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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港版)-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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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班。虽说抄过家,搬走不少东西,但如不僵之虫,仍有些宝货,从他家借到五四新诗选本及《淳化阁帖》等。反正之后,黄老重操旧业,翻译西洋电影资料,让我译美国百科全书中的电影资料,并发表在电影厂的内部刊物上。他后来计划庞大,准备创办《外国电影》刊物,然而发觉我心猿意马、不能专注投入的样子,颇不高兴。
      
       我像个没头苍蝇,胡串乱闯,但梦里老是梦到文学。大约是情感久遭禁锢之后,对于纷至沓来的新奇,特别容易兴奋。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祈连山下》,便想立刻给他写信,寄作品给他看。看到夏衍在全国文联的讲话,整段的抄录下来。且表示要照他所说的,去挖掘、研究新时期「英雄人物」,「给社会树立其典型,是文艺家的光荣任务」。虽然诗作屡投屡不中,仍在刻苦地写,在时代与自我之间分不清真假。
      
       那时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爱伦坡的诗和小说。十多年前认识朱育琳时,惊叹其美仑美奂的译笔,便怀着接触外文原作的梦想。爱伦坡的《安纳帕尔?5 李》被老朱称为千古绝唱,现在终于自己能着手于斯,即使其中的「哀」音难以传神,也欢喜无量。那些文学原典购自于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在二楼的旧书部有买主要是抄家没收的书。难以形容初获《恶之花》的那份惊喜,一九五二年的经典旧版,五脏俱全,有名家注释。把老朱的几首翻译一一对照,人亡物在,「恶魔」的记忆被唤醒,徒增一份时代的沉重。
      
       从那里还买到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瓦雷里的诗集。觉得前者闷、后者玄,都不亲近。似乎和恶魔特别投缘,又买到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小说,后来又买到《爱伦坡全集》,厚厚的一本,红色的漆布封皮已经磨损,却要价四元,频呼「辣手」之余,还是囊为己物。那时我的月薪是三十七元一毛,据我们航校学生的自嘲,属于「三七一○部队」。
      
       累呀累,人呀人。「感觉异常乏力」、「只想睡」、「昨夜一时半睡下,拨好闹钟」、「鼻炎严重、头胀、神疲、咳嗽」之类的字句充斥在日记里,但又处于极度的亢奋中。所有的信息,无论来自公私渠道,无不意味着希望、未来的允诺和新旧的冲突,从而激起阵阵诗的狂喜与愤慨,倾倒激情澎湃的宣言,和报纸社论的语调何其相似乃尔。这段时间也在不断的自省,凡是师友的箴言、失败的教训都促使自己更加踏实和谨慎,甚至涉及平时待人接物方面,对「心中之贼」穷追猛打,痛加批斗,可说是真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却完全出乎自觉。
      
       数月之后报考复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因名额限制,转为元明清专业,后来章培恒老师说,在考虑录取时,我的外语是个因素。努力没有白费,虽是歪打正着。在递交的材料里,也附带着那些翻译稿,包括在黄天民老师编的《外国电影》上发表的数章《卓别林自传》,这些大约都起了作用吧。
      
       日记没写下去,太累了,后面也越写越短,所剩下的就是行动了。
      
       二○○八年九至十月


七十年代记忆片断

发布: 2009…3…13 08:18 | 作者: 王小妮


一九五五年生于长春市。六九年至七二年随父母插队。七四年再次插队。后读大学,八五年迁居深圳。二○○五年起居于海南岛。出版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甚么在我心里一过》,随笔集《派甚么人去受难》,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这十年,我几乎都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度过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随父母下放农村,一九七二年回城一年多,一九七四年再次插队,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离开农村上大学。乡村记忆,成了那十年的主体。
      
       一 一九七一年春天,过冰河
      
       那一年,咖啡色斜纹卡叽布成了流行色,很多城里年轻人用它做裤子。当时,我们家下放的地方离长春市只有二十多公里,这个时尚也慢慢来到乡下。
      
       屯子里王会计的女儿跑到我们家说:烧锅岭供销社新来了各种各样的布,明天早上一开门就卖。王会计的女儿让我陪她去买布。我说要问母亲。我还没去过烧锅岭供销社,但是,早听说那儿有个大供销社,很想去看看。
      
