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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了〃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第四部分 反右派亲历记 4。反右派亲历记（4）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以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仕了人大党委书一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1984年6月，葛佩琦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北京烤鸭店会餐，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即席赋贺诗一首，诗曰：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崎岖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令天。
我仔细地看完有关葛佩琦的这些材料以后，深深体会到，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中国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是爱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样的人，我虽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其余的我就不写了。第五部分 〃四清〃记 1。刘少奇讲话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大概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也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这也好，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园经验〃，顾亚立即起来更正，说〃四清〃时他给我当秘书，〃桃园经验〃的文件一直放在他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提过一句。于是，关于吹捧〃桃园经验〃这条罪状，便从我的许多〃三反〃①罪状中取消了。
①〃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第五部分 〃四清〃记 2。在老乡家
从乌江公社到东湖大队不过十多里路，由于我们是吃了第二顿饭才起身，加之逆风而行，路又不熟，所以走到东湖，已是掌灯时分了。根据工作团的规定，凡是地、富、反、坏、右和村干部以及他们的亲属的家，工作队员都不能住，结果能住的贫下中农家一时又很难找到，只好住进牛棚了。东湖大队（从前的乡）共有12个小队（从前的村），我们把工作组分成4个小组，分别住进4个小队。我带一个小组住在大队所在地东湖村，除女同志外，我们集中住进退伍军人李富祥家里。李家共有两间屋，外间不到10平方米，有一个小炕；里屋是灶房，没有墙，是临时搭起来的，能挡雨却不能挡风。李富祥光棍一人，住在这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