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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港口条件，办一个大型钢铁企业。
经过多方努力，包玉刚的这个计划正在变成现实。
第三十章团结一致建立家族式王国
包氏家族最持久的特性是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并具备了管理其宠大资
源的能力。大量的无血缘关系的人，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地与包氏家族
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英文《包玉刚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包氏家族最持久的特性是始
终保持紧密联系，并具备了管理其庞大资源的能力。
“大量的无血缘关系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进入某一特
殊角色时，就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地与包氏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
家族式王国包括包玉刚自己以及女儿们、兄弟姐妹们和他们的配偶。”
包玉刚早年受封建的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家族成员间的这种特定
的关系比任何其他一种关系都可靠，他的王国也成为家族式经营的典范。
对父亲克尽孝道
包玉刚家族观念极浓。对于父亲，他有一种敬若神明的感情。从小到大，
他都没有对父亲说过一个“不”字。
尽管50 年代初期，包玉刚想投身航运业，包兆龙曾以风险太大而反对，
包玉刚也没有跟父亲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以及航运的前
景一一向父亲陈述，以自己的诚意和决心去说服父亲，待父亲点头同意之后
才去买第一条船。
孔孟之道有所谓“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
为妻纲”。对于包玉刚来说，“父为子纲”恐怕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他常
常把父亲放在首位，而当他与父亲时同一件事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发现父
亲永远是激励他的源泉，甚至帮助他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无论在生意上还是在家庭中，包兆龙都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他治家很
严，对子女严厉中透着慈爱；他谨慎而正直，主张独立自强，靠本事吃饭；
他经常告诫子女，声誉和信用是为人之本。在这些方面，包玉刚可以说是得
到了父亲不少遗传。
包玉刚发迹之后，财富积累越来越多。作为船王的父亲，包兆龙并没有
恃财傲物，仗势凌人，相反，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即使已年届八十多岁高
龄，也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每天按时回他的办公室处理公务，没有丝毫的松
懈，为整个环球集团起到了表率作用。
作为一个实业家，包兆龙也拥有不少财产，在香港这个花花绿绿，纸醉
金迷的世界里，他却仍保持简朴节俭的生活作风。在穿着方面，他从不追求
名牌，一件衬衣往往穿到后领都磨破了也舍不得扔掉。
包兆龙生前曾立下遗嘱、在他去世后把他穿过的衣服送给孙子们留念。
包兆龙仙逝后、孙子们接过一件件衣领袖口都磨破了的衣服，不禁悲恸泪下。
包兆龙用自己的行动，去教育儿孙们不要忘记中国人勤俭朴实的生活美德，
不要忘忆创业的艰辛。
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使包玉刚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为了表达对父
亲的敬爱和孝心，父亲去世后，他在香港和安徽的合肥，都树起了父亲的雕
像；在办公室，他特意将一张与父亲真人一般大小的照片挂在墙上，每当走
进办公室，都先向父亲致意。
另外，包玉刚在大陆、港澳和其他地方捐款建造的公益福利设施，有不
少是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如北京的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的兆龙图书馆、
以及家乡的包兆龙路等。
“没有父亲就没有我。”——为了表达对父亲的高度尊敬，
