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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胜的干部队伍。这就是毛泽东不可战胜的地方。杜勒斯也明白这一点，
因此他说要在毛泽东亲手培养的那一代人身上改变中国的颜色是不可能的，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1957年，国内有些人主张对老干部
实行“赎买”，即给一点钱让他们退休，理由是老干部不懂技术，不懂经济，
只会打仗，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听了非常气愤。这不是要挖他的墙脚，拆他
的台吗？没有这一大批忠实可靠的干部，一有风浪，不翻船才怪哩。
毛泽东首先是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干部（他们相当
于他的弟子）付诸实施，那么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恐怕要小得多，
甚至他的思想能不能成为统治思想也是个问题。有了一大批按照他的思想训
练出来的干部则不大相同。这些干部按照他的思想去思想，并且把他的思想
传给广大群众，传给子孙后代。这些干部按照他的教训去行动，去改变历史
的面貌，去设计社会生活。最后，这些干部，他们的一言一行，包括在他们
领导、影响下的几代人，这几代人的现实生活，都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体化
形态。他们使毛的思想成为抹不掉的历史事实。不管历史多么久远，不管后
代人将怎么去重塑历史，都抹不掉毛泽东刻下的痕迹。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
思想，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用生命雕琢出来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和他的干部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这些人沐浴着毛
泽东思想的阳光，他们懂得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他们的地位、
荣誉、功勋、业绩，甚至手中的饭婉，都可以说是毛泽东给的。他们就像学
生不可能背叛老师，儿子不可能否认父母一样，对毛泽东绝对忠诚。有许多
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住过牛棚，下过农村，挨过批斗的干部，他们明明
知道他们的这些遭遇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造成的，但是当他们有幸重见天
日、重返领导岗位的时候，他们仍然不埋怨毛泽东，仍然不完全否定毛泽东。
为什么？第一，他们否定了毛泽东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第二，如陈云所说，
“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实意的”。毛泽东就凭这两点，所以才，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493页。
②《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17页。
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1956年11月15日。
6？14 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些原因偶然凑合才使他想到
必然要有一个党。他只知道事情的发展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964年，埃德加？斯诺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值“文革”前夕。毛泽东向
他的老朋友再一次回顾了他的革命生涯。毛说他的生涯是从做小学教员开始
的。当时他没有想到要打仗，也没有想到要成为共产党人。后来，他才变得
有志于建立中国共产党。在谈到建党这一环节时，毛泽东竟然感到有些奇怪，
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些原因偶然凑合才使他想到必须要有一个党。他只知道事
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毛泽东说，他早年和斯诺一样，多多少少也是个民主人士。1917年在长
沙读书时，毛泽东考虑天下国家大事已是从自我出发。他说：“人类之目的
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
人类之结合。”至于凭借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毛泽东本人当时还是茫然的，
他最先为自己树立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有大气量的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
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后来走入社会，开始实现自己
的理想时，他又发现要改造中国，最根本的方法是实行民众的大联合。问题
一步步具体化。要联合民众就必须有一种组织，把民众组织起来。他在长沙
做小学教员时，创造了许多组织联合民众的方法，如工会、农会、学生会，
夜校，各界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若不断扩大下去，就会提出另一个问题，
要有一个核心，把所有的组织贯穿起来。否则就不能实现小联合基础上的大
联合。
毛泽东最初依托的核心组织是新民学会。现在北京的许多高级领导人，
都是昔日新民学会的成员。新民学会原来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也不隶属于任
何党派，不带政治色彩，纯粹是一批好学青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的学术团
体，并且比较松散，没有严格的出入手续和组织纪律。后来，毛泽东和其他
一些会员有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政治雄心，并且通过旅欧勤工俭学的途径接
受了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又是一个知了就要行的人，他不满足于谈论空洞
的主义。有了主义之后，就必须考虑怎样将原来抽象的改造中国的想法变成
具体的行动计划。到了这一步，新民学会就发生分化。一部分已有学术兴起，
富于理想主义的会员，成为自由主义者。毛泽东和大部分具有政治抱负，富
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会员则秘密地成为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了。
这批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基础开展早期湖
南的建党活动的。
在组织和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获得一个启发：不但要有一般
刻苦砺志的人，而且要有一个大家信守的主义。主义好比一面旗子，旗子竖
起来后，人们才有所趋附。既有了人，又有了主义，剩下的任务就是去建立
一种组织，把信守这个主义的人组织起来，并通过这些人，拿了这个主义去
组织联络更多的人。人、组织、主义，三者缺一不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就可以形成一种强大而又持久的引力中心。
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用于组织联合群众的形式。一是宗教组织。宗教主
要靠信仰吸附教徒。教会通过传播宗教教义，把许多信教的民众组织到教会
中来。由于宗教信仰可以超越年龄、性别、地区甚至国界等等界线，可以传
