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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21。告别永年 重访永年（1）
吴老（玉章）对我到华北大学表示欢迎，我便赶回永年，准备同妻子于川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去就任新职华北大学第一部副主任。
这次调动工作、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当然很高兴。我妻刚从冀南三地委参加整党回来、听说我要走，也很高兴。她不是共产党员，但也把她调到三地委去参加整党。按说请党外人士参加整党，主要是征求意见，但一去之后，却要她参加三查三整，而且故意与她为难，使她对这次整党运动的印象很坏，很想离开冀南三分区。听说我调到大学去工作，她很满意。觉得大学里都是知识分子，有道理总可以讲通，而像三地委这样的地方，人们对北平那样的城市里的情况完全陌生，任凭你怎样解释，他们都不理解，总认为像于川这样的小姐，怎么能出来参加革命呢？最令她生气的是地委的某些领导人还故意在那里挑弄，因此她希望我马土离开永年。
虽然都愿意离开，但到了真要走的时候，不知怎的心里却充满了恋恋不舍之情。到永年虽只有两年，可这两年对我们夫妻两人来说是多么难忘啊！于川是从敌伪统治后国民党又统治下的地方冲冶来，奔赴解放区的人，这两年是她一生的转折点，她怎能忘记呢？她初到水年时，是那样的兴奋，一切都感到新鲜。战争环境虽然艰苦，但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也使她感到非常温暖。而县委和救国会的同志们，对她也是非常尊重因而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这一切的一切，她怎能忘掉呢？因此，在临别之际她和一些同志谈得很多、很深。女人们毕竟更为多情啊。水年的两年在我的一生中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抗战中，我当过八路军、新四军，做过青工作、农会工作，还在两三个地方担任过县委书记，但都是兼职的，而且时间很短，经常流动。像在永年这样认真负责地干了两年，还是第一次。而且这两年中，又打仗，又土改，后来还搞了整党以及生产救灾等工作，真是内容丰富而又曲折复杂。我怎能把这段时光忘记？而且又是在我新婚之后。战斗与新婚，紧张与甜蜜相结合，这在人生中真是莫大的幸福！离开永年之前，我到各区去转了一遍。凡是我曾坐村的地方，如施庄、小北汪、刘营、大北汪等村，我都去拜访了老党员、支书、村长、农会主任和房东。不知怎么的，他们似乎都知道了我要走，都异口同声地说：〃李政委，你以后可要常来呀，别到了大地方就把我们忘了呀！〃有的女同志还当众流了眼泪。我也很动情，不住地说：〃共产党员嘛，怎能忘记工农呢？……就是进了北平，我也会回来的。〃于是大家又兴高采烈地笑了起来。
回到城里，每天傍晚我都要到城墙上去眺望一番。水年是古代的广平府治，城墙修得很坚实，全部都是砖墙而非土墙，四四方方，平平整整，十分壮观。环城皆水，形成一湖，颇似北京颐和园，但这里的湖比昆明湖至少大一倍，而城则比昆明湖中的龙王庙不知要大多少倍。当夕阳西下太行山，那余晖反映在水面上，光辉灿烂，颇似颐和园西山落日的景色。我在城墙上徘徊，留连忘返，总要到有人来催我回家吃晚饭，才肯下来。
县委准备召开一次全县干部会与我话别，我坚决地制止了。路子谊爱喝酒，于是趁机要赵县长请客。赵县长当然应允。酒席非常简朴，菜肴以落花生和豆腐干为主，还有永年城的鱼和临洺关的驴肉，在当时算是很丰盛了。我年轻时很有酒量，但在战争年代尚能克制，现在永年已解放，又是要与故人知己告别，怎能不开怀畅饮？活越说越投契，酒越喝越多，越有劲，不知不觉全都醉了。但还算是饮君子，除李长生有时高喊几声外，我们还能保持常态，尽欢而散。
离开永年和前往水年一样，坐的是轿车，这次是由警卫员郝金生赶车，一路上经过沙河、邢台、高邑、元氏等县，这些地方都不如永年富庶。只是到了正定，见那里一望田畴，渠沟交横，才可和永年比拟，因而更觉永年的可爱及值得留恋。在正定，我和郝金生谈话，希望他留在我身边，就在华北大学工作。但他不愿意，因为他弟兄们都参军了，需要他回去照顾家庭。我对此当然不能勉强（可惜这样一个强壮勇敢的青年，后来竟早死了！80年代我回水年知道这一情形时，不胜悼念）。第三部分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22。告别永年 重访永年（2）
