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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幼年即位的小皇帝中同治是寿命最短的一位。他是咸丰惟一的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短命的原因，与营养不良有关系。同治六岁即位，皇帝虽小，御膳却按照皇帝份额供给。但每膳都赏给他身边的一名御前太监张文亮“替吃”。张有一副福相脸，一张乖巧的嘴，深得慈禧的喜爱。张文亮吃毕，还要替皇帝到母后皇太后慈安、圣母皇太后慈禧面前去谢恩。御膳都让太监吃了，皇帝自己吃什么呢？
同治帝一日两膳吃两宫皇太后赐给的食品：小米粥、豆沫粥、糙米粥、羊肉丝疙瘩汤、甜浆粥、柳叶汤、面片汤、豆腐片汤等。六岁儿童正处在长身体的重要时期，仅吃汤粥根本无法饱腹。他有时饥饿难忍，闯进太监的住处偷太监的东西吃。被太监发现后，立刻夺过丢掉。有的太监想给小皇帝一些吃食，又怕皇太后知道怪罪，犯欺君之罪，只好装聋作哑，按照规矩办事。同治帝六岁即位到十九岁病逝，皇帝龙身贵为天子，却没有健康的体魄，年纪轻轻便一命呜呼。但是为了显示皇帝的尊严，每膳都摆样子自欺欺人。可见清宫刻板的饮膳制度，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是清宫饮膳制度的弊端所在。
清代宫廷内为皇帝备膳厨师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清入关之后，带来的盛京满族厨师，他们大多为世传技术，父传子艺，子承父业，是清代宫廷厨师中的核心。其次是沿袭了明代宫廷留下来的山东厨师。第三部分则是依帝、后饮食爱好选用的厨师。乾隆的妃子中，有一位来自新疆和卓木的维吾尔族的香妃，宫中特为她招募回族厨师，做清真膳。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北京街头流行“豆汁”风味小吃，内务府亦在民间招募技术较高的豆汁厨役进宫制作豆汁。还有，乾隆帝南巡，喜食江南食品，带回苏、杭两地的厨师。这些人数量不多，最初仅是皇帝用膳时临时点菜再烹调制作。随着宫廷饮食的发展，江南厨师成为乾隆帝正膳肴馔的专门烹制者，餐餐指名要某某人做，几乎到了非江南风味食品不进膳的地步。这样的厨师历代都有，清末溥仪小朝廷时，御膳房备膳的十几名厨师中最有名的厨师是从北京忠信堂饭庄请来的厨师郑大水。做主食的也是宫外饭庄的郑恩福厨师，溥仪喜欢他做的面食、炸食及各种粥食。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溥仪仍居住紫禁城后半部，过着逊帝的生活。溥仪对御膳的要求，打破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传统饭，对西餐非常感兴趣。他指示郑大水向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带来的外国厨师学做西餐和摆饰餐桌，还在紫禁城的丽景轩设置了西餐饭房。
第四部分
第61节 神秘的大内寝居
明清两代有二十四个皇帝在紫禁城里居住过，皇帝虽然不少，但他们所居住过的宫殿并不多，只有乾清宫和养心殿。清代的皇帝入主紫禁城后，顺治、康熙帝沿袭明代旧制居住乾清宫。但顺治帝经常在养心殿居住，最后死于养心殿。只有康熙皇帝长住乾清宫的西暖阁。雍正皇帝即位后，又居住养心殿。此后，清代的皇帝都以养心殿为寝宫。
自明代至清初，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乾清宫作为“天子之常居”，它对应的是天上紫微垣中“天皇大帝”的星座。乾清宫到乾清门之间的甬道代表着天空紫微垣前方的“阁道”，雄伟阔大，巍巍壮观。“乾清”一词最早见于韩愈诗“乾清坤夷”句，意为天下清平、大地安宁。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第一座宫殿。后三宫殿名均出自《周易》：“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交泰”：即“天地交泰”，有兴旺发达的意思。紫禁城用此命名有双关意，喻皇帝、皇后家庭幸福、国家清平宁和之意。明代帝后分别住乾清宫和坤宁宫。
乾清宫坐落在三大殿迤北，为重檐庑殿顶，覆以黄琉璃瓦，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宫殿前丹陛上设有日晷和嘉量。东、西两边设两只铜鹤和两只铜龟。南端陈设四尊铜镀金大香炉。丹陛东、西两侧设有江山社稷金殿。
