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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经过繁荣之后，油轮运输市场必定会下降，情况必定会越来越糟。”
与合作伙伴出现分歧
除了对石油运输市场的前景不看好之外，使得包玉刚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与银行的合作关系也不如以前那么顺利了。1977
年，沈粥取代了桑达士而成为汇丰银行大班，银行对投资于包玉刚的航运事
业的兴趣明显减弱。
1978 年，发生了一件令包玉刚不快和难堪的事，加深了他登陆的念头。
在日本，包玉刚的环球公司有两个大客户——日本轮船公司和山口汽船
有限公司。1978 年、传出了日本轮船公司因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的消息。
那时，环球与轮船公司签订有二十多超级油轮的租约，对方一旦倒闭，
环球将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为此，环球公司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会上，作为环球公司大船东之
一的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向包玉刚提出要求，让包玉刚对租约的可靠性作出书
面保证。
包玉刚犯难了：因为在当时的会议上，既有他的朋友，也有很多竞争对
手。他没法答应沈粥的要求，但是若完全拒绝，则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
解，并且会引出更多的谣言，因此，在那次董事会上，包玉刚只好作了一个
简单的声明，对所涉及的细节则一概不提。
包玉刚的态度令沈粥不快，会后，他拜访了包玉刚，让其作出详细的解
释。此时，包玉刚对此事已成竹在胸，他要沈粥忍耐几天，他知道日本工业
银行总裁池喜三郎近期内会到香港访问，而只要得到此人的支持，日本轮船
公司就会度过这次危机，而环球也可以避免遭受巨大的损失。
1978 年6 月，池浦喜三郎先生到达了香港，在一个几乎集中了香港政
要、商业巨子的宴会上，他表示日本工业银行及与其有关的银行会对日本轮
船公司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其国外的债务和承租合约承担责任，稍
后他又向香港媒介作了相同内容的保证。有了这个保证，环球航运和包玉刚
终于顺利地渡过了危机。
经过这件事之后，包玉刚更加确认了航运业已开始走向下坡路，进行战
略转移的决心更大了。
减船登陆
包王刚有一句口号：“不负债，不作过多借贷。”
这句话一直指导着他的经营运作。
当他预感到世界航运业低潮即将来临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减少船的数
量。
70 年代未的时候，包玉刚拥有一千多万吨的船队，其中有50 艘是超级
油轮。这些油轮价钱昂贵，一艘油轮顶得上一座大厦的价值。
在石油运输繁忙时，这些超级油轮可是挣钱的宝贝，有时候走一趟就是
几百万美元的利润。于是，各国的船主纷纷订购超级油轮，乐此不疲，但是，
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各国对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石油运输需求相应减
小，一个潜在的危机慢慢显露出来：供大于求时，这些庞然大物将会成为负
累，其昂贵的保养费将会使船主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包玉刚最先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他第一步是要卖掉大部分油轮。首
先是为大部分油轮订下了卖出的价钱——订价之低，令那些仍然看好航运市
场的船主感到吃惊和兴奋。由于其低价政策，很快，他就把大部分该卖的船
都出手了。
事情过后，人们对他定下的策略大力赞赏，汇丰银行主席威廉后来说道：
“这个举动当时令人十分惊异，一年前，他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船主。一年内，
他卖掉了很多的船只，减少了借贷数目。在别的船主仍在买入之时，他没有
乘机要高价，他要价很低。
“那段时间，他十分冷静，这正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如果他告诉别人
他的想法，人们就可能会跟着做。他是如何知道何时该把其船只卖掉的呢？
他四处旅行，打探消息。他收集各种各样的消息，结果他得出了见好就收的
