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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要成就大业，必须“养其力”而“不为浮誉
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
为了强大自己、充实自我，毛泽东不仅注意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
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他的锻炼方法五花八门，但总的特点不外搏击风浪、
强固自我。据说在长沙读书时，有一天夜里，风雨雷电交加，他一人从岳麓
山顶上跑下来，全身湿透，来到蔡和森家。蔡家人不知其故，毛却说他这是
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以锻炼自己的胆
魄。毛泽东不只是青年时代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气魄、
贯穿他全部人生的信条也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
“奋发图强”。
9？3 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宇宙是造化甩给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令人不可捉
摸。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故名之日无限，名之日永恒，名之日绝对。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广大。因为它把一切都统摄了去，使一切都成
为有限。人也不例外。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不幸和苦恼。
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在回首自己故乡的那一瞬间，顿时便感觉到人的渺
小：有几十亿人口在上面生存争斗的地球，原来不过是宇宙空间中一粒微不
足道的尘埃。
有多少人曾为百岁人生而自豪，为千年王朝而奋斗，然而，即使是整个
人类的历史，同宇宙的漫长进化相比，也只是短暂的一瞬。
宇宙的庞大衬托出个人的渺小。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就
他自己来说，在宇宙这个无边无际的时空系统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或者说，他活在世上，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他的人生支点或起点。
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日，就必须有那么一个由此出发的起
点。否则，他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
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活着。
生活在20世纪初，息在地球上一个叫做湖南的角落里的毛泽东，为自己
找到了这样两个人生支点：
一曰“贵我”。
二日“通今”。
为找到这两个支点，他费了好几年思索，还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
经历过业师杨昌济的点化。
人生为什么需“贵我”？答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
恃惟我。”
由这点出发，毛泽东认为：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
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
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
那么，“我”以外的“神”该不该服从？毛泽东回答：“服从神何不服从己，
己即神也。”
只服从自我，那么他人放在什么位置？毛泽东对这一人己关系上的难题
有独特的解决方式：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例如“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
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
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
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绝不可等同于杨朱“拔一毛利天
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毛泽东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
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
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人、利天下的过程中，“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人生为什么需“通令”？答曰：“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
据惟目前。”
从这点出发，毛泽东主张：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即往吾
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有人说，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留名青史。毛不以为然，他说：我
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有所成就，“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此“非
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
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人生慧见。人生活在前古后今之中，只有目前这一
段现实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
因为现在即来即去，有如白驹过隙。但是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今人
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吾人生活在这连成一片的时间之中，自然“处处
皆现实”，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是现实的。
因此，“有目前乃有终身”。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预测也无益，
唯一有益的是好好把握目前。把握了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和未来。如果放
弃目前，磋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
毛泽东注重“目前”，与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庸人哲学不可同日
而语。他以“目前”为中心来贯通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是一种只争朝夕，
无往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面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的价值”，
过去的事用不着过多地追悔，未来的事用不着过多地幻想，脚踏实地地抓住
目前——这就够了。
“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
他从时间关系上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这两个支点又是统一的。两者合在
一起，就是一个“此时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
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的最初出发点。
9？4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
为人在世，免不了有许多义务责任。一般人常常为此所烦：他人之事，
不管不理，于心不忍；管起来，又觉自己吃了亏，于己不利。
