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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弘历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可算是一位幸运者。通过选秀女，十六岁的富察氏成为十七岁的皇子弘历的嫡福晋，也就是第一夫人。十年后，乾隆登极，她也当上了皇后。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正月，富察氏跟随皇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孔府祭孔，一路舟车劳顿，“微感寒疾”，三月十一日病势加重，死在返京途中的船上，年仅三十七岁。乾隆皇帝悲痛不已，连续九天，每天三次在皇后的棺木前摆上供品，并用富察氏生前所希望的“孝贤”二字作为她的谥号。孝贤皇后的灵柩安放在裕陵地宫四年多的时间里，乾隆皇帝为她奠酒一百一十八次，并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述悲赋》：“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乾隆皇帝的哀思是深切而真挚的。
像孝贤皇后这样的幸运者并不多，因为皇帝喜恶无常，从顺治皇帝开始，清宫中废后为妃、降妃为嫔的事情屡见不鲜。
乾隆皇帝的第二个皇后乌拉那拉氏，也是弘历做皇子时就陪伴他的福晋，她不仅深得皇帝的宠爱，而且颇受皇太后的喜欢，因此，富察氏故世后，她得以入主中宫。然而，在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初，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的途中，在杭州，刚刚过了四十八岁生日的皇后，却突然从伴驾的行列中消失了。据清宫档案记载，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了皇帝的赏赐，到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纸条盖上了，“令贵妃”三个字取代了皇后。皇后为什么不见了？有人说她发了疯病，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有人说她冒犯了皇帝，被先行遣送回了京师。清宫《上谕档》证实了后者：“闰二月十八日奉旨，派额驸福隆安扈从皇后由水路先行回京。”至于皇后为什么先行回京，乾隆皇帝说是皇后疯了，野史里说是皇后劝阻皇帝不要出去寻欢作乐，为尊者讳的正史也不可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原因，总之，皇后惹恼了皇帝是肯定的。从此以后，乌拉那拉氏就被冷淡在一边，若不是众大臣的反对，乾隆皇帝就会重演曾祖父顺治皇帝废掉皇后的故事。第二年的初秋，也就是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七月十四日，乾隆皇帝正在承德木兰围场兴致勃勃地走马秋A时，乌拉那拉氏终于在清冷的深宫中走完了四十九岁的人生之路。乾隆皇帝听到消息后，并没有停止打猎。他平静地打发那拉氏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并发下一道谕旨：丧仪“照皇贵妃例行”，降一个等级为乌拉那拉氏举行丧礼。
乾隆皇帝的两位皇后的命运真是天壤之别。
自古伴君如伴虎，后妃们一生的荣辱悲欢取决于皇帝的喜恶。何况宫廷的权力斗争复杂而激烈，即使在皇帝那里得宠，也不能万事大吉。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六岁即位的小同治皇帝已长成十七岁的翩翩少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放弃垂帘，把政权交给她的儿子同治皇帝。这已经让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十分不快。而在挑选谁做皇后的问题上，东太后慈安、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又出现了分歧：东太后看中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忒氏。崇绮是蒙古第一位金榜题名的状元，阿鲁忒氏生长在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淑慎端庄；慈禧太后则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认为这位聪颖俏丽的少女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由于同治皇帝也倾向于立阿鲁忒氏为后，慈禧太后败下阵来。这年二月初三日，两宫太后颁布懿旨，选阿鲁忒氏为皇后，同时，封富察氏等三人为慧妃、瑜嫔、嫔。