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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内讧解析+张邦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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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宗在东南发号司令,岂止三道“圣旨”而已。他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144'“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幷行,而莫知有朝廷矣。”'145'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146'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147'

    徽宗搞情报,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他对其父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如泗州刚得到行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立即违背徽宗“圣旨”,如实上奏钦宗,幷告诫朝廷:“童贯且为变”。'148'于是,都城之中,“物议汹汹,莫不惊骇。”'149'“东南之地恐非朝廷”'150',徽宗“将复辟于镇江”'151'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况且不能视为不根之语。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纷纷上书钦宗,惊呼:“自江以南,诏令将壅不行”;'152'“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北敌者”,“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153'其实,忧虑最深者莫过于钦宗。他“自上皇东幸暴露,日夜忧思,至避殿减膳,不遑宁处,群臣士庶,莫不知之。”'154'对此,钦宗公认不讳:“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155'

    钦宗虽然生性素来懦弱,但在权力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对其父亲寸步不让,。如刚得到泗州上奏,他即刻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这道指挥的内容,前面已经讲到,即徽宗“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56'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见(此类)台札名敕”,分明“实及予躬”,因而“不觉流涕”。'157'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萧然休老之人。”'158'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很清楚,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徽宗今非昔比,处于被动地位。

    三、东南怨声载道

    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的处境,幷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所称:“上皇北归,乃其本志”,'159'幷无大错。

    众所周知,东南地区是徽宗黑暗统治的重灾区。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童贯征方腊,“每战多杀平民”,'160'“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161';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162'“东南之人欲食其肉。”'163'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他“闻之,遂罢幸。”'164'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鶏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之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镇江府上报钦宗: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165'

    徽宗的宠臣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徽宗,“亦复艰难”。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徽宗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166'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167'难怪他不久即“以疾为解,辞归京师”,'168'从此断绝了与徽宗的联系。像高俅这样回到开封的官员为数不少,特别是在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之后。为徽宗保驾的胜捷兵大多数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169'徽宗在东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当时的官员大多是些善于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京城四壁都弹压使范琼公然宣称:“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170'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但倒也一语道破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徽宗在镇江,钦宗在开封,诰命幷行,监司莫知所从,州县观望风旨。尽管徽宗竭力拉拢东南地方官员,如他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171'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然而徽宗毕竟已经退位,地方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徽宗所谓“圣旨”不时遭到抵制,这类事例太多。他本人曾“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其中之一是: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原有“御前竹石钱十万缗”,徽宗“亲笔付(林)篪,取其半。”'172'知宿州林篪或许是由于在宣和三年、四年接连两次被各“降一官”,'173'对徽宗心存不满。他仅向徽宗“输二十之一”,同时又“以其事上尚书省,”尚书省立即命令林篪“以钱上京,毋擅用”,即不得交付徽宗。由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徽宗财源断绝,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正如徽宗所说,他不得不离开东南,“只为无裹粮住得耳”。'174'

    四、宋焕出使东南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以后,钦宗急于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徽宗留在开封城内的宠臣王黼、李彦、梁师成因恶贯满盈,幷有与童贯等人遥相呼应之嫌,已于当年正月先后被赐死或秘密处死。这时,钦宗命令宋焕卸任还朝,任命领开封府聂山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权主管马军司公事薛安为副使,前往东南,置童贯等人于死地。聂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175'史称,聂山“附耿南仲取位”。'176'用聂山、诛童贯,这一主意或许出自钦宗的从龙旧臣、尚书左丞耿南仲。

    眼看徽、钦公开冲突即将爆发,知枢密院事李纲认为“投鼠不可不忌器”。'177'他赓即面奏钦宗:“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李纲接着指出:“使(聂)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钦宗优柔寡断,空自叹息:“奈何?”李纲进谏:“不若罢聂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178'钦宗接受李纲建议,收回成命,幷于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处罚如此轻微,显然是考虑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虽不足以平民愤,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