毛泽东痛快淋漓地解决了这一烦恼：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由我出发，
去利他人——达到人己两利，即在利他人的同时利自己的精神。
依据这一生活原则，毛泽东认为“义务”不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己的。
“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
务，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对他人之义务由
客体发生，是他人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对自己之义务则由主
体发生，是我自己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如果我认为“应该如
此”而我又不如此，那就未能“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充分发达自己身心
之能力，就于我的“具足生活有缺”。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是一种自利原则，但此种自利主旨在于利自己
的精神，而利精神在于利情与意。毛泽东举了许多例子，例如“救人危难之
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济人之急，成人
之美”等等，也都是因为“吾能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舍身救人更是如此，
“为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力以救之，至激烈之
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再如“互助”。通常认为互助是一种人己两利之道。然而，毛泽东却认
为互助说到底还是为了成全自己。因为这里的同情者皆“由我而起”。如果
说“互助”中有“利他”的一面，那么此种利他也是由我而发的，是我以利
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利他），于是我去做了。
这种做在客观上是利了他，但却遂了我的心愿，实现了我的意志，因而在主
观上利了我的精神。所以说“互助”也是为了“自尽其性，自完其心”。为
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还作了假设：“即使世界上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
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
为己也。”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理想生活，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圣贤豪
杰精神。圣贤豪杰是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典型。毛泽东之所以成其为圣贤
豪杰，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和身体的能力发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而“此精神及
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这就是说，任何人，不论
他本之于天的身心能力是大是小，只要他按照”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原
则去生活，都可以成为圣贤豪杰。毛泽东反对只有圣贤豪杰可为舍身拯人之
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的说法，毛泽东认为，只有圣贤豪杰的身心能力能够
发达到最高、而普通人不能够发达到最高的说法是于理不通的。
圣贤豪杰有责任有义务拯时济世，教化小人，使之共跻圣域。但是如果
小人们不理会圣贤这一套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圣贤们应恪
守”圣人之道”，“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仅“不怕人毁”，而且”毁之
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与乎无愧于己”。这就是说，当圣贤豪
杰受到孤立时，反而更有利于他“自尽其性，自完其心”。圣贤豪杰利他人、
利社会、利天下的行为，本来就是“自尽其性，自完其心”，“非以为人，
乃以为己”。如果客观上他不能这样做，只是有点遗憾，而对他的心性修炼
完善不会有任何妨碍。
“自尽其性，自完其心”的生活态度，于自我的发展有一大优点，即能
把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利万世看作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不为其所烦
所累，就和人之要吃饭和娱乐一样。这样，便能把内在的心性完善和外在的
事业成功统一起来，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统一起来。
9？5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昔日湖南第一师范礼堂门口赫然立着四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
民国初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德、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宗
旨，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军育是鉴于近代中国兵疲国弱受人欺辱而从自
己的敌人——德国和日本学来的。蔡元培的独创是美育，他曾提出以美育代
宗教的设想。
就在美育和军育哪个重要的问题上，毛泽东曾与萧子升之间发生过一场
争论。萧很欣赏美育，毛则认为“军育更为重要”。毛说：“如果国家软弱，
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
么关系呢？”萧申辩，美育能促进德性的完美。毛反驳：“完美德性又有什
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
示德性。”
这场争论发生在那个国力赢弱的年代并不奇怪。当时的人曾提出“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口号，不过他对二者间的
关系有独特的理解。他的见解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
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那时的精神文明也包括两项：学问和道德。
在毛泽东看来，学问道德诚然重要，但二者都必须以健全的体魄为基础，“体
育，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
远”，因此他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
为了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毛泽东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体现“蛮拙”二
字。在长沙读书时，他曾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了一
种“六段运动”，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还有打击和跳跃的动作。
他坚持一日数练，长年不辍。此外，还有冷水浴、风浴、雨浴，甚至雪浴。
人们常看到他经常赤着上身在风雨之中跑跳蹬跃。爬山、野游和露宿更是他
乐于实行的锻炼方法。毛泽东最喜次的健身运动是游泳，从少年时代“中流
击水”于湘江，到晚年以70高龄“闲庭信步”于长江，终生不改其乐。
古人称赞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毛泽东认为这只是对古贤君子风
度的形容，而不是对运动而言的。“运动宜蛮拙”，如“力拔项王之山，勇
贯由基之礼，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决不是什么纤巧之事，“其道盖
存乎蛮拙”。“蛮则气力雄，筋骨劲”。
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力量”的注重。他知道“道”与“力”二者缺一
不可。人类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实力的较量。只有能文又能武，用“道”来为
“力”张目，以“力”作为“道”的后盾，才能无往而不胜。他曾对张昆弟
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