       那年,我母亲正像喂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地喂了一头小黑猪,她在忙着猪的间隙,给了我七尺布票和五块钱。
      
       我们家下放在小朱屯,烧锅岭在小朱屯的正东,先走一里地,有座火车乘降所(日本人留下的说法),再向东走七、八里。我们起得很早,怕去晚了买不上布。买布的细节全忘了,印象中是要了命的拥挤,我和王会计的女儿裹在人山人海里。周围全都是穿着肮脏棉袄棉裤的人。有人踩住我的脚,我就用劲推,被推的人也毫无感觉。所有的人都扑向卖布的柜枱。到中午,布卖光了。
      
       王会计的女儿买了两种花布,我也买到了咖啡色布。新布一打开就传出香味,把它叠成方块,装进书包,我们靠在供销社的土墙外,吃了甜脆的油炸麻花。烧锅岭供销社比办年货还热闹。王会计的女儿认识很多人,她不停地小声告诉我,人群中的某个人是谁谁谁,感觉全公社的人都来买布,那些不认识的人,她说是对面另一个县的。
      
       下午往回走,春天的太阳特别温暖,棉袄有点穿不住了,围巾也围不住了。我们回家的那条沙石路有一些历史,听说俄国军队在二十世纪初打进中国的东北,有一队骑兵主力走的正是这一条路。正因为的「老毛子」的原因,周围的农村在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挖地道很盛行,大队干部一开会先说:要打仗了。整条路两边没有像样子的树,隔很远歪歪斜斜有一棵柳树或者榆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阳,我们热得夹着棉袄走。
      
       后来,为了抄近路,我们下了大道,绕进了一片甸子,今天该叫湿地。迎着下午的太阳,看见一条亮晶晶的冰河横在前面。
      
       一看那冰面就知道,冰已经被太阳晒酥了。河面宽十几米,走在我们前面是几个男孩子,他们先后都跑上冰河,非常快地跑,踮着脚跑,冰面在他们脚下发出嘎嘎的响声,几个人都平安跑过去了。这个时候,再绕回去走大路,我们都不情愿。我们也学男孩,踮着脚飞快地跑,每一次落脚都听见冰裂声。
      
       过了河的几个男孩子并没有马上走,全坐在一个向阳的坡上,笑嘻嘻的,好像等着有人落水。我们也坐在坡上,看着后面的来人,幸灾乐祸地盯着那条冰河。
      
       对岸有人走近问:你们咋过去的?
      
       我们说:快跑。
      
       从烧锅岭方向来的人一群接一群,每个人都夹着布。连续有几211伙人都没敢冒险过河,被迫返回去走大路。
      
       几个男孩有点没趣地走了。我们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二十分钟肯定能回到家,所以我们不着急,我们躺在土坡上,讨论新买的布。
      
       河对岸来了几个人,叽叽喳喳几个大姑娘,走在前面的两个人想也没想,直接走上冰面,才走几步,突然尖叫,最前面的那个一下子矮了,另外一个也紧跟着没了,冰面裂了一大片,两个人在河里扑腾,头上围着彩条围巾。
      
       河水不深,两个人周围飘着冰碴,她们又喊又叫,没下河的几个同伴,也在岸上喊叫。
      
       河不能淹没她们,但是,水相当凉,她们两个不赶快上岸,还弯下腰在周围捞,各捞出一块水淋淋的花布,才费了很大劲爬上岸。
      
       王会计的姑娘突然使劲地拍我。她说:那不是铁姑娘吗,前几天还在广播里「讲用」呢。
      
       我不知道谁是铁姑娘。王会计的女儿捅我说,快走快走。她怕那几个大姑娘们骂我们看笑话。
      
       一路上快走,进了炊烟四起的屯子。井边打水的人过来看我们新买的布,都说好。后来,我那块咖啡色的布料请一位「五七战士」给裁了一条裤子。
      
       二 一九七一年秋天,被狗咬了半边脸的孩子
      
       当时,我在公社农中读初一,寄宿在学校。那一年几乎没有上课,总在学农劳动。秋天,庄稼等待收割,大田里已经没活儿了。我经常一个人在公社附近「繁华」地带游逛。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平生唯一一次看见了还留着辫子的农民,他应该很老了,高个儿,一根细辫像一缕黄麻,有一尺长,拖在背后,他穿很脏的黑棉袍子,正是办年货的时候。别人见他,都不觉得新奇,好像他就该拖一条辫子在供销社门外的雪地上走。
      
