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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在国际事务中并没有好处，它容易把双方的火力集中引到自己身上，同时容易形成固定格局，使得自己僵持于自己所站的那一边。从而容易陷入被动。真正的灵活性是超越这一切，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超越意识形态，使自己完全居于主动之中。而这一切，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做到的：采取第三条道路，站在两极中间，保持高度的主动性，同时把立足点放在第三世界，将第三世界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样的外交战略才真正形成了80年代
的世界大三角。
4？9 强烈的反帝意识，是毛确立对外方针的基调了解或者研究过毛泽东的外界人士，承认毛是个社会主义者的人不多，但是没有哪一个人不认为毛是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还有人称他是“民族英雄”。这个称号恐怕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爱国必然反帝。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是现代政治中关键性的事实。他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分析和对国际政治的分析，都是把帝国主义的存在作为第一考虑。他领导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他用来判别敌人和朋友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看其对帝国主义取何态度，是爱国还是卖国。晚年，他把他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敌人归为三大类：帝、修、反，其中，帝国主义还是头号大敌。尽管修正主义他也很痛恨，但只要它还不是帝国主义，就是第二位的敌人。后来，他把“苏联修正主义”看作头号敌人，那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他心目中，苏联已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1969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开了家国营赌场。他的政敌朗诺集团把这件事作为一大新闻来做文章，说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以此作为废黜西哈努克的理由之一。可怜的亲王流落到中国，他向毛提起此事，毛的看法给了他很大的安慰。毛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是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他们因为你开了一家赌场为国家筹款而谴责你。看看朗诺从尼克松那里拿到了成亿的美元，他又在那里干些什么！他手里美元可多啦，可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在受苦。”
①毛的看法很简单，从赌场获得的钱比从帝国主义那里拿来的钱更干净，所以“开家赌场说什么也比接受美国援助强”。同样，如果揭不开锅盖，宁可饿死也不要吃美帝国主义的“救济粉”。赌场之类在毛心目中也是不道德的，但是它同帝国主义相比算得了什么？帝国主义才是世界上最不道德的东西。美国记者1946年访问了毛、朱、周等中共领导人，他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于外界世界知识的缺乏有时候是相当惊人的。””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压迫，他们都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弄得非常清楚。”白人先生们不知道，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帝国主义就等于”强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毛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是，他不仅痛恨帝国主义，发誓要与之战斗，而且相信最终会打倒帝国主义。因为他觉得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正因为毛泽东反映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反帝愿望，所以他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能够起到火车头的作用。他踏着“五四”反帝浪潮走上历史舞台，而在他“改造中国”的革命纲领中，第一条就是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尊严和荣耀，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帝国主义在毛心目中不仅是一种国际间的不平等现象，而且是一种极不合理的阶级压迫现象。他一生恨极了压迫者、剥削者，而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就是国际范围内的压迫者剥削者，而且是当代世界最大的压迫者剥削者。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重好，一重坏，但是帝国主义除外。如果说帝国主义也有积极的一面，那是指它可以做反面教员，教育人民觉悟起来，把帝国主义赶跑、打垮。所以他对马克思所说的西方发达国家侵入东方殖民地国家，客观上有破坏这些国家的封建关系，促使这些国家步入工业文明的作用的看法，似乎不很在意。在他心目中，西方国家在中国只造成一个东西：病号、贫穷、落后。凡是到中国来谋取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都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对中国从来没安好心。它们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和封建势力一道压制民族工商业发展。什么都可以妥协，但对帝国主义不能妥协。什么都可以联合作朋友，包括蒋介石，但是帝国主义不能做朋友。如果统一战线搞到帝国主义那里。那只是因为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更可恶的另一
个帝国主义。强烈的反帝意识，是毛泽东确立对外方针的基调。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76页。
4？10 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开国大典不久，毛泽东就决定访问苏联。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斯大林对毛连声夸奖，毛听了后，却用委屈的口吻回答他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似乎知道毛要说什么，不等毛说完，斯大林就插断了他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①斯大林用这种方式承认了错误，但毛泽东心里憋了20多年的怨气仍未一吐为快。在后来的一次会谈中，毛又在斯大林面前提起往事。讲着讲着，他突然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