离开永年后，仍不时想念永年，但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常去看望那里的乡亲们。1965年秋，近代史研究所响应中央要研究人员下去〃滚泥巴〃的号召，范老（文澜）要我到邯郸去见李雪峰，和他商量找一个滚泥巴的地方。那时李雪峰是华北局的书记，华北局已搬到邯郸办公。因为我曾长期在太行山做青年工作，和他是老熟人，见面时他就开玩笑说：〃老青年来了！〃并要我参加他们正在进行的华北局会议。等会议告一段落，才要我向大家说明来意，并共同商量我们〃滚泥巴〃的地方。结果是到永年去，看施庄或者城关有什么地方合适。这样，经过十七年之后，我又重返永年。
经过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四清〃，和全国一样，永年元气大伤。我到施庄一看，比40年代战争时期还要穷困。施庄的支部是我在那里建立起来的，现在和大家相见，有如梦中。大家还是像当年那样的亲切。当天晚上，老支书招待我吃油饼，我问他：〃你们每人一年才能分到二斤油，怎么能给我炸油饼呢？〃他说：〃你尽管吃吧，不用问。〃我说：〃你给我实说吧，我不会给你们'泄密'的。〃在场的人一听都笑了，说：〃这里是李雪峰在 '蹲点'，他可厉害呢！〃我说：〃我和李雪峰熟识，你们有什么话要我和他说吗？〃老支书忙说：〃你可千万别和他说什么，要不，我们也不敢和你说什么了。〃我接口道：〃那好，我保证给你们保密。〃于是他们才向我说明真情。原来，为了让大家有油吃，队里故意不把油籽打干净，等交公和分配完毕之后，才把剩下的油籽再拿去打油，再按人口分给大家。当然，这个数量也不能太大，比起公社化以前差远了，但每人平均二斤油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可以让：我尽情地吃油饼。一会儿，有人给我送来棉被，仍像从前一样，几条棉被堆码在炕上。我笑着问支书说：〃你们的被子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吗？又薄，又多，又好。〃支书叹口气说道：〃怎么能和从前比，从前八路军一个团进村，每个人两条被也不成问题。现在么，凑合着过吧。〃随后人们就又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我才了解到分棉花的情况：县委书记郭先瑞根据李雪峰当面的指示，规定永年每人每年分一斤半棉花，其余全部交公。宣布后，群众意见纷纷，说，这点花连穿衣服也不够呀，我们冬天还盖不盖被子呢？郭书记说，这是上级规定的我也没法，我也知道不够，又怎么力？大家想办法嘛！郭书记让我们想办法，我们就让女人和小孩们去〃拾棉花〃，规定每少不准超过十斤。超过了就罚。这样我们〃拾〃来的棉花，大体上还够穿衣和盖被。听了这些，我走到炕边把被子拉过来摸，哈哈大笑，说道：〃你们拾到的花可真不错呀！〃大家全笑了。支书表示歉疚地对我说：〃我们也是逼得没法才这样做呀。〃大家一致要求我千万别说出去，我说：〃郭书记让你们想办法嘛，怕什么？他这人很好，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的。你们说李雪峰厉害，我看你们才是真厉害呀！〃大家又笑起来，随后慢慢散去了。
因为施庄地主的房子这时已被上面来的机关占用，所以我们最后选定了城关内原县委机关住的房子供大家〃滚泥巴〃用。但随后国内形势更为紧张，1966年春邢台地区又发生了大地震，波及永年，准备〃滚泥巴〃的房子也给震坏，不久又发生了人为的大地震〃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到永年去的事就成了泡影。
