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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港版)-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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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窜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阎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嘘嘘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阎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阎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趁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阎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阎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阎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阎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作伴,阎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阎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阎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阎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阎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阎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再也不让我去阎莉家睡觉了。「为甚么呵」?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甚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飞石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解放前是着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阎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阎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着叫着让我去陪阎莉。当然,我妈也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阎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眼泪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阎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后来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学习班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学习班的看守。这是因为,被办了学习班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劳教。(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阎莉的革命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显而易见,阎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革命日记为证。但阎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阎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需要办学习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阎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阎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阎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赵紫阳在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

       广阔天地的自由
      
       阎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阎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梨花沟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人大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阎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的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啓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到了阎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阎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词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阎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甚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鷄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阎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桔林、汽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阎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阎莉说「我妹妹来了」。阎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阎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阎莉的主意,她是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呕了两天气。
      
       阎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桔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阎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阎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壶,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甚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阎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桔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桔。阎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阎莉撇撇嘴:「谁稀罕呵,你以为多值钱呵。」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份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呵。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剩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阎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阎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一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文革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那时,人人都作此打扮;关键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括挺的毛呢军大衣。他并不把他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电影里的首长一样。来人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阎莉还高,这让他走起路来很有气度,还真有些像首长的样子。走近了一看,只见他高额,阔眼,特别是他的头发,不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乱七八糟的竪着,而是精心地拢在后面,像一个大背头,锃亮锃亮的。他手上还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说与这毛呢军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调,但此人拎着,倒有点理直气壮的和谐。总之,一眼看去,他与众不同。
      
       阎莉给我介绍,这是张跃进,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及至张跃进开口,又吓了我一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张跃进自我介绍,他是徐州下来的知青,下来一年了。为甚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落户呢?我问他。他说,因为早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怕他下乡吃苦,所以托亲戚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一阵寒喧之后,我们开始作饭。张跃进自告奋勇炒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张跃进的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样粗陋的就餐环境中,他还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装饰在土碗边沿上。
      
       洗碗时,阎莉告诉我,张跃进与她,现在都被选为公社宣传队员,正在准备汇演的节目。今晚,她特意请张跃进过来唱歌,是为了用黄歌「招待我」。那时,全国人民的伙食都一样简朴,自然不能用于「招待」。「黄歌」,那可不是人人都会唱的。
      
       晚饭后,我们坐到了院子里,坐在了桔树下。所谓的「黄歌」,就是以俄罗斯民歌为主,解放前的靡靡之音为辅;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长,或低迷颓丧,唱起来让你浑身酥软、丧失革命斗志的歌。这些歌,在知青当中很流行。当时的知青普遍对未来迷茫、无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软绵绵的歌曲,一下就击中了他们。
      
       张跃进开嗓就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他也故意把声线压得很低,模仿着那种很少听到的男低音。而且他唱得与别人不一样,多年后,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声唱法。
      
       张跃进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后来,我又多次听他唱过,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车》、《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罗斯民歌。阎莉中途也插了进去,与他一起合唱。显然,他们早就在一起练过。阎莉以前也爱唱歌,但唱得并不太好,只是嗓音还很亮色、高亢。
      
       歌声在桔子树下飘浮着,月亮这时已经升起,它在桔子树上穿来穿去。好像桔子树上挂的白灯笼,从枝叶间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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