②王稼祥十分尴尬，其实毛要指责的不是王，王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一票，毛一直感恩在心。毛要指责的是共产国际的“老板”苏联，具体说是斯大林。王稼祥是“28个半’，苏俄派之一，而“28个半”不过是按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来行事。毛对共产国际的怨气积得太久。早在1936年，毛在延安的窑洞里就私下对斯诺说，共产国际的俄国代表应对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反革命事件中遭受的灾难负责。他还在其他场合说过，当年江西的惨重损失，一是由于我们有些人不相信自己，二是由于国际上老子党和儿子党的不正常关系造成的。毛一直是反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尝够了这条路线的苦头，并为抵制这条路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觉得共产国际的存在对中国革命不是帮忙，而是帮倒忙。1936年6月，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东方局电台被破获，从此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毛泽东毫不遗憾。李德回忆说，这种状况“对毛是最有利不过的”。毛泽东费了很大的劲，才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对苏俄派的胜利。直到这时，莫斯科才勉强承认了他的领导地位。掌权以后，毛泽东仍然不时感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矛盾。有时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出于不得已，毛泽东在与苏俄派的斗争中不得不照顾到方方面面。例如他通过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王明路线（实即共产国际路线），而又不得不做许多工作把王明选为“七大”中央委员，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共产国际。抗战期间，共产国际通过王明把“一切服从统一路线”口号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但他不好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王明。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不主张要这个机构”。他获得了解放，决意要摆脱苏联的控制。可是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来建议，要毛泽东把枪交给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得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坚决不从；“人民的枪”，他说，“一支也不交”。后来解放战争打得差不多了，斯大林又建议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搞南北朝。毛泽东又给拒绝了，他决意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的奋斗生涯几乎始终受到苏联的羁绊。现在，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斯大林面前。“胜利者是不受审的”，斯大林算是服了毛泽东，他连声夸奖毛“伟大，真伟大！”但是过不久斯大林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向毛泽东建议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场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又要毛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前一个建议毛勉强接受了，后一个建议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线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③毛泽东建议并不是蓄意得罪斯大林，他只是强调了中国的权利与尊严。斯大林读完毛的复电，感到像一剂必须吞下去的苦药。后来，苏联从这笔交易中没有得到一点点橡胶。赫鲁晓夫说：“后来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
④“像斯大林一样，毛不是一个能饶恕人的人，更不是一个健忘的人”。
⑤1956年9月，中苏还没有开始大吵大闹，毛泽东就对米高扬讲了：“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封不住的”。“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气，有气无处出，现在就要出气了。”
⑥斯大林在中国过去20多年革命中的做法，为后来30多年中苏关系种下了恶果。
①②⑥《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5、451、612页。
③⑤《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224、225页。
④《我眼中的毛泽东》第165页。
第五编 统战谋略
5？1 政治上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直线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其谋略智慧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中。他曾说，中国共产党拥有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而统一战线就是其中的第一大法宝。什么是统一战线，说白了，就是一种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高超技巧。毛泽东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在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曾说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
①统一战线之所以必要，是基于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革命势力小于敌对势力。因此，要战胜强敌，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同盟军。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拉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
②因此毛泽东认定：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才是弱中求强，以弱胜强，由弱变强的唯一法宝。与统一战线策略相反的另一种策略，毛泽东称作“关门主义的策略”。他对关门主义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几乎使尽了政治语言中所有的攻击性的词
汇。“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他们幻想革命的力量应当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应当笔直又笔直。毛泽东辛辣地讽刺道：“照他们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活，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因此，只能单枪匹马和强大的敌人硬打硬拚，而不应该广招人马把敌人包围起来加以消灭。”
③毛泽东一针见血：关门主义的这种“纯粹”和“笔直”的想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革命的敌人则向之嘉奖的东西。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会博得敌人的喝采，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陷入困境，走上失败的道路。关门主义的可笑之处在于他们不懂得：“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也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
④策略或谋略，说到底就是要善于处理这种“直”与“曲”的关系。所谓“以屈求伸”、“以迂为直”、“以退为进”，“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等等谋略智慧，都是围绕“曲”、“直”二字做文章。毛泽东比关门主义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深深懂得，在政治上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他知道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暂时的妥协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强硬。毛泽东对待敌人一点也不比“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