑。1971年10月25日，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席位上消失了。既然大陆中国成了中国的合法代表，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它还能跑到哪里去？台湾问题顿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通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障碍已不是那么显著。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会见了他。两人竟像阔别了多年的老朋友，谈得非常认真、坦率，似乎早该如此似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纠缠了30多年的台湾问题表现得很超脱。基辛格回忆说：他（毛）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基氏说：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它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
①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美国总统表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他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台湾当局已从联合国席位上赶下来，美国再难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二是考虑北边苏联的威胁和台湾问题比较起来确实显得太重要了。当尼克松谈到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威胁更大时， 毛泽东回答说：“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你们想撤回一些在国外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不去国外的。”通过排除法，毛泽东向客人表明苏联是他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
②尼克松访华七大，他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此话不假。因为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言和标志着两极世界走向了三极世界。从此中国人面前多了一个不同颜色的世界。毛泽东主动打开通向美国的大门，说明他的世界战略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考虑，他开始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上，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从“两大阵营”的框架上去考虑中国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是他外交谋略的一大突破。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时还说：“有时我们不妨互相骂几句，反而会增加国内对我们合作的支持。”毛泽东提到在中美建交这件事上，他在国内受到激进派的压力。骂几句美帝国主义，可以叫激进派放心：中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人，只是这个敌人暂时可以为我所用。这一声明也是提醒美国人不要把“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当真了：为了照顾国内情绪，就让我们骂几句话，这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其实毛泽东本人内心是不是真想骂，美国人心理很清楚，不过他们对此看得无所谓。骂几句美帝国主义还有一个好处：第三世界广大朋友不会因为中美言和而离开中国。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329页。
②《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372页。
4？8 世界大三角：中、美、苏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还说：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其实，这不过是他惯于使用的“左、中、右”三分法在国际范围内的一种应用。他的整个外交谋略都是以此作为基本框架的。在这个框架内，毛泽东的外交谋略先后迈出了三大步：50年代靠在苏联一边反对美国； 60年代谁也不靠独当一面，70年代与美国缓和反对苏联。这个三大步若从“冷战”中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去看，实际是两种选择：第一种，放在两极之外同时与美苏两霸相对抗，这是60年代的选择。第二种，靠向两极中的某一极而同另一极相对抗，50年代和70 年代是这种选择。其实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站在两极中间，两边都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两边都来往。第一条道路有一大好处，就是它可以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召集起来，可以获得很大的百分比的“基本群众”。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同时要面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对手，压力很大，同时又要向弱小国家实施大量外援，负担很重。这条路经过60年代10年的试验，证明很危险，是一条拖穷压垮中国自身的道路，走不得。第二条道路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得到两极中一方的保护，压力不大，对另一方的斗争也更有力量。但又有很大一个坏处，容易受别人控制，如果要离开，又容易受到孤立。所以这条路总是走不长。第三条道路最理想。站在两极的中间，不一定非倒向哪一边不可，想倒向哪一边就倒向哪一边。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赢，这边不高兴往那边靠一下，呆在那边不乐意又往这边靠一点。这样谁都不能孤立中国，谁都怕中国跑到对面去了，绝对主动，不是我求人，而是人求我；不是我怕人，而是人怕我。毛泽东始终没有走这条路，根本原因是他囿于传统谋略，难以超越，他总想找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斗到底。其实国际交往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每一个国家都是可能的敌人，也都是可能的朋友，或者说朋友和敌人是合二为一的。人家欺到头上，当然要斗争。否则，只要于己无害，就可和平共处。当毛泽东结盟于苏联时，对美国恨之人骨，有一些恨与中国的利益无关。赫鲁晓夫要与美国缓和，毛泽东却硬挺着，结果既开罪于苏联，又把美国的火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后来结好于美国时，对苏联亦是如此。毛泽东担心欧洲的芬兰化会有利于苏联的扩张，唯恐赫尔辛基会议会使西方在苏联的力量面前软了下来，这种做法在国际事务中并没有好处，它容易把双方的火力集中引到自己身上，同时容易形成固定格局，使得自己僵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