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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仔细读读原文，看看为什么要“环而攻之”？为什么不是“使劲而攻之”？不是“拼命而攻之”？这是因为：如果“环而攻之”，你的部队把敌人围起来，四面八方一起打，无论在任何时间也总会有一处攻打的方位是合乎孤虚、旺相等等的要求的。你就算不会算干支、不会排孤虚、不会演旺相，可你就是蒙，也一定能有蒙对的时候。如果“环而攻之”都没攻下来，那就足以说明“天时”的作用是有限的，人家城高池深，你再得“天时”之利也拿人家没办法，所以才证明出“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费了这么多口舌，解释这个“天时”，嗯，好像说得很有道理哦。
可我说的就一定对吗？呵呵，也不一定！
清代有位朴学家周柄中，捉摸这个问题，把重点放在了“环而攻之”的“环”字上。他老人家从《周礼》里找出佐证，认为所谓“环”并不是把敌人包围起来，而是指一种占卜活动——打仗之前先占卜，神灵要说你能赢那你再打。所以呢，“环而攻之而不胜”意思就是占卜占了个大吉大利，可真一发动进攻，却发现老天爷刚才是跟你开玩笑！
那，周柄中就说得对吗？呵呵，也不一定。不过呢，“天时”跟一些虚头八脑的东西脱不了干系，这看来是错不了的。
看看，什么叫“天时”，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看似不是问题，其实很是问题。读历史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情况，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如果深究一下的话会发现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我在上一本书里已经提到过“礼仪之邦”、“炎黄子孙”、“封建社会”等等，其实还多着呢，你若不信，不妨自己查查什么“上下五千年”，“我思故我在”之类，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似是而非的概念如果一一考证的话，足以写一本厚书了。
别把“人和”当团结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真是一句令千古百代之人受用不尽的至理名言啊！瞧孟老师这话说的，多了不起！
——可是，这话真是孟子的原创吗？
别说孟子那个年代，就连现代，很多名言都不是人家原主儿亲口说的。大家想想前几年很流行的像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这类的“名言”，到底版权应该归谁，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这句话意思相同而字面稍有出入的话，孟子同时代的人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但版权究竟在谁手里，后人早已经弄不清了。我们不妨偷偷懒，就当是孟子说的吧。孟子接着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怎么又停下了？难道这句话也有问题么？
如果抱着刨根究底的心态读书，也许每句话都能读出问题。
我们先看一篇晋朝人的奏疏，搂草打兔子，看看晋朝人是如何深入学习孟子思想，并用孟子思想指导实际的政治事务的。这是段灼写给晋武帝的奏疏，语言不难懂，括号里依旧是我的按语：
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围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时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谷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开篇一段全是引用我们刚刚读过的孟子这一节的内容，只是文字稍有出处罢了。那时候的人还不流行写文章要注明出处呢，要放在现在，如果是通俗读物，前面至少要加“孟子曰”，如果是严肃一些的书，就要注明引自《孟子》，某某出版社某年版第某某页。】
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结固人心。人心苟和，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虽金城汤池，不能守也。【拿“古之王者”说事，这种作风我们已经见得多了，儒家知识分子一贯如此。段灼继续阐发孟子的“人和”思想。】
臣推此以广其义，舜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而天下自理，由尧人可比屋而封也。【“推此以广其义”——这是典型的孟子式逻辑：推己及人、推小及大、推近及远，等等等等，这种逻辑已经在上本书讲“梁惠王篇”的时候介绍过很多了。段灼往下树典型，毫不意外，一个是尧、一个是舜。儒家六大典型：尧、舜、禹、汤、文、武，翻来覆去被后人引用发挥。】
曩者多难，奸雄屡起，搅乱众心，刀锯相乘，流死之孤，哀声未绝。故臣以为陛下当深思远念，杜渐防萌，弹琴咏诗，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协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告诉皇上要对大家施加恩德以达到孟子所谓的“人和”，这是政治的重中之重。最后两句还是直接引用《孟子》：“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这两句我们前面已经见到过了。】
是故唐尧以亲睦九族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为急，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段灼再做论证，举的例子是尧和周文王，还没出儒家六大圣人之列。段灼的意思是：前面虽然说了要广泛施加恩德以达到“人和”，但这施加恩德是有先后次序的，有好处应该先给亲人（具体到眼下就是皇亲国戚们），等把亲人们都安抚好了，然后再推而广之。换句话说，就是先让皇亲国戚吃肉，再给人民群众喝汤。——乍一看很反动是不是？其实从孟子的一贯逻辑来看，推己及人、有尊卑、有先后，还真就是这个道理。要是把肉和汤全搅和匀了，然后平均分配给皇亲国戚和人民群众，这样的革命性的主张可绝对不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为儒家所反对的。但儒家同时也反对另外一种极端：统治阶层不但把肉自己都分光了，连汤也不愿意给人民群众留一点儿。】
臣以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连城开地，为晋、鲁、卫。所谓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虽云割地，譬犹囊漏贮中，亦一家之有耳。若虑后世强大，自可豫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则枝分叶布，稍自削小，渐使转至万国，亦后世之利，非所患也。【这段开始论述针对当时具体问题的具体措施，建议皇帝既要好好分封，又要防止诸侯将来会尾大不掉，所以应该仿效汉武帝“推恩令”的做法。这段里典型的儒家思想是：“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这就是“礼仪之邦”的最高追求。这个问题，《孟子》后文还会讲到，我们也到时候再说。】