布得很广，延续得很长。历史上有不少改革家、革命家是用宗教来号召组织
群众，马丁？路德和洪秀全干得最出色。但是到了科学昌明的20世纪，即使
是在落后的中国，纯粹的宗教形式也失去了它昔日的巨大诱惑力，任何革命
都不可能再利用带有明显欺骗性的宗教组织去号召、组织群众。
另一种常见的组织形式是帮会组织。这种形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盛行，如“青红帮”，“三合会”，名目繁多，派系复杂，有好的也有坏的。
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帮规会纪严密，许多帮会是竖着进去横着出
来。帮会内外，绝然两分，封建色彩很浓。帮会内主要靠“帮主”或“会首”
的个人权威来维持稳定。这就使它有两大局限，一则难以发展扩大，愈大内
部派系矛盾愈多，二则难以持久延续，每到权力交接时都免不了一场继承危
机。这种组织小敲小打还是可以的，有时还能独霸一方，但要干大事，夺取
一国政权，是不可能的。
政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既有主义、纲领、路线，又有严格的党
规党纪和严密的组织系统。一个政党所奉行的主义就是它的旗帜，凡信仰这
个主义的人都可以成为该党党员。与教会的教义不同，政党的主义不是抽像
的，它有具体的行动纲领和路线，因此追随者不单是出于信仰，还与其切身
利益有关。这样，它的动员力量就更强大。举旗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领
导集团。该集团按一定的组织原则团结在一起，形成纲领路线，确定政策方
针。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也是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其作用是以党的名
义，以集体的形式发挥的，党员不是对个人效忠，而是对党效忠。因此个人
的进退生死不会影响到一个党的生死存亡。党的旗帜可以一代代传下去。只
要这个旗子上写的内容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就可以超越地域界限插到人
群的每一个角落。任何敌对的势力想拔掉它都很困难，就因为它是社会上阶
级利益和愿望的反映。一个政党组织就是一种主义，一种精神的实体化。旗
帜打到哪里，组织就发展到哪里，哪里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引力磁场，而其磁
力线又是那样井然有序地指向党的中枢机构。凡是要发动民众推翻现存政
权，没有这样的一个党做引力核心，仅凭空洞的信仰或个人的魅力，都是不
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一大法宝。没有中国
共产党做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做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
放是不可能的。
6？15 从“总书记”到“主席”
毛泽东的“主席”称号是从江西苏区开始的。不过那时他只是个瑞金中
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而不是党的主席。毛作为党的主席，是从“七大”
开始的。
“七大”前，党没有“主席”，只有“总书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任主席，在他之前，最后一位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洛甫）。
张闻天是在遵义会议上接替博古而做党的总书记的。与此同时，遵义会
议还使军事指挥权从李德手中转到毛泽东手中。对毛泽东来说，张闻天是当
时担任总书记的最佳人选。而争取张闻天的支持并促成张出任党的总书记这
一作法最为充分地表现出毛泽东高超的政治谋略和伟大政治家的胆识。
张闻天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曾留学苏联，是从苏联
归国的那“二十八个半”留学生之一。但是他不像其他“苏俄派”那么“百
分之百”。他和毛一样喜欢独立思考，还有相当高的理论造诣。当“苏俄派”
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而把毛撇在一边时，毛觉得首先要争取的支持者应该是
张闻天。因此在长征途中毛没在张身上少花功夫。经过毛的苦心劝导，到遵
义会议前，张已经成了毛的坚定支持者。
由于张在党内颇有影响和地位，说服争取了他，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同
时，由于张与其他“苏俄派”具有特殊含义的“人缘”关系，由他担任总书
记职务，其他“苏俄派”绝不会感到失意。即使博古那样坚定的“苏俄派”，
他把总书记让给张闻天 也比让给毛泽东心里好受些。当然，共产国际就更用
不着为中共党内这么一点小的权力变化而大惊小怪、匆忙干涉了。
因此，张闻天是一个在当时两个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由他出任总书
记，对当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除此之外，张闻天还有一个特点。与党内另一姓张的巨头张国焘相比，
张闻天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他没有政治野心。毛泽东如果和张国焘在一起共
事，必定要有一个人做“分裂主义者”，而与张闻天共事，就不会发生这种
情况。
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合作一直很愉快。张主持党的工作，毛当配角同时又
是军事问题的决策人。党的指示，有时是他们两人共同协商，共同签发，有
时则是毛泽东起草，送到张闻天那里，以张的名义发出。
索尔兹伯里说：“对于党的决定，周恩来与毛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
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但在毛、张合作期间，似
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分歧。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七大”。1935年9月，毛泽东发觉张国焘有依仗
人多枪多胁迫党中央跟他去的意图后，便借“和洛甫、博古他们开个会”的
名义机智地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带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
国焘知道后，在右路军中召开了一个“反对毛、周、张、博北逃大会”。不
仅张闻天，连博古也成了张国焘反对的对象，但最后闹逃跑闹分裂的还是张
国焘，而不是毛泽东。张国焘的人马虽然比毛泽东多，但毛泽东身边有个由
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组成的党中央。
遵义会议把张闻天搬到总书的位子上，表面上政治权力没有发生多大变
化，实则不然。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七大”的团结和胜利。毛泽东把延
安整风看作“七大”的一次预备会。而延安整风就是要解决遵义会议存留下
来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无可置疑，彻底清算
五次反围剿以来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路线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
时候解决分歧问题不仅不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反而有利于全党的团结统
一。果然，通过整风和“七大”，全党都紧紧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在毛泽东
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