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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一种氛围，在她的艺术朋友圈子里，在她的艺术作品之中，她自然的冲动能够如此完美地表达出来。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2）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求，在坚持发生。这样的情况，不仅对于年轻的弗利德，对于这个世界，都只是一个现象和事实，而不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弗利德的作品
二
师从伊腾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二十一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大概没有一个建筑或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是不知道包豪斯的。包豪斯只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是开创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Walter
Gropius），在德国魏玛创办的。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
包豪斯的目标，按照格鲁皮乌斯的说法，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学校开办不久，伊腾就收到格鲁皮乌斯的邀请，带着几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一起加入。他还是当教师，带去的学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学生，在他们中间，就有弗利德。
具体地说，包豪斯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也要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又强调学生有实现的能力，甚至有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以后，在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的评价中写道，
“从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像艺术村的小社群，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们非常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和戏剧。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设计海报和演出。但她还是把主要的精力扎进学习和创作。她喜欢这里的新型课程，它们支撑着她内心的演进，也支撑着实践和艺术之间的连接。她充分利用学校的条件，甚至学习使用印刷机、金属加工机械，以及能够控制的快速编织机等等。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订机，作为学校的成就，还被记载在今天的《包豪斯历史》中。
包豪斯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又会成为一种负担。就是伊腾的教学，也会成为一种难以超越的影响。后来的人评价说，弗利德大概是很罕见的，能够消化了包豪斯，又真正从包豪斯“走出去”，重新认识自己、确立自己艺术个性的“包豪斯人”。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故事的起端，还是在去包豪斯之前。刚满二十岁、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有着几个追求者。今天人们还找到一些歌曲，是爱上了弗利德的青年音乐家特地为她而创作的，其中一首题为“我一半的生命”。可是，他们都没能得到回应。弗利德的初恋非常单纯。她只是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双双堕入爱河。那就是一年之后和她一起去包豪斯的弗朗兹·辛格（Flanz
Singer）。
他们一起在包豪斯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一起在课余参与戏剧活动。当时在魏玛，有一些当地艺术家也参与包豪斯的种种活动，他们组成团体，称为“包豪斯之友”。1921年，弗利德和辛格又一起参与组织了一场歌剧，弗利德还为演出设计了海报。一个名叫艾咪的女歌手在歌剧中担任演唱，她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
一夜激情演出，弗利德的恋人弗朗兹，爱上女歌
手。不久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此后在人们的印象中，弗利德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地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在这样的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她在包豪斯的后期作品，风格明显出现变化。她当时的一组作品《黑暗》，表现着自己的噩梦。只有最亲密的朋友看到她的内心，她写道：“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洪水推动的游泳者……在瞬间，我把头抬出水面……我想要对另一个在游泳的人哭喊出来。幸运的是，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连一分钟之后的计划都没有。”然而，她的生活突变，却还不是混乱的终结。
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比比”之后，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成为她的情人。对弗利德来说，她只有过这样一次起于二十岁的单纯初恋，这是从来没有中断的感情。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无力理清自己，更无力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已经离开包豪斯，开始自己的事业。几经周折。他们从德国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弗朗兹·辛格是个素质极佳的青年建筑师，两个人在艺术才能上不相上下。在学生时代，他们就习惯了配合默契，如今作为成熟的设计师，合作得更加顺手，大量优秀设计，不断地从这个工作室出来。他们在包豪斯风格中糅入维也纳风情，从建筑到家具、手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有，工作室的事业十分兴旺。
弗利德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这就是格鲁皮乌斯说的，他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3）
她成功的那段过程。他们在事业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联璧合，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私人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因此，他们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弗利德的朋友都记得，她是多么的喜欢孩子。当包豪斯的学生在艺术节设立摊位、卖手工艺作品时，弗利德卖的是自己做的玩偶，她的摊位永远挤满了孩子。她一直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她几次怀孕，最后却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而弗利德终于在多年挣扎之后，孕育了自己破茧而出的能力。一段起于二十岁的单纯相爱，终于在扭曲下断裂，她主动离开，在维也纳的十九区租了自己的创作室，远离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1931年，三十三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得到一份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是她内心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弗利德是一个画家，她更是一个思索中的画家。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她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她从伊腾那里学到的艺术教育。
伊腾是一个天才的艺术教育者，可他自己并非一流画家，弗利德恰恰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她的教授过程，全都用最出色的、鲜活的示范和作品来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而量身打造的——她的教学对象是幼儿教师，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授艺术老师，
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那是一个她等候已久的挑战。教学在逼着她进一步地思索心理、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的学生们回忆说，没有人能够如此启迪他们对艺术的理解力。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一根竹子一般，先是冒出笋尖，然后它生长、生长，终于，缓缓地展开它的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三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20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
1934年1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在维也纳起来暴乱。虽然“辛格—迪克工作室”已经不复存在，可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希莱艾特（Heriot）女伯爵的客舍。
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三十六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起来的时候，试图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这些海报还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在一张混杂着希特勒、纳粹军人和混乱的画面中，中间有个哭泣的婴儿，在上面有这样的诗句：
哪怕在奥斯威辛，绘画依然是美丽的
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孩子
这世界是你投生的地方
……
假如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那你就必须改变它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她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
这段经历和她的感受，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下来。
弗利德的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来到布拉格后，在内心深处，她却似乎在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之上，画了一个休止符。
在奥地利法西斯猖獗的刺激下，热爱自由的她本能地起来抗争，其代价是她偏离了自己原本的心理轨道。这场刺激的最高点，就是她在监狱的经历。
如今，她来到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个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的自由国家，对各国的政治难民张开它的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造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和艺术教育与心灵塑造和释放关系的研究，这所有的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这也是人类探索本能的一个部分。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
弗利德所画的被捕和受审（背坐者为弗利德）
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她依然参加一些讨论，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三十六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已经成功。
在绘画的同时，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她以前一个学生、也是幼儿教师，不久加入了她的工作。后来，弗利德为孩子们的作品举办了展览。她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她让人们看到，那不仅仅是一些美丽的图画，同时还呈现了孩子们的内心。
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希尔德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