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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让经理们把3/4的公司利润都拿回家了——好像公司不赚钱也得让经理们
呆着一样。但真正的伙伴——股东却被冷落了。经理们不负责任是个畸形的
信号，就像巴菲特不愿过分纵容孩子们一样。他们的奖金越高，公司的红利
就“不足或没了”。
现在巴菲特要采取大胆行动来打破这种格局。10月29日，他在《纽约
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两则醒目的广告。中心
内容是巴菲特写的关于缩减报酬的一封信。他强调，特别好的工作可以得到
特别的奖赏，但所罗门“平分财富”的体系已经剥夺了所有——甚至中等水
平的——股东的利益。
随之而来的，他扔下颗炸弹。1991年他减少了奖金总额的1亿1000万
美元。因此尽管那年（丑闻前）的得率比1990年翻了一番，但奖金还是略微
减少了。不喜欢的人可以走。
我们按效益分配的原则肯定会导致一些管理人才离去……但最后留下的人都会遵守原
则。
25年前，巴菲特在哈撒韦集团面临困难时就对肯·察思说，他要的职员
对公司像对自己的财产一样负责。现在，在华尔街一座漂亮的玻璃和钢结构
的大楼里，他告诉莫汉他已准备好接受大批雇员辞职的事实。莫汉问会有多
少人，巴菲特说：“德里克，忠诚是买不来的。”
巴菲特的决定赢得了公司外的大力支持，许多人希望它可以最后让华尔
街的报酬方式变得合理些。自己公司里的反应则完全不同。雇员们觉得莫舍
造成的黑锅扣到了他们的头上，因此对巴菲特走向公开化的做法深恶痛绝。
广告刊登的同一天，专挖人才的加利·哥德斯坦就接到了许多所罗门的经理
们来的电话，他们希望忠诚是有标价的。
还有，这次创华尔街的削减程度也让他们呆若木鸡。莫汉减了经理70％
的奖金，投资银行家是25％，减得最多的人达50万美元之多。巴菲特和莫
汉还解雇了80名专业人员和200名后勤人员。
巴菲特很快就因此颇受微词了。人们感谢他拯救了所罗门，但现在又受
不了了。他们认为巴菲特对执法者曲意奉承，而且对他冷落戈弗洛德也严加
指责。一位老分析家说：“我们当中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的人对戈弗洛德很
同情，沃伦是个救星，你知道人们对救星是又爱又恨的。”
戈弗洛德的老部下中最受同情的是所罗门主要的股票经销商斯坦利·夏
普康。过去戈弗洛德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雪茄，穿金带银的壮汉夏普康在一
边做着股票交易。在华尔街夏普康做大买卖和展示自己块头是出了名的。
但他经管的证券部却效益不佳。巴菲特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他命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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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一些赔钱的股票并放弃投机行为。夏普康辞职了。
他的离开给证券带来了一些麻烦。当巴菲特宣布了为数极少的奖金额
后，接替夏普康的布鲁斯·哈克特暴跳如雷地对下属说：“我都快疯了，你
们猜猜是为什么吧！”巴菲特对公司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像在所罗门的阁楼上
开了个暗门，作祟数十载的鬼怪们纷纷着了道儿跌落下来。
1991年冬季是个灾难时节。所罗门包销的证券份额从丑闻前的8％跌到
了2％。那是个可怕的时期，整条华尔街的推销商、分析家还有银行家都无
所事事。于是他们纷纷离去。
“沃伦认识不到让人离开有多容易，他真是太自作聪明了，”一位离任
的银行家斜倚在男子汉俱乐部的一张皮靠背椅上，怒气冲冲地说，“他经营
公司就像经营股票一样，从不考虑人的因素。”
他越说越激动：“你以为他的全部纪录敢上头版吗？除非他不是人，是
圣贤什么的。”
1992年1月，巴菲特又面临着一场危机。曾受巴菲特的集体观念鼓舞的
银行分析家汤姆·汉利威胁说，如果他的工资不加到200万，他就要为第一
波士顿工作了。他过去就是这样给自己加薪的（1991年甚至加了40％），虽
然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位有价值的分析家，在为银行争取业务中很有影响。
巴菲特还是让他走了。
同时还有4位分析家离去了。这引起了恐慌：大牌走了，该部正面临着