乾清宫正间正中设御案、宝座、屏风等，高悬清顺治帝御笔亲书的墨地金字“正大光明”匾，表明皇帝执政光明磊落和正大无私。左右四柱四幅楹联，是康熙、乾隆要求后代子孙的道德标准和治国安邦的道理。乾清宫东暖阁匾为“抑斋”，西暖阁匾为“温室”。清顺治、康熙住乾清宫时，乾清宫东的昭仁殿和西弘德殿，是他们学习的地方。与此二殿南墙相连的东、南、西三面庑房都是为皇帝服务的机构：东庑房从北往南排列，最北边的三间为御茶房（为皇帝管理、晋献茗饮、果品以及节令宴席等），其次三间端凝殿（专门收贮皇帝的冠袍履带衣物），再次三间为鸣钟处（收贮藏香及西洋钟表，收贮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用的砚墨），自日精门南侧为御药房（掌管带领御医到各宫请脉、煎药及坐更）、南一室敬事房（宫殿监办事处，专门管理执掌宫内一切事务，奉行御旨和承办内务府各衙门一切文书），其次为懋勤殿（懋勤翰林侍值处，收藏御用图书、文房四宝以及准备皇帝用的颁赐文件）。这些地方环绕乾清宫周围，把乾清宫围成一个封闭、独立的庭院。
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也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为方便皇帝随处居寝，制度殊异。但是还是发生了“嘉靖宫变”。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十月，在妃嫔曹氏、王氏的策动下，十多名宫女合谋，欲杀皇帝于乾清宫。随之还发生了“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乾清宫成了多事之宫。
雍正帝迁居养心殿，皇后与其他嫔妃分住在东、西六宫。坤宁宫只是名义上的内宫。按照清皇室规定，幼年即位的皇帝年满十五岁即为成婚的年龄。皇帝大婚典礼后，新婚夫妇在坤宁宫东暖阁洞房共住三天，皇帝回到自己的寝宫养心殿，皇后则选东西六宫中的一处作为宫殿。
养心殿与乾清宫相比，开间、进深相对严谨。这是否是雍正帝移皇帝寝兴之所出乾清宫而居养心殿的原因，实在难以琢磨。但雍正以后的诸皇帝也都没有迁出这里，安全之说似有些道理。尤其是乾隆皇帝本来打算退位后住到宁寿宫，颐养天年。但他退位仍训政，直到八十九岁寿终正寝在养心殿。
养心殿的建筑布局和结构，与其他宫殿大不相同。前殿歇山黄琉璃瓦顶面阔七间，正间占据三间与西暖阁前檐接出高大的抱厦，而东暖阁窗前则宽敞开阔。前殿东西各建配殿五间，为养心殿一区的佛堂。前殿正中偏后，设一低平方台，台上设宝座，宝座前设御案，宝座后置屏风、宫扇，上面高悬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中正仁和”匾。天花板正中是浑金的蟠龙藻井。皇帝批阅奏章、召对臣工、接见外国使臣，都在这里进行。东暖阁有康熙、雍正圣训，西暖阁设坐榻，后墙上悬“勤政亲贤”匾额亦为雍正亲书。西暖阁外安装木板屏，环境较隐蔽，雍正常与军机大臣及亲信商议军机大事。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两朝时，养心殿东暖阁便成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
养心殿后殿五间，与前殿之间有穿堂连通，形成“工”字形平面。皇帝在前殿办公，只要通过宝座后的左、右门就可回到寝宫。除被召的后妃和随侍外，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寝宫。
寝宫正间和西间是皇帝休憩的地方，沿西墙设木座床，也称宝座床。床上铺织锦缎坐褥、迎手、靠背垫。东、西稍间分别设有寝床，是皇帝的卧室。皇帝的寝床宽二百厘米、长三百五十厘米，是典型的东北大炕。寝床前安装镶玻璃镜炕罩，床上铺着大红毡，明黄毯，这些都是只有皇帝才能享用的特殊物件。寝床冬用绣花的丝绸夹帐、夏用纱罗帐。帐内挂有装香料的荷包和香囊，既散发香味净化空气，又是华丽的装饰品。寝床上被、褥、枕头、炕单都是锦缎丝绣，色彩艳丽。皇帝寝宫内冬暖夏凉，冬天铺毡毯、置炭盆和“地龙”取暖。地龙在室内地面的表层砖下，人工搭成弯曲错落的烟道，连接室外屋檐下烧柴的大坑。坑内烧火，热气通过烟道遍及地面，足以驱寒。到了夏季院子里搭芦席凉棚，既遮阳又通风，十分宜人。
皇帝的寝床称“龙床”，养心殿寝宫有两张龙床，比明嘉靖皇帝的一个寝宫上上下下二十七张床已不算多。原来在养心殿后殿的东、西两侧设有后妃临时居住的围房。东间宫室匾额“体顺堂”，西五间宫室额“燕喜堂”。两堂的东西两侧亦与东西围房相接，并在相接处的后墙辟吉祥、如意二门，妃嫔们来往于西六宫之间甚为方便。养心殿围房把养心殿紧紧地围在中央，形成院中有院的格局，便于皇帝“朝”与“寝”的需要。平时皇帝不能在后、妃宫内过夜。若皇帝需要哪位后、妃陪侍，由敬事房总管在皇帝晚膳时侍候翻牌（一种竹制的签牌，一寸宽、一尺长。上段染绿色，下段满涂白粉，书写后、妃的姓名）而定。被召幸的后妃当天晚上不再回自己的宫室，也不能整夜与皇帝共寝，只能在养心殿后殿的东西围房和周围群房入寝。
