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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德隆和我们的历史相比，差了这么一个自觉革命的坎
儿。
我们也思考，为什么当时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认失败？其实是男人张狂、征服的本性和想要成为一世
英雄的虚荣心把事业的方向给误导了。1997年我们开始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追求自由是人的本
性，之所以吸取老庄的思想是适应环境的需要，男人的妥协也要有个台阶。伟大的人说要征服世界，但还有伟大
的人说不争即争。其实，解决危机的唯一秘密就是牺牲。每次危机都有利益权衡，不敢牺牲就没有胜利；中年男
人要保持这种牺牲精神，坚持理想是唯一的心理支撑。
非常感谢的是2005年去世的王鲁光，他告诉我要“守正出奇”，现在我办公室墙上还挂着这几个字。在最难
熬的日子里，这四个字提醒我不要老想着弄热闹事，要控制住基本面。古法说奇正之术交相为用，一个人老是出
奇，奇多了就成了邪，要以正合以奇胜。我以这样的心境看老庄，不看表面强悍的书（如《四书》、《五经》），看
终极强悍的书（如《老子》、《庄子》）。老庄其实是很强悍的，比如欲擒故纵、为而不有。儒家大都是注重形式，
没有老庄强悍。
了犹未了与不了了之
大约从1999年以后，陆陆续续有人开始谈“原罪”的问题。一些言论最先是从民间和学术界发出的。民间和
学术界之所以有人喋喋不休，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正迅速成长，财富迅速膨胀，一些在社会发展当中相对失落的
人、没有在变革当中找到位置的人，以及弱势群体，对于财富的正当性提出了意见。学术界的争执无非是对这种
民间生命、民间情绪的一种学术化的表达。这种表达有这么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个是郎咸平的观点，他认为民营企业都是靠侵吞国有资产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原罪”；郎成平进而把
一切不规范，包括在国外市场经济成熟条件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政策失误导致的问题都统统加在民营企业头上，
把“原罪”的概念无限扩大，引起社会上非常多的混乱。比如权钱交易，比如暴利、乱集资，这些东西学者研究
得不多，但是从唐万新、张海、牟其中、顾雏军这些人不断出事以后，就有很多学者认为民营企业的“原罪”表
现为暴利和不断地圈钱，在资本市场圈钱、在银行圈钱、乱集资。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更多的人把行贿受贿跟“原罪”挂上钩。有人发现，每倒下去一个贪官，后面就能
找到一个民营企业，甚至也倒下一个民营企业。从胡长清开始，到成克杰，一直到现在的陈良宇、刘志华，全都
有这样一个问题。于是，有很多人开始提到民营企业事实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并把它归结为“原罪”。
针对这种观点，也有提出不同主张的，就是用历史与法律的观点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出一个解释，最典型的，
一个是张维迎，还有一个是杨鹏。张维迎认为对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问题应当历史地看待，也要站在改革开
放的进程中来看。他主张应该给予赦免，也就是说不应该继续追究民营企业以前的这些事情，应自然地将它赦免，
让这个事情过去，然后大家就开始从某一个时段起，认真地开始发展经济。他没有更多理论上的解释，只是提出
一个方法，就是赦免论。
很有趣的是在2006年，杨鹏参加一个叫做“乌有之乡”的沙龙，他针对“原罪”讲了几个小时，开头就从我
们万通讲起。他说民营企业自己认识到自己有“原罪”，是从万通开始的。他说：“私有企业有‘原罪’的说法，
是万通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冯仑最早提出的。后来这个提法被好事者宣传开来，似乎给私有企业一个形象定位，
这个定位就是，从事私有企业那帮人的发家史，就是‘原罪’发家史，更广泛地说，有钱人，就是有‘原罪’的。
这是一些人关于中国私有企业的‘罪恶出生论’……”
杨鹏的确明白我当时提出“原罪”的自省和进步的意义。他分析道：“当年冯仑提出‘原罪’说，着眼的目标
是清楚的，他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一个健康
公正的中国经济。”
但他也忧心忡忡地看到，“冯仑也许没有料想到他的‘原罪’说引发了另外一种声音，刺激了一种潜在的政治
取向。有人开始强调要对私有企业家进行追查和清算。”
杨鹏还强调说：“绝大多数企业家忙于做生意，忙于做事，没时间来关心理论争论和舆论风向后面‘原罪’概
念的酵母作用，甚至有人觉得这些概念争论很无聊。但是，民意与国家政策越来越受舆论风向的影响，企业家的
事业环境在企业家群体逐渐被理论界和舆论界一些人妖魔化的过程中悄然开始恶化，成为不少企业家倒霉的背景
因素，这一定与冯仑提出‘原罪’说的初衷偏离了。”
杨鹏接着从法律、道德、经济文化和哲学层面系统讲解了对“原罪”的看法，其核心内容是对张维迎的结论
即赦免说的系统论证与注解。有趣的是杨鹏的文章在网上贴出后，招来另一方面的议论，其中一位以“秋石客”
为笔名的人更是搬出“文革”大批判的看家本领，几近谩骂，好一番热闹景象。
学术界的争论，最终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政府和政治层面。2003年“孙大午事件”后，河北政府出了一个文件，
明确说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要给予赦免。然而这个文件出台以后，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执行，因为赦免不赦免不
是政府文件的事，它牵扯到很多法律，包括《刑法》、《合同法》等等。到2006年，关于“原罪”的问题，不断又
有人掀起争论的声浪，这实际上牵扯到对改革开放的评价。改革开放究竟是对是错，其中一件事情就牵扯到“原
罪”。如果说大家都认为民营企业的“原罪”是存在的，而且它是一切的罪恶如暴利、圈钱、侵占国有资产、腐蚀
干部等等的源泉，如果真这么严重，那么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如果不是这么一个问题，那就应历史地
看，改革之初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制度本身还不健全，甚至根本就没有。由于当时的制度本身的缺陷（而这正是
改革的必要性所在），带来了当时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当时没有《公司法》，做生意本身就会被当成“投机倒把”