包玉刚把环球公司名誉主席的头衔永远地授予给了包兆龙。
夫妻情深义重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包玉刚的婚姻实在是太传统、太平淡无奇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旧式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两个十几岁的少
年，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谈不上育丝毫感情的少年——包玉刚和黄秀英，在
一片喜庆的锣鼓声、喧闹声中被送入洞房，开始了“白头到老”的夫妻生活。
说来也怪，这对少年小夫妻居然在洞房中一见钟情，并且一辈子恩恩爱
爱，长相厮守，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多人一旦有了些钱，免不了贪新厌旧，或三妻四妾，
或金屋藏娇，人们对此也见怪不怪。
同是世界级船王的奥纳西斯，就以追逐女人而出名，在他的身边，经常
娇娘成群，美女如云，如众星捧月一般。在他50 岁时，仍热烈追求美国已
故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一时成为各国传媒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
然而，在包玉刚的一生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丝毫绯闻，哪怕是捕风捉
影的“煲水新闻”，这在超级富豪中，确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船王夫人黄秀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一个百分百的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典范。她把家看成是一个城堡，
甚至不愿踏出城堡到外面旅行，她是一个专心奉献的妻子和母亲，更是一个
好外婆。”——这是黄秀英从家人那儿得到的评价。
在女儿们的眼中，黄秀英是一个“旧时代的女子”。确实，在黄秀英身
上，深深烙下了中国传统妇女的印记——一个不折不扣的旧式女子。
想当年，她在如花的年华，便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去嫁给一个自己不认
识的男人，对于这段包办婚姻，她没说一个“不”字。
新婚燕尔，正碰上战火纷飞的年代，她随丈夫辗转大半个中国。为了能
让丈夫专心工作，她把一个家担起来；为了丈夫能吃好，她宁愿喝白开水；
为了买到大米，她夹在饥民中排一天一夜的队。。她没有半句怨言。
定居香港之后，丈夫的事业不断发展，黄秀英也不断学习以适应丈夫的
变化。她偶尔会陪丈夫打一两局高尔夫球，或出席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更
多时间，她宁愿呆在香港，而不是随丈夫到世界各地旅行或公干。
她没有什么语言天分，到香港四十多年，仍只会说宁波话，甚至在英女
王为包玉刚封爵的典礼上，她仍然用宁波话与女王交谈。
平时在家，她最大的娱乐就是打打麻将。和丈夫一样。她的生活也是非
常的简朴，一如她对中国的感情那么朴实。
1980 年10 月，她随丈夫一起到日本大坂船坞参加一条船的下水仪式，
一同出席的还有中国船舶制造公司主席蔡叔凡（音）的妻子。主人出于礼节
上的考虑，在剪彩仪式开始时奏起了中国国歌。这时，包玉刚发现站在身边
的妻子不停地用手绢擦眼睛，便关心地问她是否不舒服。黄秀英动情他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奏中国国歌，而不是利比亚、不是巴拿马，不是巴西，也
不是英国、日本或美国。。”
四个女儿
包玉刚有4 个女儿，分别是陪庆（Anna）、陪容（Bessie）、陪丽（Cissy）、
陪慧（Doreen）。他用英文字母A、B、C、D 的顺序为其女儿命名，就象为
他的船命名一样，以示长幼有序，只是后来船队发展壮大以至二十六个英文
容纳不下，而女儿就到D 为止。
无论从做生意的手法、管理企业的方法还是生活作风来看，包玉刚都是
非常中国化、非常传统的，如此恪守孝道的他，居然一辈子背负着“不孝有
三，无后（指儿子）为大”的不孝之名而不遗憾。
英文版《包玉刚传》中写道：
“包玉刚是这样的中国化，他对没有儿子这一点可能会感到有点失望，
因为这使包龙图这一家族的族谱的其中一条分枝到他这儿就无法延续下去
了。但他没有表示特别的遗憾——也许这只不过是他自律的表现。他对其中
两个女儿嫁给外国人也表现得同样地不动声色。”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成家立业，包玉刚反倒觉得，因为生了四个女儿而
多了四个儿子。
对于女儿们，包玉刚一向是严厉的，他认为，对下一代的溺爱会毁了他
们。他对后辈最大的希望是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