结论，他是唯一没有在市场猛跌当口受到伤害的大船主。比起其他人来，他
有十分接近市场的感觉知力，他能够在船价暴跌前卖掉船只，减少借贷数目，
收益虽然少了，但却能够不受伤害地逃脱了出来。”
卖掉了部分油轮后，包玉刚又开始着手为东亚航海公司及其船队投价。
在这之前包家出了比市场价高出50％的价钱买下了市面上的股票，以使得
小股民能够有所收益而避免面对船务市场崩溃的危机。那时，远东公司是环
球集团的第一家公众上市公司，它的船只约占环球船只总数的1/3。
在这之后的四至五年中，包玉刚卖掉了一半有多的船只。
他后来不无得意他说道：“我们成功地还清了所有债务。那个时候，我
们看到别的香港船主在他们的年度报告中仍然做出乐观的预测，订出的价格
仍然大大高于流行的市场价，我十分惊奇和担心，希望他们能逃过灾难——
但很不幸，自从1985 年起，他们不得不让他们的股票在交易所停止交易了。”
在70 年代未到80 年代的航运业的萧条景况下，包玉刚凭着他敏锐的预
感，有幸在其中逃脱了出来，成为几个少数损失较少的船东之一，但他也不
是完全没受到损失，与日本山口汽船有限公司签订的租约就使他遭受了不少
的损失。山口公司是包玉刚在日本的两个大客户之一（另一个是前文提及的
日本航运）。在山口公司的鼎盛时期，环球有50 条大船是由这家公司签租
的，其业务约占环球集团业务的30％。包玉刚与这家公司的总裁十分要好。
在船运业开始萧条时，包玉刚也开始为这个好朋友担心起来，认为他签了大
多的货船了，为了稳重起见，包玉刚在与山口公司签订租约的时候，他都要
求取得银行的担保书以获取安全感。尽管如此，在1985 年8 月13 日山口公
司倒闭时，环球公司仍然有18 条船与他们签有租约，租金总值约1000 万美
元，幸运的是，在这18 条船中，有3 只大油轮后来用与山口公司相近的租
价租给了其他公司，环球集团尽力减少损失，但最后仍不得不放弃了其中15
条大船的租金和租约。
在60 年代到70 年代与日本人所订的租约里，包玉刚坚持以美元为标准
进行结算，并且固定了日元对美元的比率为360 日元兑1 美元，这样一个措
施使他在后来的时候得到了额外的收益，因为到了80 年代，日元对美元的
兑换率升了一倍有多，这使得环球有了巨大的缓冲空间，当其他船主在80
年代陷入灭顶之灾时，环球集团却有了额外的恢复能力，这也正是环球集团
在航运市场呈最坏的情况下仍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1985 年是世界航运业遭受灾难的一年，据统计，那一年全世界一共减
少了1785 条船，总排水量达1775 万吨，而有一些统计甚至认为减少的数量
实际上应该是更大很多。有些行家警告说，船只减少的数量不会以50％的
速度递增。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旧船不断地遭淘汰。但却又不断有新船从船
坞下水，实际上的船只数目减少并不到1％，船业市场上供大于求的景况并
没有得到多大的好转。
由于包玉刚在70 年代未就预见到世界航运事业会走向萧条，他及时地
卖掉了相当部分的船只，这使得他顺利地逃过了航运的大萧条时期的灾难，
并积聚了相当的力量向陆地上的不动产市场进军。其中最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的是1980 年所爆发的九龙仓收购大战，这件事直到如今，很多香港人提起
来仍然津津乐道。
第十九章会晤邓公促成登陆新举措
包玉刚与邓小平虽然是初次见面，交谈却甚为投契，足足谈了儿个小
时。把包氏王国从海上搬到陆上的决定，显然是访京后下的决心。登陆行
动与其说是由于包玉刚预见到世界航运的衰退，还不如说是出于他对香港
前途充满了信心。
70 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机，引发了包玉刚减船登陆的念头，但是，真正
促成他登陆的，却是与大陆领导人的接触。
许多人以为包、邓二人初次见面是在1981 年，其实这是误会。早在1978
年11 月，复出政坛不久的邓小平就与包玉刚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只因当
时没有惊动传媒，故不为外界所知。而这次的接触更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
秘密——促成了包玉刚由海上“登陆”的决定。
1978 年这次包、邓二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会见”，可以说完全
是卢绪章的功劳。
向中共投石问路
卢绪章，这位包玉刚的姨亲表兄、中共前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时期与包
玉刚在衡阳相认，当年他以广大华行老板的身份活动，是商界中甚有威望的
