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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则称为〃土包子〃。〃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由来已久，在延安时期早已存在。整风审干，倒霉的多半是〃洋包子〃。在文艺界，〃大、洋、古〃早已成为批判的对象，〃洋包子〃早就吃不开了。在解放前，〃土包子〃吃香，已是普遍现象。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是洋人，思想作风当然很洋化。要把〃人大〃办成新型的正规大学，土办法显然不可能。要学俄文（洋文），学马列原著，学专业知识，对〃洋包子〃说来，比较容易，〃土包子〃就比较困难，甚至望而生畏。至于和苏联专家在一起，说洋话，吃洋面包，唱洋歌，跳洋舞（而不扭秧歌），〃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土包子〃就显得生疏了。总之，解放区长期存在的土洋矛盾，在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时更加发展了。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到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反映就更为尖锐化。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就可以称为〃派性〃发作。但它与〃文革〃时期大不相同，就是这个时期的〃派性大发作〃，恰恰表现为严重的派性，被故意地压抑着，而表现为〃派性不发作〃。
谁都知道，鲍建章这位老红军，从〃陕公〃就跟随成仿吾，一直到〃人大〃。此人艰苦朴素，毫无贪污浪费。说他保守，人们都相信。他可以把抗战时期的慰劳品保存到解放战争末期才用。但要说他贪污，那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对于张敬发，人们也是这样看待的。成仿吾对他们两人，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但在三反运动中，他为了怕别人说他偏袒〃华大〃的干部，也就是说怕人说他有〃派性〃，他明明知道鲍建章和张敬发都没有贪污，也不会有贪污，但他不肯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当调查人员去向他作调查时，他不说好话，也不表态也就罢了，他反而向调查人员说：一个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这样一来，那些对鲍、张抱怀疑态度的人更增加怀疑的分量。后来把张敬发打成大贪污犯，送进监狱，其责任虽然不在成仿吾身上，但成仿吾怕沾上〃派性〃的态度，实在起了不好的作用。
第七部分 怀友 2。胡锡奎与成仿吾间的矛盾（2）
和成仿吾一样，胡锡奎也明明知道刘一心没有贪污。但他对调查人员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和那么多的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种官腔，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正把白总工程师作为全国最大贪污犯来打的时候，等于火上加油。何况人们都认为刘一心是〃革大〃来的，而胡校长也都对他怀疑，可见这个大老虎没有打错。这也是〃不发作的派性〃起了坏作用。
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施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是我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因讲话时过分激烈，竟当场发病（胃出血）送往医院。胡乔木住了医院，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的人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中央在得到安子文的汇报后，认为胡、成的矛盾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才能解决问题。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显然，在这一场斗争中，是胡锡奎得到了胜利。可是，对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从此更加外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政治挂帅，政治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如此。对教育工作来说，其损失比其它各部门都理为严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吃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依然落后的苦果。
成仿吾调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大〃的干部）的境况下结束。学生们对运动早已没有热情，大多数学生埋怨耽误了功课，有的工农干部是脱产来学习的，现在因为功课格外紧，他们赶不上，成天在那里骂娘。〃大老虎〃如张敬发关进监狱里去了。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是不是〃大老虎〃也无法落实。许多被当成〃老虎〃挨打的也都摆在那里，成为悬案。打虎队的威风没有了，过去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现在人群中很独立，很狼狈。各单位都因运动而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仇恨。我虽然对给我贴过大字报、提过意见的人毫不在意，但他们却耿耿于怀，怕我报复。其实，我对准提意见，提了些什么意见，当时就不甚了解，就是了解的很快也就忘了。但他们一直记在心里。许多年以后，人们谈起当时的心情都大笑不止。他们都说我〃大肚能容〃，我说：并非我〃大肚能容〃，只因为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进入我的肚子。我的肚子是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草的哟！