抓起来，所谓投机倒把就是做买卖，华远的任志强就曾因为“投机倒把”被关了一年。“投机倒把”，今天的人都
不知道是什么了，可当时就是个罪，后来新《刑法》就没这个罪了。再比如，当初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公司
法》，怎么判他出资不实？本来那个时候也没有国有资产管理的那些政策和法规，怎么能说侵不侵占啊！如果不尊
重民营企业这个发展历史，就这个问题揪住不放，怎能促进改革开放呢？
这一争论到2006年末达到了白热化。2006年11月17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
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巨大成绩的否定。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出面说，
政府不主动扩大“原罪”的争论。所以目前“原罪”问题就不讨论了，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不了了之。
暂时是不了了之了，但总体来看，或者从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来看，随着每一个阶段的不同，尤其是在中国
这样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随着财富积累的进度越来越快，我们的传统文化、习惯，包括我们意识形态领域里沿
袭下来的一些说法，会不断地挑起对“原罪”问题的讨论和对“原罪”的再追究。所以在中国，财富的创造和积
累，始终潜伏着一些威胁。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求生之道和解决之道呢？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企业自
己，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要坚持我们曾经提过的“四化”，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
土化”。用这个“四化”使你的自有资本金得到充实，同时让公司在一个专业领域形成自己的竞争能力，再培养一
个好的团队，然后认真地经营企业，坚持在本土市场成为强者。我坚信，只要按照这“四化”走，“原罪”的绳结
就可以解开。
另一方面，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不了了之实际上是最明智的一个方法。所有的所谓“原罪”，如果是原
始积累那一段，特别是在《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银行法》等很多法律出来以前的那些事情，到现在
法律上追诉期都过了，也就是说当时就算是有罪，现在追诉期也过了。今天即使想给他定罪，从法律上讲也不太
可能，因为1993年以前连《公司法》都没有，说他抽逃资本金，他抽逃什么？按照现在的《公司法》，抽逃资本
金最多判5年，追诉时效也就5年，所以今年还要说1993年以前他有“原罪”，抽逃资本金，当时顶多也就判他
5年，何况此事早就过去了。所以不了了之最好，因为不了了之就是依法办事嘛！
另外，凡是追诉期没有过的，那么按照今天的法律，谁撞到了，那就逮谁，也不用赦免，就当“现罪”而不
是“原罪”去惩办好了。比如有人有合同欺诈的嫌疑，按照今天的办法，只要有人起诉就得办，没人起诉国家也
犯不着搞运动、强行清理、将哪一年以前的涉案企业全部抓起来。有人起诉，那说明你不是惹的国家，你是欠了
别人，有人追你一直追到今天，法院该受理的就受理，按程序依法追究。总之，没过追诉期的，和其他任何犯罪
一样，有人起诉法院才受理。这个对国家来说就叫做依法办事。
历史的天空
面对“原罪”的纷扰，实际上需要一种历史的大智慧，要从一个更长远和更宽广的视野来看。比如，把改革
开放的历史放到100年的背景下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变革，就是要把经济运行模式从单一的
公有、国有，转化为私有、民营为主的市场经济。这么大一个转变，实际上就牵扯到一个财产的腾挪问题。人类
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财产的腾挪或财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只有三种形式。一种就是战争和暴力，比如共产党从1921
年成立起与国民党打到1949年，28年的斗争，中间还有抗战，死了几千万人，才把私人财产从国民党官僚统治
集团即四大家族手里，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来，从私有变成了公有和国有。这是一种财产转移的方式。
第二种方法，是意外的馈赠。比如欧洲的小公国的国王互相赠送，乞力马扎罗就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送给法
国人做生日礼物的。但这种馈赠，在历史上很少见。
第三种财产转移方式，就是通过市场和交易，通过民间千百个分散的行为，合理却不合法的，合法却不合理
的，或者合理又合法的，慢慢这么倒腾。
用第一种方法，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28年仗，使得官僚资本转移到党和国家手中。我们现在又是个28年，
改革开放，做买卖，通过市场和交易的方法把一部分财产倒腾到民间的无数多的私人手里，而在这一过程中，国
有资产和公共利益也大大增值，国有资产最近几年增长的速度不比民间的资产增长得慢。显然，这是一种最成功
的双赢的办法，也许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所谓“原罪”。如果我们从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开始，连这个所
谓的“原罪”都不能容忍，那我们永远不可能完成这种财产的历史性的转移过程，也建立不了市场经济，更不可
能出现私人产权制度带来的竞争和市场。
我们经过28年，靠一代人的时间，实际上已逐渐建立了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市场经济。那怎么建立的私有财
产呢？一定是第一代人相对来说有一部分“原罪”，第二、第三代人就没有了。第一代人叫“原始积累”，第二代
人叫“资本积累”，以后就完善了。所以我们要有历史的大智慧，那就是宽容，这实际上不仅是宽容某些民营资本，
更是在宽容改革开放中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宽容过去管理经济的旧政策与僵化的体制。因为只有允许民营资本经
过五到十年这样的原始积累，我们才能够稳定地过渡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如果连这个智慧都没有，我们就等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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