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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恰当地关爱自己来平衡对他人的责任可以保持精神能量。换句话说，按照我们自己最坚定的价值观生活的能力，依赖定期补充我们的精神能量—找办法休息、重新焕发精神并重新和我们认为最鼓舞人心、最有意义的价值观相联系。当我们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时，我们必须通过系统的方法再进一步—挑战我们的自满和私利。在罗杰的例子中，由于没有一种迫切的目的感，他失去了热情和明确的方向感。他处于这样一种生存模式，只满足那些迫切的要求，混一天算一天。往往，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受害人。罗杰没有过多考虑他的选择所带来的长期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清楚自己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或者他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结果是他全部的精力系统都受到了损害。
通常是悲剧发生时人们才发现精神能量的重要性。当演员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在1995年从马背上意外坠落造成四肢瘫痪时，要是他觉得被绝望所压垮本来也没什么让人惊讶的。他后来说，他曾打算自杀，尽管有这个想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很快，里夫设法找到了精神能量最好的来源—继续和家人在一起的欲望、继续帮助寻找他这种情况的治疗方法的欲望和继续为这个世界做贡献的欲望，尤其是给和他情况一样的人以鼓舞。这种强烈的目的感帮助里夫找回希望和乐观精神，目标专注而明确地继续向前，即使体能严重衰退，即使特别容易受到恐惧、挫折和绝望的影响。精神能量有效地挽救了他的生命。
证券交易公司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雇员在面对一个不同寻常的悲剧时一起利用了储备丰厚的精神能量。公司的总部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顶层的四层楼上，它的纽约办事处
1 000名员工中有2/3以上的人在2001年9月11日去世了，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和大量数据也被破坏。人们不清楚坎托公司自身能否生存下去。可以理解幸存的员工非常震惊、悲痛，很多人受到了创伤。在精力方面，身体、情感和思想上的消耗是巨大的。
结果发现，让坎托公司的员工们继续前进的是一种迫切的目的感。为挽救公司所做的努力当然能为他们自身的经济需求服务，但是他们的目的比那个要大得多。几天后，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坎托的董事长，宣布在接下来的5年里将把公司利润的25％送给遇难员工的家人。这个决定激励幸存的员工为了自身利益以外的目的而奋斗。就像其中一个人说的，幸存者们成了一帮弟兄，因为共同的悲剧和前面的挑战而团结在一起。
这样做的结果是惊人的奉献精神。员工们开始每天工作12~16个小时。海迪·奥尔森是一位曾经离开了公司的员工，在“9·11”后他觉得自己必须回来。按照他的话说，“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成了过去。因此我只是在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就像一位母亲—在精神意义上，在为了家庭的利益而做任何事。”沿着这条路，坎托·菲茨杰拉德的员工们发现了以前没有用过的情感资
源—耐心、同情、毫无怨言地忍受艰苦的临时工作环境的能力，这些情感资源帮助他们抚平创伤。他们对更高的使命的承诺，帮助他们即使是在睡眠有限的情况下，也能集中精力并保持很长时间。如果从长远的角度看有什么风险的话，那是无法适当地补充他们身体、思想和情感的精力储备，最后可能会造成精力枯竭、身体和精神垮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想出比这个更生动的例子来表现可供发掘的精神能量的巨大宝藏—即使是在最恶劣的逆境下，凭借共同的信念和对超越自身利益的使命的承诺也能逆流而上。
为了理解目的在日常生活中的重大意义，想想安的例子。安是一家大型化妆品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在长大成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安曾试着戒烟但都没成功，她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吸烟对她的健康和工作成效产生着不声不响但又无法否认的影响—因呼吸急促导致耐力下降，比她的同事更容易生病，开会时总为想抽烟而分神。她显然也意识到吸烟会使她的寿命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吸烟带来一种强烈的愉快感觉，这是一种减轻她的焦虑、缓解交际压力的途径。最重要的是，烟瘾强烈地控制着她。
当安得知自己怀孕那天，她立即决定戒烟。直到孩子出生，她从未再拿起一支烟。但她产后还没有出院就又抽上了。一年后，安再次怀孕，她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再次停止抽烟。就像第一次一样，她很容易就能克服不断的对烟的渴望，但和第一次经历一样，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马上就又开始抽烟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悲伤地告诉我们。
原因其实很简单。当安能把吸烟的后果和一个更大的目
的—她未出世的孩子的健康联系在一起时，她就找到了中心的目标。放弃很容易。她的孩子一出生她就不再有这么明确的目的感了，吸烟的诱惑再次变得很诱人。虽然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在感情上觉得有负罪感，甚至在身体上经历了吸烟的消极影响，但都不足以让她改变自己的行为。
为了戒烟，安需要一种独特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同精力的精神源泉的联系。我们帮助她通过三种方式和目的感重新联系起来。第一是指出被动吸入之烟本身有潜在的危害，如果她继续抽烟的话，她的孩子的健康将面临危险，她的这一行为也是在暗示孩子们吸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还迫使安面对一个现实：继续抽烟会极大增加她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失去妈妈的可能性。因为家庭和对他人的关心是安重要的价值观的一部分，这些价值观成为使安戒烟的动力。最后我们帮助安承认吸烟是她健康状况不佳、精力不济的首要原因，这对她的工作表现造成了重大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她与家人的关系。
比起精力的其他层面，精神能量的消耗和补充更加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几乎全部思考活动都会说到精神“工作”和精神“实践”。这些活动的目的可能是为别人服务，深化我们的同情心或者帮助我们体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另一方面，精神能量的补充来自我们的目的感以及最不易改变的价值观，并和它们相联系。