人才被挖空的危险。在莫汉的一再催促下，巴菲特稍加让步，他保证了6位
青年分析家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妥协。
巴菲特同时也正与莫汉试图建立一种把各组奖金和利润挂钩的体制。这
可不太容易，所罗门从未算过下属众多单位要用多少奖金，巴菲特认为这是
致命的疏忽。
坦率地讲，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经手近40亿证券资金的人，竟不知道是谁在用它。
当奖金大战还在继续时，杰克·拜恩的儿子，正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
和哲学博士的巴其克来拜望巴菲特。他们就激励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巴菲
特鼓励小拜恩对书上的教条提出质疑，他说，人——至少有些人——并不像
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是经济动物，他们还可用忠诚来激励。
客气地讲，华尔街上看不出这一点。人们当投资银行家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你不付报酬他们就走人。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尼克·布拉迪认为巴菲特对
此很不适应：“这就像一幕歌剧，你得与很自私的人打交道，与主角打交道。
我想他不完全了解这一行。”
许多人同意此观点，还有人补充说巴菲特是想把自己的中西部道德标准
应用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批判暴露出华尔街总是与巴菲特格格不入。他们
虽然对此大加批评，但又对自己的专业人员的报酬和表现深感不安。华尔街
上一家主要的非公共竞争公司的总裁嘲讽地评价巴菲特是“清洁先生，一个
来自奥马哈的眼睛瞪得亮亮的小子”。
说他是什么都不如说是一位俭朴、精明的商人。但他试图使报酬合理化未免太天真。（他
紧张地讪笑着。）他的话至少有部分说到点子上了，我同意报酬并不合理；我的工资就
得由公众投票决定。真讨厌。 （又是一阵讪笑。）他很对，是该把它当作生意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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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豪伊预言的一样，等着从背后给他父亲一枪的人终于从树林中钻出
来了。《商业周刊》从韦尔斯法戈和所罗门的失败中（就是不提可口可乐）
断言巴菲特已失去了投资者的内质。三周后，《商业周刊》再次断言巴菲特
在所罗门的职位也告吹了。虽然杂志也承认巴菲特的确拯救了所罗门，但猛
烈抨击他犯了“一系列错误”。他让雇员们吃了不少苦头，却减少了他们的
工资，他磨去了公司敢担风险的棱角，而且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和用人不
疑的风度了”。
有些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一期《华尔街日报》上对巴菲特有情
妇一事大肆渲染，并暗示巴菲特传奇般的形象纯粹是骗局。从这种修正主义
的观点看，巴菲特精心构思的年度报告是为了躲避“严肃问题”，他用自己
的形象使股票浮在半空，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交际圈无人能比。《华尔
街日报》引用金融界竞争者麦克·普莱斯的话，认为巴菲特是“最大之一的
幕后市场操纵者，在套利和所有活动中他得到的市场信息比任何人都有用，
但大家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正常人”。
习惯于被报告奉承的巴菲特对此文“极为烦恼”，彼得说：“我和他在
一起，他摆脱不了这种烦恼。”巴菲特给报社写了封信，对报道中的许多论
点提出反驳，但他特别不愿公开表示自己被伤害了，因此他坚持不许发表他
的信。
紧接而来的是《撒谎者的扑克》的作者麦克·刘易斯，他在《新共和国》
上大肆讽刺巴菲特。他在《圣沃伦：华尔街上失败的天使》中攻击了巴菲特，
全文谈的无非是投资和伦理的问题。这也证明一个一无所知的作家可以表现
出发现了本世纪最大的一个骗子和骗子的惨败。刘易斯根据有效市场原理，
说巴菲特事业上的成功只是扔硬币时运气好罢了，而且这个“失败的天使”
实际上满是错误。