清代皇帝的衣、食、住奢侈豪华，但是，都是在种种规定和制度的约束之中。没有自由，没有家庭的温暖。这些是皇帝不可违反的，也是民间常人无法了解的。
第四部分
第62节 痘情报告—天花
天花，中医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１１６０年）木乃伊上曾出现天花病菌。在中国，晋朝时就已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虎色变。实际上，清朝时期，天花曾多次泛滥，为害生灵。清史上多起清宫疑案也与它有关。由于事涉宫闱，官方忌讳，致令众多相关内幕档案长期锁藏深宫，鲜为外人所知。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清宫秘档，阅读一下那些已被尘封的历史疑案种种细节。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１６６１年２月５日）新年还没结束，未满二十三岁的顺治皇帝死于养心殿。顺治之死，被称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围绕着他的死因，有种种传说与猜测。民间盛传着少年天子为情所困，跑到五台山剃发出家的传说，但清宫档案告诉我们：顺治皇帝死于天花。
崇德七年（１６４３）九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逝。在经历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宫廷权利斗争后，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出人意料地继承了帝位，即顺治皇帝。不久清军入关打败李自成，入主北京。顺治皇帝成为大清王朝入关后第一位天子。
六岁登基的顺治皇帝是位忧郁敏感的少年天子。继位后，他始终置身于政治危机及情感挫折的漩涡中，承受着同龄人想象不到的磨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傀儡皇帝的尴尬境地，忍受着“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跋扈与专权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宫廷危机的困扰；另一方面他性格内向，体质孱弱，情绪不稳定，不得不时时提防疾病的袭击。尤其“避痘”一事，曾经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避痘”一事，早在清入关前太祖、太宗时期就已风行。１７世纪以来，一场大规模的天花疫情席卷亚欧大陆，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当时中国北方是天花的重灾区之一。这一时期，恰逢清政权在中国北方关外骤然崛起。
据《满洲实录》记载。清政权第一次遭遇天花，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三年（１６１８）。这年九月，努尔哈赤起兵四万征讨另一个强敌部落——蒙古叶赫，曾挥兵直入发生“痘疫”的乌苏城，收降三百户。
到了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天花更加猖獗流行。“避痘”一词开始在官方史书上频繁出现。史书记载，天花流行时，身为君王的皇太极不得不常常离开宫中，出外避痘。盛京城外的长宁寺（现沈阳市内，后被毁）一度曾是皇家避痘的重要场所。除了躲在深宫不出，皇太极还常以打猎的名义，带上眷属粮食，跑到叶赫大山里去“避痘”。《东华录》记载：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六月，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病逝。当时天花流行，皇太极正在“避痘”，没有前往临丧。之后，皇太极甚感过意不去，欲由避痘所前往代善住处慰问。代善连忙叫人阻止，说：“圣躬犹未出痘不宜来。”皇太极却执意前往，最终协商结果，两个人跑到十里以外人烟稀少没有痘疫传染源的荒郊野外，完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