商人。他曾给包玉刚不少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对包玉刚的世界观也有一定
的影响。由于他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属于最秘密、最高级的地下党员，
因此包玉刚与他交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中共执掌大陆政权之后，卢绪章出任经贸部部长，包玉刚方知这位广大
华行的表兄原来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着实吃了一惊。可能是因为与表兄情
深义厚，包玉刚反而对共产党消除了反感。
1957 年，包玉刚正着手建立他的“海上王国”，曾经悄悄返回大陆一
次，秘密会晤卢绪章商谈合作发展经贸问题，只因当时国内政策的关系，合
作问题没谈拢。及至后来，卢绪章被打成“特务”、“走资派”，包玉刚见
到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却得到如此下场，不禁心灰意冷，将新华社送来
的国庆酒会请柬一律扔在一旁，不予理会。
周恩来逝世后，包玉刚偶然从其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发现了排在其中
的一个的熟悉名字——卢绪章，他兴奋不已，终于知道表哥尚在人间，终于
又露面了。随着“四人帮”倒台，卢绪章官复原职，包玉刚对中共的看法才
有所改变。
1978 年上半年，被“打倒”多年的邓小平复出中国政坛，重新登上政
治舞台，这一消息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香港人更是仿佛看到了曙光。包玉
刚萌生了回大陆去看看表兄的念头，但为稳妥起见，他向国内发了一封电报，
电文是：“我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
包玉刚拍这份电报，目的是投石问路。包玉刚夫人黄秀英与卢绪章夫人
是表姐妹，用她的身份来拍这份电报，可以省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事隔不久，包玉刚就收到复电：欢迎包玉刚夫妇一同回北京探亲。电报
是邓小平请廖承志发的。包玉刚一见之下，立即与夫人动身起程。不过，他
们没有“直接”飞北京，而是取道日本，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吧。
两位世界名人的第一次会晤
包玉刚后来承认，假如不是这位表兄，和邓小平的会面，不会这么快；
包氏王国，就算终归登陆，也不会这么顺利。
那确实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会面。
包玉刚回忆道：“北京11 月的风是出了名的，如非亲尝，也不知道原
来这般凛冽。一下车，走了几步，我便把大衣领翻起来，也替秀英拢好皮裘；
到和邓小平握手见面时，竟然忘了把衣领弄回去。不过我也不为意，这位大
陆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设计师，是这样的随和、坦诚。”
包玉刚与邓小平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对彼此的声望早有所闻，心仪已
久，交谈之下甚是投契，他们的话题扯得很开，从大陆的经济到世界的政局，
从航运经营到香港前途。邓小平向包玉刚描述了他改革的构想，而包玉刚则
向邓小平谈到了自己所知的各国政要的看法，包括与当时的港督麦里浩的私
人谈话。两人足足谈了几个小时，充分交换了意见。
由于当时邓小平复出不久，华国锋是当时党政最高领导人，基于种种考
虑，包、邓的这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国内外新闻媒界并不知晓，两人谈话
的具体内容更是除包玉刚与邓小平两人及少数几个陪同人员外，无人知道。
不过，从包玉刚回港后的行动可以得知，包玉刚把包氏王国从海上搬到陆上
的这个决定，显然是访京之后才最后作出的。包玉刚的登陆行动与其说是他
预见到世界航运衰退，还不如说是他对香港的前途有了充分的信心。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1978 年年中，包玉刚向日本订购了一艘40 万5 千吨的超级油轮，由于
这艘油轮吃水大深，不能在香港停泊。包玉刚后来对人说：“假如迟得几个
月，在上访北京之后，这艘巨轮订与不订，则须重新考虑。”
一句话，道出了北京之行对他的影响。
包玉刚每次与各国首脑会面，都不会空手而归——因为他会从交谈中获
取各种对他有用的信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