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珍藏的两块绿头牌，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绿头牌最初是清代官员奏事或表明身份的，后来，皇帝选秀女、召幸后妃时也用，因此就有了选秀女时“留牌子”、“撂牌子”的说法。那位叫阿鲁忒氏的秀女，就是同治皇帝的皇后。绿头牌的一面写着她的旗籍、家庭和年龄：正蓝旗，蒙古，佐领名图们达赉，原任员外郎景辉之曾孙女，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孙女，侍讲崇绮之女，十八岁。那位叫富察氏的秀女的名牌上也写有这些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选秀女时必不可少的，而在召幸后妃时则不需要写这么多，这是其一。其二，阿鲁忒氏被立为皇后也正是十八岁。因此，这两块绿头牌只能是当时选阅秀女时使用的。只是阿鲁忒氏此时已经年满十八岁了，按照清代选秀的规定，这是“超龄服役”。但考虑到同治选后妃开始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也就是四年前，初次应选时的阿鲁忒氏正是十三四岁，并未逾岁。这两块绿头牌的另一面分别写着“皇后”、“慧妃”，应该就是刚刚确定了皇后和慧妃的名份时匆匆写下的，所以字迹显得比较潦草。
这样，也就埋下了慈禧与同治皇后关系紧张的祸根，再加上阿鲁忒氏生性不苟言笑，更令慈禧太后耿耿于怀。据说，有人看到西太后与她的儿媳——同治皇后阿鲁忒氏关系十分紧张，曾劝阿鲁忒氏委曲求全，而阿鲁忒氏却不以为然，声称：我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宫中，地位是不容易动摇的。这使得从神武门入宫的那拉氏大发雷霆，因为皇帝大婚时，只有皇后的凤舆才能经过大清门、午门、太和门到坤宁宫“降舆”，其他被选中的宫妃只能由神武门进宫。当那拉氏从贵人到贵妃，最后终于以圣母皇太后的名义君临天下时，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从运送秀女的骡车上走下，又一步步地攀上权力顶峰的女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可一世的当权者却有一个永远的遗憾——她不是从大清门入宫的，尽管咸丰皇帝是成年以后即位，根本没有大婚的机会，他的皇后，也就是后来的东太后慈安，也不是从大清门入宫的，但阿鲁忒氏的话让慈禧太后想起了她入宫之初的低微身份，正戳到了慈禧的痛处。在同治皇帝死后，阿鲁忒氏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最终因不堪忍受慈禧太后的淫威，在同治皇帝死后不到一百天被迫自尽了。
死者长已矣。活着的呢？当道光皇帝六十九岁驾崩时，他的妃嫔大多正当年华。更不必说那些短命的皇帝，如，顺治皇帝活了二十四岁，同治皇帝只活了十九岁，他们的后妃无疑都是风华正茂。皇帝一死，他的后妃们就要搬出原来居住的东西十二宫，住进专为皇帝遗孀安排的院落——慈宁宫、寿康宫和寿安宫，就是人们常说的紫禁城里的寡妇院。从此，这里的座座佛堂和袅袅轻烟，就是她们未来日子的主要内容了。
当三岁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一声声“就快完了”的安慰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三年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布了清王朝的完结，挑选秀女的活动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第三部分
第57节 清代皇帝的衣食与寝居
清代是距今最近的封建王朝，自１６４４年入关到１９１１年退出历史舞台，共历二百六十七年十位皇帝——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G、高宗弘历、仁宗禺页 琰、宣宗 宁、文宗奕｝、穆宗载淳、德宗载及末代皇帝溥仪，他们在紫禁城内居住、生活，享受着凌驾于千万人之上的特权。若干年后，封建皇帝虽已作古，但他们住过的宫殿、穿过的衣服、使用过的器物却保存完好，作为历史的遗迹供后人参观。但是，当人们置身于紫禁城巍峨的宫殿，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奇珍异宝，又无不感到神秘莫测——当年的皇帝是怎样在这红墙黄瓦、万户千门里生活的？他们怎样穿衣、怎样吃饭？这些身居九五之尊的皇帝与民间百姓的生活究竟有哪些不同？
让我们带着这一系列的未知走进紫禁城，去揭秘那斑驳的历史。