趣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
他把四个女儿送进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学校，中学毕业之后，他让她们
在美国选择一所大学继续深造——这导致了后来有两个女儿嫁给了外国人。
尽管包玉刚对女儿要求很严格，甚至有些高压，但女儿们回忆起父亲对
她们的教育时，无不感到受益良多。
包陪庆清楚地记得她21 岁生日那天，刚好父亲有一条新船下水，于是
她请了几位朋友到父亲的公司参加新船剪彩仪式以庆祝生日。包玉刚知道
后，硬是把这些邀请取消了，他对陪庆说：“这条船不是我赚回来的。仪式
是属于公司的，是用来招待公司的客人的。你并不是公司的一员，对公司无
任何贡献，因此无权利用公司的仪式来为你庆祝。”
包玉刚的这一举动虽然令女儿哭了一天，并说他“不近人情”，但在包
陪庆心中，却深深地烙下了印记，使她明白了做人应该公私分明，不能因为
自己是船王的女儿而搞任何的特殊。
包陪容回忆道：“父亲在我们到海外念大学时，找我们进行谈话，要我
们牢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告诫我们要努力工作，并说人们对我们微笑时，那
‘是因为父亲而非你们自己’，不要自视太高。父亲使我们牢记自己的民族，
牢记自己民族的文化。”
包家家风节俭，即使成为香港富豪之后也不曾改变。对此，包家姐妹并
不以为耻，反而觉得很自豪。大女儿包陪庆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白他说：
父亲只容许她们每一段时间拥有一双鞋。对此，包陪庆表示理解，“人们都
以为宁波人很发达，其实宁波人很悭俭，也不怕捱苦。小时候穿的鞋是母亲
一针一钱做的，鞋里用的全是碎布，母亲为父亲做好，再为女儿做。人家说，
宁波女人十根指头，都是给做鞋刺破过的。也许正是宁波人愈吃苦，所以愈
发达。”
四个女婿
正如包玉刚所希望的那样，四个女儿学有所成，并按照自己的兴趣、爱
好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的伴侣。
对于女儿的婚姻，包玉刚曾作过这样的许诺：对象由她们自由选择，父
母只作参谋；不用理会对方是贫还是富，只要为人正派，有事业心、进取心，
便可考虑。
包玉刚许这个诺的时候，也许不会料到若干年后，他的四个女儿使包家
成为一个“小联合国”，名符其实的“四海一家”。
大女儿嫁的是一位奥地利人。
赫尔墨特·索克曼在遇到包陪庆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娶一个中国妻子，
更没有想过会成为世界船王的女婿。
他于1941 年出生于奥地利，父母都是捷克人，从维也纳大学毕业之后，
他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认识了包陪庆。
他们的第一次邂逅是在一个为欢迎外国留学生而举行的餐舞会上，当时
是1967 年，包陪庆正攻读三年级法学课程。
那天，陪庆记错了餐舞会的内容，梳了一个很成熟的发型，使她看起来
象是为扶轮社招收学员的工作人员一样老气横秋。
谁知歪打正着，这个梳错的发型为她带来了一段美满姻缘。
索克曼在人群里一眼就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女孩，并立即喜欢上
她，很快，两个国籍不同、种族不同、身份也悬殊的年青人无所顾忌地相爱
了。
两人交往的初期，陪庆并没有告诉索克曼她的父亲是谁，是干什么的。
后来，他知道了她原来是世界级船王的女儿，却并没有自惭形秽，更没有欣
喜若狂，这位来自欧洲中部一个小国家的年青人只想成为一名律师，对船和
船主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大女儿爱上了外国人！消息传到香港，在一向平静的包家掀起了喧然大
波，包玉刚大吃一惊，黄秀英更是迷惑不解，他们一时无法想象，一个白皮
肤、蓝眼睛、棕头发的“鬼佬”来到面前，喊他们一声“爸、妈”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当这对热恋中的年青人准备结婚时，双方家庭都显得很冷谈。
索克曼在奥地利的母亲寄了两封信给包玉刚，告诉他两个孩子结婚的打
算，却都没有得到回音。这位不太想儿子娶外族女子的寡妇于是心灰意冷，
对儿子的婚事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
对于包玉刚的沉默，索克曼发表了这样的观点：“相信对一个难题长期
不子答复，问题就会自己离开，这常常是生意人无奈的选择。”
虽然没有得到双方家长的支持，索克曼和包陪庆还是决定结婚。
也许是因为自己有言在先，也许是困为没有挽回的希望，包玉刚决定接
受现实，和妻子到芝加哥参加女儿的婚礼。
索克曼回忆说：
“你必须承认包玉刚头脑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