1981年，为《伟大的开端》一书定稿，我借住在邵郸招待所，顺便又去了永年。这次是拉着李长生去的，他这时在省农业科学院工作，并在水年有名的村河北铺建立了试验基地。经过他的一番调查之后，我们向水年县委提供了十六字的方针：〃发展生产，节制生育，提高文化，整顿党风。〃当时正在推行农民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需要分田到户。而永年的农业生产已基本上机械化了，分田到户，必然要废弃机耕而实行畜耕乃至人耕，显然是一种倒退。因此县委不同意上级的指示，希望我向地委和省委反映他们的意见。我开始时对县委的意见也是同情的，不过为了慎重，我和李长生又亲自下去调查。每到一个村庄，都看见修了一大片的新房，我们捡修得最好的房子进去一看，原来这些好房子不是支书的，便是队长的，或者是其他村干的，而周围其他农民修的房子总要差一些。我们找一些比较贫困的老农（还有老党员）座谈，询问他们对分田的意见他们都说分了好，我说：〃把田分了，就用不上机器了，怎么办呢？〃他们说：〃不用机器，人种不是一样吗？〃〃反正那么一点地，人种还不够呢，何必用机器？〃〃自己种，还能多得点；机器种，都归了队里，到头来分不了多少东西。〃这下我可明白了，由于党风不正，干部不公，再加上管理不善，尽管实行了机器耕种，增力了生产，但农民得利不多，所以他们愿意分田到户，哪怕以后用牲口乃至用人力耕种也不在乎。因此我没有向上面反映县委的意见。在上级的一再催促下，永年也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刚分田之后的景象，看起来确很滑稽，每户的田，西一条，东一块，有的用牲口耕，有的连牲口都用不上，索性用人拉犁耕。
第三部分 在永年做县委书记 23。告别永年 重访永年（3）
从机耕退到人耕，确实令人感到可笑，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高涨起来了。他们不惜出力出汗，也要把地种好，为了能畜耕，他们自动地互相换地，然后或一家买牲口，或两三家合买牲口。一时牲口的价格猛涨。原来一匹大牲口不过一千元，小毛驴只卖三四百元，后来大牲口涨价到一千五以上，小毛驴更时兴，涨到了八百元以上。当时农村又出现了解放区几乎绝迹的买卖婚姻现象，长得好的姑娘，要七八百元的〃彩礼〃相当于一个大牲口的价钱；长得差的只要三四百元，和小毛驴的价钱差不多。现在牲口的价格猛涨而彩礼暂时还没有涨上去。在一个村支委会上我开玩笑说：〃你们这里怎么又把女人拿来做买卖了？一个女人的价钱竟和一个牲口的价钱差不多，现在牲口涨价了，女人反而不如牲口值钱了？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支委们都感到很不好意思，许久才有人说：〃买卖婚姻不好，我们也明白，可就是挡不住这股风嘛。〃又有人说：〃不光买卖婚姻，连封建迷信也到处都是呀。〃我顺便又问了一句：〃你们村里的庙恢复了没有？〃没有一人作答。我问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你说老实话，恢复了没有？说了没关系，我不会向上报告的。〃于是他说了实话：〃恢复了。〃大家说：〃别的村恢复了，我们村的群众也都要求恢复，我们有什么办法？〃会后我让那个青年带我去看〃庙〃，原来这个〃庙〃修在一条道沟的北墙里面，高不过一人，深不过丈多，可神像还是塑得很讲究，只不过属小型的罢了。庙门外用高粱杆挡住，人们从路上来往是看不见的。看见这种情形，我的感触很多，但因忙着编书，未能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1985年我又到过一次永年，这时永年的农业和工副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主人领我去施庄参观，去看施庄人在洺关修的一条街。这条街修得很好，而且半年修成，可见，乡镇企业的活力很大。在村里又参观了敬老院和学校，学校的楼房盖得相当漂亮。但到一个党员家中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大门口的对联很革命，是什么〃生活样样好、江山代代红〃之类，可里面却供着财神爷和灶王爷。财神爷前贴的对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和旧社会一样，灶王爷的对联也仍然是：〃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我手指灶王爷，笑问主人：〃这里以前不是贴毛主席像的么，怎么现在又供上灶王爷了呢？〃主人和县里的人都显得尴尬，没人回答。
80年代我几次重访永年，看到了那里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联系到40年代我在那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工作，使我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