       一个刚下过雨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国道边的林带里闲逛。下雨以后,林带里比土道好走得多。忽然,有人喊:快上国道,看热闹去。
      
       我们一起向垫得很高的国道上跑,路肩又陡又滑。听见哭声,感觉很多人在哭,离我们不到一百米。记得当时路边码放了许多电线杆,农民叫电棍。电棍露天放着,怕人偷,全用粗铁丝固定在一起。我们踩着电棍上了国道,看见正站在道边哭的不过是两个人,一个女人,女人脚下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女人头上包着一块鲜艶的方围巾,当地农民的围巾都是一直包到额头上。这个女人和孩子肯定赶了不少路,裤腿上都被泥浆糊住了。
      
       女人的哭声大,好像唱地方戏,哭也有一种民间固定的节奏。孩子的哭声更像嚎,干哑,断断续续的。女人不断地跺着脚,像国道欠了她甚么。看见有人过来,女人的哭声更大,夹着些难听的骂人话。
      
       我跑在最后,从我的角度却最先看见了那个孩子。我看见半边血淋淋的脸。那孩子一边干哭,还一边用很小的眼睛看着我。我吓得有点不敢再往前了,那是我一生中看见的最恐怖的伤口,皮肉全都翻开,那半张脸上有一个鲜红的血窟窿,血窟窿里居然露出两颗半白的小牙齿。孩子的棉袄领子上也带着血。
      
       奇怪的是,这可怜的几乎没了半边脸的孩子就独自站在泥里哭,那女人并没有抱他,也没有给他包裹伤口。她可能完全吓糊涂了。
      
       很快围上来更多的人,那女人颠三倒四地说着话,一会儿对着那个,一会转向那个。她说的大意是,孩子是给自家的狗「掏」的。她刚了给小崽子(孩子)一个粘干粮,自家的狗就窜上炕抢干粮,一口就把孩子脸掏成了这样。她半说半哭,咒天咒地,还抓住那孩子的肩膀,一下一下地推搡,好像责怪那孩子。她发出最大声音的时候,那孩子反而不哭了,抬起受伤的脸,去看她的嘴。
      
       不断有挎着筐的女人围过来,那些筐里装着腊烛和大粒盐。她213们不约而同地做着同样的动作,使劲地啧着嘴唇,连连叹气。有人问,咋不送卫生院?女人说,卫生院不给扎沽(医治),让上国道截车,让上城。
      
       孩子看见这么多人围上来,忘记了哭,干裂着嘴,大口喘气。女人们指着孩子说,那不是抽了一肚子冷风吗。孩子不喘了,断续地干嚎。
      
       七十年代初期的那条国道,在我的印象里又宽又直,向南走是长春市,向北是农安县城,当年路上很少走汽车,只有送公粮的时候,马车排列成队,道路上散落着被车轮碾碎的玉米。
      
       有人问那女人进过城没有,那女人又摇头又点头,好像听不懂别人的话,然后还是哭骂。
      
       后来,从泥泞的小道上来了一辆马车,车身左右扭,走得极慢,马蹄子踩着亮的泥浆。那女人看见了马车,一下子扑倒在国道上,两手拍着地,大声哭叫:大爷大叔大兄弟呀,救命吧,大爷大叔大兄弟。
      
       这时候,被别人抱起来的孩子也加大了哭声。马车上的人不知道出了甚么事,车就停在稀泥里。车上装了玉米秸。车老板站在车帮上问:咋的了?
      
       大家一起对那女人说:离城好几十里,坐这马车得颠到啥时候。
      
       女人爬起来,又开始哭。马车慢悠悠地上了国道,车老板问:是丫头还是小子?
      
       女人的哭声突然加大,不断地说:是小子,是小子,是小子啊!
      
       很多围观的女人听到「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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