    处罚蔡、童等人的圣旨下达不久,适逢宋焕奉命返回开封。钦宗当初本拟待其还朝,再行惩处。他这时才意识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是促使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选。钦宗接连两天与宋焕面谈,幷于三月四日再度将其任命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宋焕顿时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解者。由于钦宗极盼徽宗还朝,而徽宗又急于离开东南,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宋焕深知肩负重任,他“疾驰,不三日,至符离。”徽宗这时已经离开镇江,北上虹县(即今江苏泗县)。宋焕作为钦宗的信使,面见徽宗于淮河之中的船舟之上。徽宗列举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边流泪边质问。宋焕解释道:“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守令之罪,盖不容诛,朝廷何预焉?”徽宗“意乃解”。宋焕秉承钦宗旨意,询问:“臣出京师时,闻童贯贬池州,今犹未行,何也?”徽宗的答复是:“胜捷兵隶(童)贯,未知所付。”宋焕建议:“付宇文粹中,以范讷为副。”徽宗表示赞同,但次日又说:“童贯得胜捷军情,骤罢,且生变。奈何?”宋焕回答道:“(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众。生变之语,殆(童)贯自解耳!”'179'徽宗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徽宗,幷陪同他走上了返回开封之路。到达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宋焕将先回开封,向钦宗报告,徽宗即将还朝。临行时,徽宗赐宋焕手诏一通:“通父子之情,话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180'徽宗还将他盛赞“为孝子,为忠臣”,'181'真可谓好话说尽。照此看来,徽宗还朝似乎已成定局,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由于宋焕确属蔡京、蔡攸的姻亲与党羽,他回到开封不久,“以言者论其联亲奸邪,冒居华近,妄造语言,以肆欺妄”,'182'先落职,与在外宫观,后责授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然而仅就他居中调停徽、钦父子关系而言,无疑有功于赵宋皇室。事隔30多年以后,其功绩终于得到高宗肯定。 

    五、徽宗终究还朝

    所谓“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不是实话实说。钦宗尽管已将门下侍郎赵野任命为太上皇行宫迎奉使,幷派徽猷阁待制谭世绩、中书舍人李熙靖“副执政迎奉”,'183'而且“所差奉迎使副幷至行宫”。'184'可是,徽宗突然改变主意。当时有人提及所谓西内之事,即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之后,作为太上皇,入居兴庆宫即南内,他的儿子唐肃宗“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即太极宫),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185'稍前,黄庭坚曾吟诗一首,声讨唐肃宗:

        …… 

        抚国监军太子事,何乃趋取大物为? 

        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 

        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186' 

    唐玄宗身边的高力士等人回长安后才被清除,而徽宗的宠臣此时已受到惩处。他当时虽未明言,但对此无疑颇为不满。北宋亡国后,徽宗在被俘北上途中,命其旧臣曹勋返回中原时,让他转告康王即后来的高宗:“艺祖(即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详。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幷叮嘱高宗:“当知而戒焉”。'187'所谓“诛罚为甚”云云,显然是指钦宗惩办六贼,幷且徽宗将它与靖康之祸混为一谈。如果说钦宗这时唯恐成为“唐睿宗第二”,那么徽宗则畏惧步唐玄宗后尘。他预感到返回开封幷非上策,便在应天府“徘徊不进”。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他本人则“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188'徽宗另有打算,据说出自“随行内侍,其间颇有谗邪之人,造饰奸言”,“而进西幸之策”。'189'宦官石如岗便“畏罪,不敢从道君还京。”'190'这类记载实有替徽宗开脱辩解之嫌。即使确有宦官进“奸言”,听“奸言”者终究是徽宗。

    徽宗不回开封,而拟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已使钦宗深感忧虑。更令钦宗大伤脑筋的是:徽宗“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他“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朝野更是“喧传有垂帘之事”,“皆言事且不测”。'191'

    钦宗“廷见群臣,忧形于色。”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其一,改撷景园为宁德宫。朝廷尽管拒绝了太上皇后入居禁中的无理要求:“大内者,天子之居,神器之所在也。”但“戒敕有司缮治撷景园,易名宁德宫,务极闳丽,以称崇奉之意。”其二,以太宰徐处仁为礼仪使。为隆重其事,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徽宗,在恭请徽宗还朝之余,明确表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治生于一,乱生于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禁中不妥:“若非垂帘听政,于国当无此仪。”'192'其三,派遣李纲前往南京。徽宗刚刚传来御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193'李纲此行可谓符合徽宗旨意,但其目的在于迎接徽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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