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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秋天，北京“西单民主墙”逐渐形成气候。一天，北岛和芒克来到我家，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份自己的文学刊物，人马齐备（我自然是其中一员），缺的就是启动资金。他们知道我刚从上海带回几张名家字画，或许有可能换成钱。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最后几幅字画，上面还题有我爷爷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后来他们通过别的渠道解决了资金问题。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儿们，造反挑头的或许有牢狱之灾，万一出事，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
年底，《今天》创刊号问世。芒克嘱咐我选些作品发表，而我的那些诗正在修改中，于是拖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我开始为绘画着迷，这显然受到我的女朋友李爽的影响。她自学成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当舞台美工。我常陪她去写生，也偷偷用钢笔画些小草图。我一边画画一边修改诗作，最终整理出七、八首，交给芒克，他从中选了几首，发在《今天》第七期上。
1979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我疯狂地投身艺术。那年6月底，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李姗、冯国栋等人参与的“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举办民间画展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无名画会”大多数作品是风景和静物写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很现代，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色调低沉灰暗，描绘了工人生活的艰难。那显然与官方美术的主流大唱反调。不久，我还在“西单民主墙”看到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墙上，虽说是风景写生，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这样的异类。这一切都令人我激动不已。
1979年7月某日，黄锐来到我家。他是《今天》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封面的设计者。他是敏感地走在中国艺术前列中的一位。黄锐原本是来选李爽放在我家的画，却看到满墙都是我近几个月的画作，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我也参加“星星画会”。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我确实乐坏了，刚画了几个月，被这个伯乐发现了，一高兴自然要喝了酒，但并没有把胃喝坏，把胃喝穿孔是1980年。“星星”筹备期拖得很长，从年初到年中，直到1979年7月黄锐和马德升最后拍板，先找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办展览。刘迅专程来到黄锐家，浏览了集中起来的作品，他很兴奋，当即表示同意，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已排满，要等到明年。而大家一合计，说不能再等了，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吧。时间定在国庆节前后。展览地点难定，一是西单民主墙，二是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有一天，王克平与朋友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是个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具有对抗的象征性——美术馆正要举办《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
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处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然后由大家分发油印的请帖，并分片张贴手绘的海报，我和王克平负责大学校园和主要路口。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克平骑车去海淀区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下去，贴完天已擦黑，没吃没喝，我提议在外面随便吃点什么，克平说还是省点儿吧，于是各自回家。
9月27日一早，我们把作品悬挂在中国美术馆围墙栏杆上，并在树上挂了个捐款箱，有不少人往里投钱。观众越聚越多，其中包括文艺界美术界的名流。美院附中的学生利用课间休息边看边临摹，“四月影会”的朋友们拍照助威，池小宁甚至用16毫米的摄影机拍纪录片。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了，当场表示支持说：“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江丰为人正直，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刚恢复工作，在美术界有很高的威信。他还问起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晚上没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能存放在美术馆。江丰马上答应，并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副馆长、著名女画家郁风下来看了一遍，大赞说：“有些作品就是参加国际展览，也不逊色。”
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响街头秩序为由禁止我们继续展出，并贴出相关的《布告》：“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通告》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内，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处理。此布。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章）北京市东城区城建局（章）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赶到美术馆东门厅，里面有五十多个警察，我们的展品全部被扣。王克平到附近一个研究所借用电话，先打给人大法制委员会一个熟人，他回答法制委员会只管制定法律，具体执行他们无权干涉。他又骑车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徐意。她天生爱打抱不平，马上拨电话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值班负责人态度坚定，坚决要取缔这个展览。徐意说，她希望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随后她又打电话给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面调停。
我们马上找来白纸写成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声援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长椅上。突然出现了一帮捣乱的小青年，满嘴骂大街，动手动脚。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这些流氓是警察带来的，并指着一个警察，他果然像教练一样站在后边抽烟。
在关键时刻，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聚在赵南家开会，向北京市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否则将在10月1日上午组织抗议游行。刘迅代表北京市委出面斡旋失败。10月1日上午9点30分，大家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先举办抗议集会，然后从那儿出发，终点是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在北京市委大楼前再次举行集会后，宣布解散。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大家饿坏了，一起来到附近的东风市场二楼西餐厅欢聚一堂，除了“星星画会”的成员外，还有一些民刊的朋友，总共二十来人。当时由我来保管露天画展的捐款，总共有三百多元钱，这顿饭花了一百多元。在欢庆之余，其实大家心里悬着：谁能保证明后天我们中间哪个人不会失踪？
黄锐有一天通知我说，《今天》将办诗歌朗诵会，10月21日在玉渊潭公园。这是《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第二次朗诵会，第一次是在79年的4月，那次是芒克通知我的，他还调侃说就在咱们认识李爽的那片小树林。那是1978年秋天，我和芒克一起约了李爽，说要看她画写生。李爽说，另一个画家唐可能也会去。等我和芒克来到玉渊潭河边，发现只有李爽独自在画写生，这是个正面的信号。芒克鼓励我再单独约她，她果然没有拒绝。玉渊潭公园对我们这群地下文人来说是一个风水宝地，游泳滑冰写生谈恋爱，现在居然办起朗诵会。
第二次朗诵会比第一次更热闹。黄锐画了一张抽象画做幕布，很显眼很另类。听众有七八百人，芒克和北岛微笑着与各种人打招呼。这种场景不适合用绘画来表达，最好是摄影，可惜我没有相机（不久我用我的一张画跟一个法国人换来个照相机）。那天回家凭冲动试图画抽象画，浪费了好几块纤维板，都不成功，也许我还没找到画抽象画的音乐感。不久，黄锐画了一组抽象画《春夏秋冬》，或许就是玉渊潭朗诵会那幅画的灵感的延续。
“星星画展”于当年11月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开幕。由于展览往后拖了两个月，大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加上一些新成员加盟，整个阵容比在露天展时更成熟更多元化。应观众的要求，展览延长了三天。“星星”事件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于中国美术界形成的冲击，意义深远。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距露天展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1980年年底，《今天》被迫停刊。
严力： 1954年8月生于北京。是先锋艺术团体“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成员。1985年到纽约留学，于1987年在纽约创立“一行”诗刊。出版多种诗集、小说集，并举办过数十次艺术展览。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目前定居在上海和纽约。
漫长的假期
发布： 2008…11…01 11：53 ｜ 作者： 韩少功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连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