有些活动不需要大量的能量消耗就能产生相当大的精神恢复。这些活动包括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看一本鼓舞人心的书，听音乐或者听一位伟大的演说家的演讲。相反，精神实践可能同时既补充精力又需要精力。比如，冥想需要调动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让大脑静下来，但是也可能有助于重新获得豁然开朗、相互联系甚至喜悦的感觉。像瑜伽一样，冥想是一种能涉及所有方面、既可以增强精神承受力还可以让思想和情感得以恢复的做法。
祈祷也需要精力集中和沉思，但是也可以让人得到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定期想想我们最坚定的价值观并对它们负责是件既困难又费力的事，但是它也可以鼓舞我们的士气，让我们变得精力充沛。从更基本的层面上说，拿出时间和精力给我们的孩子们，既是一种精神“实践”—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而牺牲我们自己的迫切的需要，也是在情感上和精神上补充精力的丰富的源泉。同理，为他人提供的所有服务，其中也包括相当多的努力甚至不便，但是也许还会带来深远的意义和深深的满足感。
加里：冷漠，不满
加里，47岁，是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在为公司供职20年后，他感觉越来越无法投入到工作中去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份工作，这样做是否真的值得。他的收入丰厚，但我们和他聊得越多，越清楚他渴望的不仅仅是增加他的纯收入，或是向上爬。在个人生活中他有同样的渴望。他和妻子10年前离了婚，尽管他们共同拥有对两个女儿的监护权，他的旅行计划和漫长的工作时间却限制了他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两个女儿现在都20多岁，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他感到非常遗憾，特别是无法通过他们都喜欢的体育活动和女儿们沟通。尽管加里本人曾经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而且两个女儿在整个中学期间都曾踢足球、打篮球，但是他很少跟两个女儿一起活动以弥补对她们的疏忽。
当我们问加里什么可能让他觉得更有意义、生活目的更明确，他说不出一个可行的答案。在我们的启发下，他回答说：“给孩子们当教练。”他说，对他自己的孩子已经太晚了，但是当教练让他觉得自己在作贡献、觉得有成就感。碰巧加里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些抚养孤儿的家庭，他们照顾孤儿和那些父母被认为没有抚养能力的孩子。多年以来，加里在上班的路上一直路过那里，但几乎想都没想。现在他决定试着做志愿服务。当时，管理人员碰巧在找人做男孩篮球队的教练。这份工作要求每个星期拿出3个晚上，大多数的时候星期六还有比赛。加里决心要去做这项工作。
他作为一名运动员的技术优势很快为他赢得了尊敬，但是，是他的培养方式最终赢得了队里孩子们的心。加里的父亲去世时他才16岁，他的中学篮球教练坚定的鼓励和支持，尤其在加里的表现大失水准时，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他现在正在教的孩子们有更惨痛的故事—被遗弃、被打、被虐待，加里找到用篮球来培养他们的自信和帮助他们相互之间联络感情的方法。
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加里把他实践的头几个星期都花在劝架和让孩子们把注意力放在练习上，尽管并不是很有效果。球队输掉了前三场比赛，队里一位最有天赋的球员弄伤了队友，加里不得不把他开除。但是加里的耐心和坚持最终结出硕果。球队开始赢得部分比赛，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真正像一个队一样一起努力。对于加里，回报是巨大的。他喜欢当教练，他喜欢孩子们。他从中体会到的愉悦影响到他生活的其他方面。多年以来他头一次觉得自己充满活力，而且和别人联系在一起。
在他第一次来找我们的三个月后—他执教一个月后，加里意识到在工作中也有类似的机会：做那些年龄比他小、为他工作的员工的良师益友。公司从未奖励也没有优先考虑这种角色，但是对加里来说，这种做法和当教练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进行真正的改变。他开始了一个仪式，和他那个部门年轻的交易员共度工作以外的时间。他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而是要帮助他们管理职业生涯，确认他们工作中和生活里其他方面哪些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儿。
这在股市行情开始恶化时意义特别重大。加里在面临股市低迷时的坚定以及他的冷静后来证明对他的很多交易员来说是无价的。他花很多时间和他们一起共进早餐和午餐，就是为了倾听他们的想法。除了给他们提供如何在困难的环境下不迷失方向的建议外—以及起一个榜样的作用，他还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价值并不随股市的变化而起落。他们中有几个人甚至照他的样子在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做志愿者，其中一人成了他的助理教练。
尽管在股市萧条的压力下花时间和他的交易员在一起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加里还是觉得这样做非常有回报而且给他以力量。两年里他第一次开始盼望工作，并有一种使命感。他从给别人做指导中得到的回报—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和他的篮球队在一起的，让他得到的精力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
重视他人
巴里是一家大型信息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认为自己是个善待员工的仁慈的老板。可是，巴里从他的直接下属那得到的最一致的反映是，他总是让他们等着，好像不珍惜他们的时间似的。他承认，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受到批评的地方，他无法否认它的真实性。不幸的是，他告诉我们，他对此无能为力。巴里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从
未有意让任何人等他，但是电话和其他要做的事堆积如山，他无法改变这种状况。
在寻找巴里最珍视的价值观的过程中，这个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毫不含糊地断定，他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价值观是：尊敬他人。他的父母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谈到这一点时深信不疑。
“那么，”我们问，“尊敬他人和让别人等着之间怎么保持一致呢？”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他最后说：“不能一致。”
当制定巴里的行动计划时，尊重人们的时间成为他首要的承诺之一。几个月后当我们同巴里聊起此事时，他告诉我们开始时按照日程安排行事很难。他担心如果他在某一特定时间结束会议，会遭到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