昔在汉世，诸吕自疑，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有诸侯九国之强，故不敢动摇。于今之宜，诸侯强大，是为太山之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间者无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诸侯。上不象贤，下不议功，而是非杂糅，例受茅土。似权时之宜，非经久之制，将遂不改，此亦烦扰之人，渐乱之阶也。夫国之兴也，由于九族亲睦，黎庶协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绝，百姓离心。故夏邦不安，伊尹归殷；殷邦不和，吕氏入周。殷监在于夏后，去事之诫，诚来事之鉴也。【这段是列举历史的经验，重点还是在“人和”二字。段灼认为：国家的兴盛，要靠皇亲国戚亲如一家和黎民百姓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只有上上下下各个阶层都达到和谐了，国家才能好起来；而什么情况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呢？那就是皇亲国戚们十个人十二条心，老百姓也对统治者离心离德、毫无信任感。】
段灼这篇奏疏，在当时是以孟子的“人和”思想来指导政治方针，我们现在读来，正可以把它当作对孟子论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节的详细阐释。
同样一个概念，古代也有，现代也有，我们就很容易拿现代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的概念。没有人不知道“人和”，可是，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人和”却不完全是我们平日里对这个词的理解。想了解孟子的“人和”，就要结合《孟子》的上下文来看；想了解儒家的“人和”，就要结合历代儒家的思想主张来看。
“人和”不仅仅是团结，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要能够各安其位，当官的好好当一辈子官，种地的好好种一辈子地，甚至，当官的好好当几辈子的官，种地的好好种几辈子的地，各个阶层、各个等级和睦相处，当官的不欺负种地的，种地的也不眼红当官的，分到肉的别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分到汤的也别喝着稀的还惦记着干的——这样的社会，才是儒家“人和”观念的最高境界，即便像孟子这样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的人说到底也还是儒家，脱不了儒家思想的大框架去。
由此多说两句：读古书既然要尽量体会古人的原意，就既要提防现代观念对古代观念的不经意的曲解，也要提防一些形容词。——需要重点读形容词的书一般是文学书和艺术书，需要重点读名词的书一般是历史书和思想书。
曾读过一本书，其中讲到古代东西方建筑材料的不同，说中国人用木头，西方人用石头。——嗯，我把这样的话叫做名词的语言。然后作者接着说：我们中国古人用的是“温暖的木头，而不是冰冷的石头”，看，事实没有改变，但加了两个形容词，感觉就不一样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便在我心头油然而生了。
但是，随后我一捉摸：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来表达同样的内容，他会怎么说呢？
——在不改变“中国人用木头，西方人用石头”这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他可以这样来说：“我们西方人用的是坚固的石头，而不是容易朽烂的木头。”这同样也能激发出洋人的民族自豪感来啊！
这两种说法有哪个是错的吗？哪个都没错！它们陈述的事实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而各自所用的形容词也全都是非常贴切的。
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人想提倡泛神论，他也可以说：“中国人用的是曾经有过璀璨生命历程的木头，而西方人用的则是无知无觉的石头。”
你还可以造出许多这样的句子来，每个句子的倾向性和情感诉求各不一样，但我觉得如果是读历史，遇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还是尽量把它们还原成原本的“名词的语言”。
孔乙己读书法
概念问题完了还有细节问题。
读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陶渊明式的，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一类的典型代表还有个诸葛亮，诸葛亮读书往往是“观其大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看个大概，把中心思想差不多搞明白了就完了；还有一种是孔乙己式的，叫做“寻章摘句老雕虫”，看到一粒茴香豆，就要捉摸捉摸这个“茴”字有几种写法。
不知道各位当中有没有第二种读书人？要想知道也容易，我搞个测验，一测便知：《孟子》这一节里说的到底是几里之城，几里之郭？
对这个问题没感觉的人就属于陶渊明和诸葛亮式的读书人，恭喜你了！
下面我来给出答案：
孟子说的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可方才段灼的文章里引用孟子的话，却说的是“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且分别说了两次，全是“五里之郭”。不信就再仔细看看：“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围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时不如地利。……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
“三里之城”都一样，可这个“郭”到底是五里还是七里呢？
——有人会问了：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好像无所谓嘛！
你要是研究古代的城市规划，这个问题当然就重要了；你要是搞古文献的版本校勘，这个问题自然也有些重要；你要是吃饱了撑的实在闲得无聊，研究一下这一类的问题也不失为是个很有趣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你若是个古代的严谨的读书人，恰好四书五经又被国家立为经典，那这个问题可就很值得你好好思考了。基督徒都知道，《圣经》里的话是一个字都动不得的，同理，难道儒家的“经”就可以轻易受到质疑吗？
有的古人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孟子》抄录的笔误呀？”因为从常理推断的话，“三里之城”还真不大可能配一个“五里之郭”。
我先得解释一下什么是“城”，什么是“郭”。
什么是城，大家都知道，古代盖一圈墙，圈一块地，里边住人，墙头有人守卫，这就是一座“城”。如果城外边再圈上一圈墙，这就是“郭”。也就是说，“城”是内城，“郭”是外城。后来，“城”和“郭”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