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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少，范仲淹、韩琦、吕夷简、晏殊、薛奎、杜洐、包拯、文彦博、富弼、狄青、欧阳修等等，或文或武，皆一时人杰。此外，文学、哲学以及科技方面，柳永、宋庠、梅尧臣、苏洵、蔡襄、周敦颐、二程兄弟、沈括、毕开等等，皆是生活于宋仁宗时代，真可用“灿若群星”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各类人才。
历史的真实，总出现“好人无好报”的现象。宋仁宗如此一个仁君，在位四十二年，竟然一个儿子也没有。继承人问题是帝国最最重要的事务，在大臣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宋仁宋只能立其堂兄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改名赵曙。转年，公元1064年，宋仁宋病死，其堂侄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身体很差，精神上也有遗传毛病，他在位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类似明朝“大礼仪之争”，即英宗想把他死去的生父濮安懿王也升格为“皇帝”，朝臣们为此大打出嘴，争执不休。最后，宋英宗还是未敢追尊其生父为“皇帝”，只是把老爸的坟园称为“陵”。比起明朝嘉靖皇帝为此事杖死十来位大臣的王八蛋行为，宋英宗要仁义得多。英宗皇帝仅在位四年即病死，其长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位宋神宗。
此时，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首先，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仍比较“厚道”，从来不怎么想“消肿”机构，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已经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带有“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光薪俸支出就大的惊人。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宋真宗时已有四千多，宋仁宗时已经过万。宋仁宗统治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一万人。这一万人看似数字不大，但都是官员之选，而宋朝一般官员的薪俸都可让诸朝士人眼红。不仅如此，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呈几何级数上升。不讲皇族，仅以大臣王旦为例，“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除服，又各进一官。”宋仁宗自己生不出儿子，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却一个胜似一个。即使皇帝驾崩，“遗赐大臣各值百余万”，“厚道”得太过份。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侈”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吗，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一次，他接见一位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宋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二十万不到。宋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宋真宗时，数目又达四十三万。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所以，《水浒传》虽内容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八十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就有近一百三十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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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边声连角起（2）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使国力一步一步走向匮乏。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早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都上书言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 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甚至当时刚刚中进士不久年方二十出头的王安石也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三札”，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乘下档案文件一般的帐本了。血气方刚正年青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1）
――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王安石年青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好读书，善属文”，是个学问大家，这一点今人古人皆无异议。“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阅读他的文章后很佩服，拿给大文学家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可见，曾巩、欧阳修两位大家，对王安石皆有荐拔之恩。依宋朝官制，王安石干满判官的一届，就可以上呈文表“求试馆职”，但王安石一反常态，不削尖脑袋往中央钻，反而去鄞县当知县。“起隄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地方干了不少好事，广为人所赞。朝中大臣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就要把他破格调入中央，岂料小王仍然“不就”。欧阳修大异，深觉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推荐王安石当谏官，小王又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好家伙，小伙安心基层，专心本职，又一心孝养，欧阳修感动坏了，在朝中不停赞扬这位“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并要给他安排俸水丰厚的“群牧判官”，王安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无奈，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知州任上，王安石又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爷）相知，声誉日隆。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终于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财政部高级官员）。“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所以，王安石入朝的消息传来，“闻者莫不喜悦，”都以为有大能人来力挽狂澜。
吊起来卖了这么久，王安石上任伊始，也要弄他三把火，首上《万言书》，其大意即“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兮命兮，恰值宋仁宗末年，暮气已重，“览而置之”，没怎么拿王安石的建议当回事。
历史、机遇，君臣际会，有时也只是因为某件不足为人道的小事所改变。宋仁宗之所以不“待见”王安石，是因一件小事对他产生成见：一天，宋仁宗见与诸大臣在御花园边赏花边钓鱼边宴饮，宦者们把鱼食用金碟装盛，各置于矮几之上，王安石信手拈来，竟把一大碟鱼食吃个精光。宋仁宗看见眼里，当时也没说什么。转天见辅臣，他讲出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王安石，乃一奸诈人也，假使他误食钓饵一粒，也就算了。此人竟能把鱼食吃尽，太不近人情，做作得过份。”正基于对他为人的鄙视，宋仁宗憎人而恶其文，对他的主张自然不看重（此事见于《邵氏见闻录》，非正史所记，但作者邵伯温是宋朝大儒邵雍之子，记载非常可信）。
王安石见“三把火”没烧着，悻悻之余又与当政大臣多不和，又恰巧赶上其母病死，便以母丧为名去职。
英宗在位四年，“（王）安石被召未尝起。”有了一次京城之行，王安石深知吊起来卖的重要性，时机不到，再不肯轻易露头。
其实，宋仁宗认为王安石吃光鱼食是做秀，也未必。王安石不爱洗澡，不喜穿新衣，吃饭即使是一大桌子菜，他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一碟。著书用心之时，更时常心无旁鹜，有一次写东西，王安石边吃边写，手中东西吃完他也不觉，仍旧一口一口干啃，把自己指头嚼得血乎流烂也不自知。
人与人关系很微妙，估计宋仁宗看见王安石就感觉不好。对于仁宗皇帝，王安石也心怀愤恨，在其日记中对这位先帝大加鄙薄，总以之比为汉武帝。
宋神宗当颖王时，韩维在他手下任记室（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只要宋神宗夸他见解好，韩维必称：“这不是我本人的见解，是我朋友王安石的主张”。年长时久，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由是想见其为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不至”。
宋神宗也有些惶惘，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却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兑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众谓（王）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知道好机会终于寻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一直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宋神宗“不答”。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也不是一朝猴急，嗷地一声恨不能坐火箭入京。他慢慢悠悠，七个月之后才赴职。此次他之所以心中有根，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往大臣韩维家窜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父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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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不出，奈苍生何！”（2）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一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