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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梦游春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鉅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微之天才也，文章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附：《读莺莺传》
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
复次，此传之文词亦有可略言者，即唐代贞元元和时小说之创造，实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是也。…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
旧唐书之议论，乃代表通常意见。观于韩愈，虽受裴度之知赏，而退之之文转不能满晋公之意。及旧唐书一六〇韩愈传，于其为文，颇有贬词者，其故可推知矣。是以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与欧宋重修唐书时，其评价迥不相同也。
今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之分别。其所谓“新体”，即微之所主张，而乐天所从同之复古改良公式文字新体也。
毛颖传者，昌黎摹拟史记之文，盖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未能甚成功者也。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盖莺莺传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实事。毛颖传则纯为游戏之笔，其感人之程度本应有别。夫小说宜详，韩作过简。毛颖传之不及莺莺传，此亦为一主因。观昌黎集中尚别有一篇以古文作小说而成功之绝妙文字，即石鼎联句诗序。…微之之文繁，则作小说正用其所长，宜其优出退之之上也。
唐代古文运动巨子，虽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然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骈体为正宗。西魏北周之时，曾一度复古，旋即废除。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体公式文字，诚可称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终遭废弃。夫段墨卿之改作，其文学价值较原作如何及韩文所以磨易之故，乃属于别种问题，兹不必论。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至于北宋继昌黎古文运动之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亦不能变公式文之骈体。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辞知内制之命。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其难若是，微之于此，信乎卓尔不群矣。
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
第五章 新乐府
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
元白二公新乐府在元和四年，距构策林之时甚近。故其作新乐府之理论，与前数年揣摩之思想至有关系。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虽然，微之之作，似尚无摹拟诗经之迹象。至于乐天之新乐府，据其总序云：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都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则已标明取法于诗三百篇矣。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睢为篇名之例。（微之之作乃和李公垂者。微之每篇首句尚与诗题不同，疑李氏原作当亦不异微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乐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时，即具采诗匡主之志。不数年间，遂作此五十篇之诗。
复次，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盖乐天之作，虽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然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
一吟咏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其每篇之篇题，即此篇所咏之事。每篇下小序，即此篇所持之旨也。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谓不杂。此篇所咏之事，所持之旨，又不得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若就其非和微之篇题言之，此特点尤极显明。……至其和微之诸篇则稍有别。盖微之之作，既有繁复与庞杂之病，乐天酬和其意，若欲全行避免，殆不可能。
又微之所作，其语句之取材于经史者，……颇嫌硬涩未融。乐天作中固无斯类，即微之晚作，亦少见此种聱牙之语。然则白诗即元诗亦李诗之改进作品。是乃比较研究所获之结论，非漫为轩轾之说也。
至于新乐府诗题之次序，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无从得知。微之这作与乐天之作，同一题目，而次序不同。微之诗以上阳白发人为首。上阳宫在洛阳，微之元和四年以监察御史分务东台，此诗本和公垂之作，疑是时李氏亦在乐都，故于此有所感发。若果如是，则微之诗题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惟观微之所作，排列诸题目似无系统意义之可言，而乐天之五十首则殊不然。当日乐天组织其全部结构时，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但就尚可见者言之，则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创业后至玄宗时之事。自立部伎至新丰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时事。自太行路缚戎人诸篇，乃言德宗时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论，似指杜佑而言，而仕佑实亦为贞元之宰相也。）自此以下三十篇，则大率为元和时事。（其百炼镜两朱阁八骏图卖炭翁，虽似为例外，但乐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时政，而献谏于宪宗者。）其以时代为划分，颇为明显也。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诫子孙之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尚不仅以其时代较前也。其以鸦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鸦九剑乃总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采诗官乃标明其于乐府诗所寄之理想，皆所以收束全作，而欤首篇收首尾回环救应之效者也。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
微之新乐府作成之年月，亦在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后，与乐天所作同为元和四年矣。
乐天新乐府虽题为：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似其作成之年岁无他问题。然详绎之，恐五十首诗，亦非悉在元和四年所作。……盖白氏新乐府之体，以一诗表一意，述一事，五十之数，殊不为少，自宜稍积时日，多有感触，以渐补成其全数。其非一时所成，极有可能也。
七德舞
此篇专陈祖宗王业之艰难以示其子孙。易言之，即铺陈太宗创业之功绩，以献谏于当日之宪宗，所谓“采诗”“讽谏”“为君”诸义，实在于是。斯乐天所以取此篇，为其新乐府五十首之冠也。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
类书之作，本为便利属文，乐天尤喜编纂类书如策林之类。盖其初原为供一己之使用，其后乃兼利他人也。唐世应进士制科之举子，固须翫习类书，以为决科射策之需，而文学侍从之臣，亦必翻检类书，以供起草代言之用。
夫六典为法令之类书，宜翰林学士所不可须臾离者，但现行法令类书外，供翻检者，仍须有本朝掌故之类书。唐代祖宗功德之盛，莫过于太宗，而太宗实录四十卷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故事迹不易检查。斯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即吴兢贞观政要一书所以成为古今之要籍也。此书之实质为一掌故之类书，必与六典同为翰林学士所宝重而翫习，固无疑义，则乐天作七德舞时即先取此书寻撦材料以构成其骨干，乃极自然之理也。
虽然，若更就现存之史料以参校白氏此篇，则知其中所咏太宗时事，一一皆有所本，而其所本者，似不限政要一收，盖乐天依据政要以构成此篇之骨干，复于实录中寻撦材料以修改其词句，增补其内容而完成此篇也。
法曲
乐天以此篇次于七德舞之后者，盖七德舞所以明太宗创业之艰难，此篇则继述高宗以下祖宗之制定诸乐舞，条理次序极为明晰，较之微之之远从黄帝说起者，实有浮泛亲切之别，此白作胜于元作之又一例证也。
此诗之华夷音声理论与微之相同，恐公垂原作亦复如是，其是非如何，姑不置辨。若以史实言之，则殊不正确。……霓裳羽衣曲，实原本胡乐，又何华声之可言？开元之世治民康与此无涉，固不待言也。
夫琵琶之为胡乐而非华声，不待辨证。而法曲有其器，则法曲之与胡声有关可知也。然则元白诸公之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今世侈谈国医者，其无文化学术史之常识，适与相类，可慨也。
抑更有可论者，李公垂此篇原作既不可见，姑置不论。若微之乐天皆自称景慕外来天竺之佛陀宗教都 ，……是与韩退之之力辟佛法者，甚有不同。但何以元白二公忽于兹有此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议论？初视之，颇不可解，细思之，则知其与古文运动有关。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