巴菲特被这篇文章气得脸色发青。本·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寻找布里
迪·默菲》的作者曾偶然相识巴菲特，他给他写了封短信表示同情，并说刘
易斯的话是明显的亵渎。一向对文辞谨慎的巴菲特回信说：“莫里，谢谢你
对麦克·刘易斯文章的评价，你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有趣的问题是，刘易斯为什么如此恨巴菲特？这可从他的《撒谎者的扑
克》中找到了线索，也表明华尔街不喜欢巴菲特。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生
活，一个年轻的债券交易商，由于把8600万美元无人要的奥林匹亚约克债券
出手给一名上当的当事人而兴高采烈。但他也承认为此感到难堪，因为他欺
骗了一个信任他的“最好的顾客”。刘易斯卖出的债券是“自己八竿子都不
想碰到”的。他的这种“光荣”会使他在所罗门步步高升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其次我现在的感觉比当时更糟。
在描写巴菲特一文的结尾他写道：
你可以一时吓得人们手足无措，但时间一长他会犯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进
退两难：做好人还是赚钱？
事实上做此选择的正是刘易斯本人。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鱼与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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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兼得的。他反复申明的“好利润并不与好行业矛盾”正是对刘易斯和其他
愤世疾俗者的理论的挑战。
当1992年2月中旬刘易斯的文章发表时，所罗门已跳起了欢快的凌波
舞。股票恢复到了30美元。世界银行和养老基金会这样的顾客也回来了。管
理层已完成了大修改，大多数时间巴菲特都呆在奥马哈。
但所罗门的业务仍在流血。莫汉痛苦地发现公司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主
要业务；同时谣言四起说巴菲特准备把公司重新交给债券交易商，把其他一
切业务包括投资银行都取消。光2月一个月就有100名雇员开小差跑了。而
8月份还拿工资的人中，有1/3的股东和1/4的银行家也跑了。就连丹尼斯·波
文也跳槽去了贝尔斯特恩斯，他是70年代巴菲特的崇拜者。
叛变情况如此令人痛心，但巴菲特毫不示弱地坚持所罗门要按轨道行
驶。他说，当迷雾散尽，所罗门在各方面都会更强大。没有哪位手下见他动
摇过。这正是巴菲特的根本价值所在——勇于坚持自己的路线。财务主管唐
纳德·豪瓦特说：“他对我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他心如刀绞，也许巴菲特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不习惯于和对他不忠的
人一起共事。“那种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说，“就像血腥的谋杀。也许我
们现在谈话时所罗门正在失去主要的关键雇员。”只要财政部的案子一日不
了结，想结束这种打击就毫无希望。
Ⅳ—初恋
巴菲特早就明白政府一直让所罗门耗着就是对它的惩罚。他请求财政部
早日了结此案，尽管他一向很少对人施加压力。“快点下手吧，”他说，“我
们不想在你还没想好之时就失血而死。”
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所罗门接受重罪名和4亿美元的罚款。所
罗门的刑事律师加利·耐夫台尔认为这个决定严峻得吓人，他在1990年为之
辩护的基德尔·皮博迪的罚款只有2500万美元，而且没有罪名，虽然当时它
的交易明星马丁·西加承认了大量的内幕交易。政府对所罗门唯一的起诉只
有不正当投标。 （更重的罪名——市场榨空——由于缺乏证据而取消了。）
孩子气的耐夫台尔甚至就本案的不足为奇向政府律师团开玩笑说：“哪
个宝宝被坏人杀了？”
一位美国助理律师回答：“你对政府撒了谎，这比内幕交易更严重。”
最后的决定得由曼哈顿的美国律师奥托·G。奥伯迈尔做出。他与喜欢给
白天的投资银行家戴手铐的前人鲁道夫·朱力尼不同，奥伯迈尔是个一向被
视作温和派的法学家。可惜执法人都有要震慑别人的天性，他判定所罗门有
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