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姑娘，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我：不会上海话，一看就是乡巴佬，你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尽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偶尔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快要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买，就给大学生吃。而对我来说，这饭菜已经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学总是把饭票让给我。
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一九七三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比如来自福州军区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们那届有个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把插队时结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学开除了。还有个同学叫张东华，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我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梁祝》，觉得美极了。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后来听说因流氓成性，民愤极大，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狱。
军宣队撤了，工宣队一直留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中。毕业前，风闻各种幕后活动在进行，而我对此一向反应迟钝。最终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工农子弟。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都另有小算盘，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甚么的。
有件事我至今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女孩姚晶静，分配前贴出声明，说她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结果却美滋滋地留校教书。
我也留校教书。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有同学带话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去英国途中，我顺路看望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她父亲送我去北京，买了几十块香皂让我带到英国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通了一年书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调回杭州，从此渺无音信。
我三年后回国，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宁静的地平线
发布： 2009…4…03 10：18 ｜ 作者： 张郎郎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出生于延安， 六八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编辑。之后曾任《国际新技术》杂志总经理， 《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和《大雅宝旧事》。现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同时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一
一九七○年代， 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 一肚子理想， 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 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玩文学的差不多都是这种人。他们琢磨、创作， 试图活出个模样， 寻找意义。
也许他们就这样歪打正着， 一不留神为中国文学艺术传承做了很多事。
在那个年代， 大面儿上看来是个文化贫瘠的时光， 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 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 到了八十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我也许是由于喜欢写东西， 曾经组织过一个文学沙龙， 还在酒后茶余口无遮拦， 于是，在那个年代蹲进了监狱。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间接对文化传承「有所贡献」。大概， 正如鲁迅老头儿说的： 咱萌不了芽， 还当不了供天才们生长的泥土吗？那些年头， 的确我当的就是最底层的泥土。
一九七○年代开始的那个午夜， 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是在油灯下守岁。不过， 大多数人在农村、在农场。而我却在牢房。平时屋里再冷， 今夜炉子一定要火旺。也许， 这意味着来年没准儿会转转运。我们这儿的炉子， 你一定没见过。这是当地名为
「扫地风」的全泥炉子。「扫地风」没有炉膛， 没有炉箅子， 没有任何其他炉子必备的金属附件。整个炉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当地人凭多年经验，知道如何利用炉子内部特别的结构形成空间， 还有炉子底部有别样通风口。不用风箱， 自来就有风，所以得此名。「扫地风」是当地穷苦人专利。除夕那晚， 「扫地风」威风八面， 炉火通红。
那是在河北省饶阳县大狱里。
此前， 我从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衡水专区的一个县， 这儿属于一个革命老区， 曾经是抗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老乡至今还记得吕正操、程子华这些当年在这里亮剑的英雄好汉。我们这群北京政治犯， 被下放到这里，这是当时副统帅一号命令所决定的。那时全国、全民都在准备打仗。
是得准备， 于是我们这些北京犯人被准备成了饶阳犯人。
当时我党应付局势的架势与心态和保卫延安时候一模一样。「要有准备」是多方面的。必然包括对脑瓜子里有问题的文化人进行必要准备。保卫延安时候， 给王实味准备一把斧子就行了。这会儿王实味们实在太多了， 全准备斧子也不行。
于是， 一批批我们这种人从北京被押送出来。这些脑瓜子里不对味儿的人中， 包括「大小刘麻子」英若诚和他太太吴世良， 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杨秉荪，歌唱家刘秉义、郑佐成、王芃等等。当然， 也包括我和老七这些无名鼠辈。把这些不安份和不可靠的家伙放在老根据地，有利于战时管理。这个地区有革命传统经验。
后来， 我听当地的一个老干部告诉我， 在打日本那会儿，他们晚上经常的任务是「掏窝子」， 就是清除异己的意思。半夜三更， 几个县大队的小年轻， 就去甚么人家把目标人物罩上眼睛、堵上嘴，拉出村。宣布他的罪行， 然后为了省子弹， 就手工处理了。有一次， 他们去某村去掏一个汉奸嫌疑， 没掏着， 就把他老婆掏出来了。为了打击汉奸，这老婆扔进枯井也能灭他们的威风。在扔下枯井之前， 小年轻们都上下其手「摸摸」。小王是近视眼， 也抢着去摸。别的队员笑了， 说： 「瞎子，看清楚喽， 那是你姑啊！ 」那些村的人， 很多都有亲戚关系。小王说： 我不管， 我摸的是汉奸婆！ 众人齐声喝止： 我们都行， 就你不行，汉奸归汉奸， 也不能乱了辈份。
听到这儿， 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 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 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 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 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 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 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 一条絻裆裤， 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 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 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硷地， 还非常缺水， 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 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 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 去讨饭， 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 很要面子， 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 可绝不要饭，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 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 走遍全国， 吃万家饭， 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 这个穷乡僻壤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 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 这块大盐硷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 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 是一九六九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着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 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 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 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 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 咱们都成人干儿了， 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 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 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 正好四个窝头， 一天两顿。在北京， 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 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 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 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 就一碗菜汤。甚么菜便宜，就是甚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 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 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 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 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 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 每天倒是三顿， 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 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 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 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 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 刚进来的人， 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 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 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 比我们招儿多， 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 那就是，越饿越得有存粮， 中午那两个高粱麪的饼子， 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 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 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 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 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 随时都可能点名。
这个县城， 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 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 是砖房， 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 可以晒粮食， 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 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 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 「二号五个犯人， 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 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 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 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 所以不是圆的， 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 擓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 往地下一磕， 就齐活了。一开始， 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 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 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 灰不拉唧的。我们想， 这成色的煤饺子， 有法儿着吗？ 没想到，这儿的煤还挺好烧， 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 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 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二十四小时都烧， 绝对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 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才打开火。封火的时候， 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 糊上炉口以后， 再用一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从那洞口，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 每夜下来， 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 被口嘴边那儿， 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每个值夜班的， 都冻得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