三反运动，在我的脑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的。可是，现在有些人一直在写文章歌颂它。他们说：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运动那样的运动。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是非常英明伟大的。我怀疑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打虎队员、甚至是打虎队长。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不动脑筋了。试想：毛主席一生发动了多少次运动啊！三反运动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大，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使他在运动中死去。如果搞运动能使中国富强的话，中国就不会再说什么贫穷落后之类有损自己形象的话了。所以，我要把我亲历过的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如实地写出来，希望人们认真地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否有当，祈识者正之！
（1997年）第七部分 怀友 3。我的好友王方名（1）
①作家王小波的父亲。
从1934年认识王方名起，直到他1985年逝世，我们之间，从无芥蒂。象这样有始有终、至死不渝的友谊，我是非常珍惜的。记得1974年国庆节前夕，我曾写了一首诗赠他，诗日：
风雨巴山四十秋，
长江不改向东流。
凶终隙末录常事，
惟我与君到白头。
他也步原韵和了一首，全诗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两句是：
江山易改人常在，
风雨同舟到白头。
他如今已逝世6年了！人常在，他在哪里呢？他是搞哲学的，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顺着潮流走，有益于人世，就属于永恒之列，可以不朽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是还鲜明地活在我的心中吗？一点也不错，人是常在的，他也是常在的。像他这样能与同志与朋友风雨同舟到白头的真能不愧为人者实在不多，是应该与人类一样长在的。
我是在重庆川东师范认识王方名的。他比我年长两岁，原在川北嘉陵高中读书，1934年因发表同情苏区和中共的言论被学校开除，幸有人帮助得以转学到川师。同年冬，李成之也因思想问题转学来校。他1911年生，比我们都年长。李成之和王方名都编入廿一班博物组。我是廿一班文史组。我们虽不同组却同班（同一个年级），教室相邻，所以很快就相识相知，成为好友。李成之便成为我们公认的老大哥。
1935年春，我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性质的团体〃众志学会〃，因为它是以〃布衣协会〃（布衣协会是一批穷学生因穿不起德国卡叽的校服而穿三峡布制的校服，受到学校当局的压迫，不得不团结起来斗争，因而组成了这个名为布衣协会的团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原是〃布衣协会〃的会长，所以就被推为〃众志学会〃的会长。这学会办了一个《众志壁报》，报头是王方名写的，编辑工作也由他主持。他是写文章的里手，不论哪一类文章，他都可以按需要即时写成。这份壁报很受欢迎，一时轰动了校内外，正准备铅印出版时，却因得罪了训育主任而被学校当局取缔了。但众志学会仍在活动，在李成之的指导下，有意地转向音乐体育方面发展，如组织〃众志合唱团〃、〃众志球队〃之类，后来干脆连众志二字都不叫，因而能长期存在下去。众志学会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了重庆学联中的骨干，王方名一直负责学联的宣传工作，无论川师或学联的宣言、通电以及重要的传单等宣传品，大部分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博学多才，会写骈文，所以通电之类都请他拟稿。他的字写得不错，所以大幅标语也常请他写。他又会刻腊板，因此油印也离不了他。他还会刻印章，重庆学联的图章就是由他刻的，并由他长期保管。因为图章上有暗记，所以学联被反动当局取缔后，这颗图章照样有用，能把各校的有关人员召集起来。由于王方名曾被嘉陵高中开除过，所以在川师，我们有意不让他出头露面，学校当局对他未特别注意，因此，李成之和我都先后被川师开除离校，而他却能坚持到1937年夏天在川师毕业。王方名在1935…1936年的重庆学运中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但只有我们众志学会的少数人才知道底细。
在川东师范上学期间，王方名因为婚姻问题和他的父亲闹翻了。他父亲是渠县的烟商，因经营〃渠烟〃而颇有积蓄。但在封建落后的四川，商人不如地主有社会地位，他父亲便设法和一位有名的〃绅粮〃家联姻。因为王家已富有家资，所以对方居然允许其小姐和王方名订立了婚约。但王方名对这桩婚事坚决反对，我们也都支持王方名。因为我们这时都已接受了新思想，特别是在抗日潮流的影响下，不但反对包办婚姻，而且认为〃匈奴未灭〃，根本就不该成家。但在当时的四川，要解除婚约很不容易。我们也认为这件事罪在双方的家长，便把那位小姐接到重庆，送进一个短期的职业学校读书，等她毕业并给她找到了职业之后，经她本人同意才同王方名解除了婚约。这件事做得很漂亮，合情、合理、合法，也很合乎当时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却激怒了王方名的父亲。他声言和王方名断绝父子关系，自然也就断绝了王方名上学的经济来源。但王方名并未屈服，在我们的支援下，他竟然在川东师范读到毕业。
第七部分 怀友 4。我的好友王方名（2）
王方名虽然完成了学业，却没有一找到职业。这时，抗战已经爆发，我们正考虑如何先到陕北入抗日大学或陕北公学，然后到华北抗战。我于是请王方名到万县，帮助我在民众教育馆办民众学校，并积极筹备北上之行。
我这时名义上是万县民教馆三正埠分馆的主任馆员，实际上大部分时问从事救亡活动，并联络一道奔赴陕北的人员。愿意赴陕北的人很多，川东师范的有李成之，他当时在成都，希望我们经过成都同他一路到陕北。还有周极明，他当时在合川，愿和我们同行。还有胡其谦，他已来万县接替了我在县立高峰场小学的教职。万县省四师的有罗义淮、蒋忠槐等，他们都在万县各小学教书，中心是在电报路小学。重庆女二师的也有二三人，其中一位是我的女友万春秀，当时在万县女中教书。我联络到的最重要的一位朋友是陈寄宇，他是我荣昌的小同乡，比我年长10岁，曾因参加农民运动人狱。入狱时他并不是共产党员，但出狱后更追求进步，到处找共产党，听说我们要去陕北，决定与我们同行。他这时是省建设厅的专员，驻万县，与当局的各方面都有关系，因此被我们推为团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