清代皇室发源于东北白山黑水间，满族的直系先人为明代女真。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女真人的杰出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历时三十多年统一了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死后，皇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他统一整个东北，于后金天聪十年（１６３６）四月，改号称帝，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皇太极博览群书，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开拓进取，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他一系列的治国之策，对以后清代制定典章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取代明帝国统治。随着政治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清代皇帝的生活也在不断地变化。吃饭、穿衣、寝居等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事情，也被蒙上政治色彩，规范出许多制度，作为显示皇权和区别尊卑贵贱的标志。
在我国古籍《周礼》中，天子的衣、冠规定为“黄裳”和“玄冠”。其寓意天子受命于天，非凡人，他穿的服装的颜色应合于“天地玄黄”之色。从色彩上看，“玄”是黑中有红的深兰色，代表天空；而“黄”色，是指土地之色。从此以后的天子到皇帝，时空跨越了几千年，“玄”、“黄”色被当作正统的颜色，为历朝历代的官服制度相互因袭。以明黄色为主的皇帝服饰，也贯穿清代始终。但是，清代皇帝服饰的披领、箭袖和腰带却保留了满民族独特的风格。
皇帝的官服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即礼服、吉服和便服。礼服包括朝服、朝冠、端罩、衮服、补服；吉服包括吉服冠、龙袍、龙褂；便服即常服，是在典制规定以外的平常之服。
礼服中的朝服是皇帝在重大典礼活动时最常穿着的典制服装。按清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的朝服一般“色用明黄”，祭圜丘、祈谷用兰色，祭日用红色，祭月用月白色。其式样，是由上衣、下裳组成通身长袍，另配箭袖和披领。衣身、袖子、披领都绣金龙，衣身绣三十四条金龙，两袖各袖金龙一，披领绣金龙二。根据不同的季节，皇帝的朝服又有春夏秋冬四季适用的皮、棉、夹、单、纱多种质地。
朝服的形式与满族长期的生活习惯有关。满族先祖长期生活在无霜期短的东北，以少种植、多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食肉、皮衣”成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尤其是满洲贵族穿用的服装多为东北特产的貂、狐、猪冽狲等毛皮缝制。为方便骑马射箭活动自如，服装的形式采用宽大的长袍和瘦窄的衣袖相结合。衣领处仅缝制圆领口，并配制一条可摘卸的活动衣领，称“披领”；在两袖口处各加一个半圆形可挽起的袖头，因形似“马蹄”，称为“马蹄袖”。满族先祖穿宽大的长袍的腰间系一腰带，胸前便成了存放出行小件物品的衣兜。这种设计适应狩猎生活中冬季骑射方便实用，披领保护头颈，箭袖覆盖手背有保暖的作用。后金时，努尔哈赤曾将这种貂皮缝制的袍子赏赐“众家贝勒”穿用，没有作为制度，至皇太极时，有建议确立满族衣冠服饰。天聪六年（１６３２）皇太极在初定冠服制度中，特许“八固山诸贝勒”冬、夏俱服，在城中行走。由此便阐明“服制是立国之经。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不能改变国初之制”。皇太极告诫群臣，吸取金朝世宗的教训，“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左佩矢、右挟弓，就好像把左手交给了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特别指出，汉族衣冠不利于骑射的道理，“我朝以武功取天下，还要以武功巩固天下”。
清入关后，满族生活环境的变化，长袍箭袖已失去实际的作用，再次议论服装改制。清前期的几位皇帝认为：衣冠之制关系重大，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尤其是对定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到乾隆帝时进一步认识到，辽、金、元诸君，不循国俗，改用汉唐衣冠，致使传之未久，趋于灭亡，深感可畏。祖宗的服饰不但没有改变，还在不断恢复完善，最终形成典章制度确定下来。
因此，清代服饰与其他方面相比，满族特点保存的较多。如长袍、箭袖的服装不仅得到保留，还将其定为象征国家最尊贵的礼服，载入清代典章制度中。在隆重的典礼上，皇帝视朝、臣属入朝时所穿的礼服，即为朝觐之服，成为名副其实的朝服了。特别是满族传统服装的箭袖，入关后虽然失去实际作用，但箭袖却作为满族行“君臣大礼”的行礼动作得以保留。箭袖又称马蹄袖，平时挽起成马蹄形；一遇到行礼之时，敏捷地将“袖头”翻下来，然后或行半礼或行全礼。这种礼节在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已不限于满族，汉族也以此为礼，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