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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在某个机关的礼堂，一次是在中国儿童剧院的会议室给导演和演员们讲。都是小汽车来校园接的我。我也没准备讲稿，没想到我临场不怵，望着台下那些好奇的眼睛和热情的面孔，我讲得挺顺。
每次报告会安排三人讲。第一次讲我是排在第二。那次第一发言的是一个因“四五”蹲过监狱的青年。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住了，但调子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语句是社论式的。其中有些过分的语言我不欣赏，比如他说什么早在“四五事件”以前就认清了王张江姚的真实面目，在“四五”时就决心跟王张江姚斗到底。可大家都知，“四五”时大家主要反对的是江青和张春桥，并不以王洪文为然。他还讲在狱中怎么坚持斗争，坚信四人帮不久就会垮台。我虽没进过监狱，但通过我与进去过的若干人聊天，知道在里面能尽量保持沉默就不容易，而且当时百姓中几个人有先见之明知道江青他们会很快垮台——连幕后策划搞掉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也没这么乐观吧。
可人家蹲过监狱受过苦，平反后在表达上有些激动和夸张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是被隔离审查，在政治资格上就差了档次，可是我万一进了监狱禁不住专政的铁拳乞饶如狗，甚至胡乱“咬人”，出来后也会被大家以及自己唾弃。我是照实讲的，绝无高调，尤其强调的是：来广场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他们最大的政治觉悟是改善生活，而不是非要与谁斗争；悼念周总理主要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广场上的确有闹事的小痞子；所谓谈判小组纯是即兴拼凑的草台班子，全无章法，更无预谋；我所以在隔离审查时屈服，也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决不想成为任何政治的牺牲品；我的理想仅是玩遍祖国争取再写点东西；我本是一个看戏的却鬼使神差被戏剧性地推到了舞台上演了一段后来连我都觉惊异的活话剧。
没想到我的报告受到了比第一位更持久的掌声，我真不好意思，也因为我觉对不起第一发言的人。由于我讲的调子比较低，并且受欢迎，不知是否受此影响或受到干扰，第三位的报告既没高昂上去也没低沉下来，我印象他讲的与生动、流畅无关。总之没讲好，我又觉我对不起他了，因为我认为他若讲在我前面肯定会讲得正常。
我认为的没大错。去做第二场报告时我被安排在了最后，于是前两位报告者都正常地“唱出了高音”。我不在乎压轴，反正我就是把真实尽量告诉听众，暗暗地还觉这是我的责任。
我们这个小组本应讲十多场的，可是第三场就没通知我，可能由于我讲的内容偏灰色被刷掉了。这挺好，没了“英雄”们的打扰，我可以全力以赴地过我的大学生活。反正做报告只管饭，不给钱。
尾声：一九七六年我的好运年
1976年我的运气太好了。先是大搜捕天安门闹事分子时我躲过了抓人风潮，接着是没隔离审查太久又赶上了四人帮倒台。“四五事件”平反后，有个工友看到了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橱窗中我当时表情疯狂的照片，他也说不太像我。我还能记得一些情节和感觉：爬到纪念碑的浮雕上才发现纪念碑特大，是高耸云天，那个 “朽”字离我最近；4月5号前一两天我是偷偷摸摸将我写的诗挂在广场某一大花圈上的，然后总是溜达过来，可惜没什么人围着它看，可能我那诗太文了，不刺激，虽然很讲究格律；在小楼与当局代表谈判时，战士给我们的水杯中有的印着“献给最可爱的人”——那是抗美援朝时志愿军专用的；4月5号早上纪念碑及四周很干净，还有水渍，肯定是夜里彻底清洗过；在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时，是第一次使用手提喇叭，它发出的我的声音有点奇怪；那天我穿的白色高腰回力鞋，是当时最好的篮球鞋；那一阵中山公园不开放；人民大会堂的楼顶平台总是有人；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喜悦大于哀伤、活泼大于严肃——不怎么像悼念周总理更似过节；的确有小痞子、胡同串子起哄比如喊“打丫的”之类的闹事。
我还记得我被隔离审查的一些小事：去厕所慢慢地走慢慢地回，认真地打量视野内的每一个女工，心说成了反革命后怎么搞对象呀，我那个东西还没用过呢；趴在窗户上看中午打篮球的场面，心里随着场上的持球者做同样动作；心情稍好时把写交待当成练书法，能以钢笔写出类似钟绍京小楷那样的字，沮丧时则瞎写，那字像叛徒一样恶心；有时小声地唱《国际歌》自娱抑或找悲壮感；无聊时默背我所知道的诗词，有时过一个唐诗之夜而忘记时间地点；学会很香地趴桌睡觉，有时哈喇子流在了认罪书上；我没哭过，但在专案组的吓唬面前，真想做出痛哭流涕的样子；下决心等解除隔离后，一定好好吃喝以及旅行，决不掺和天安门的事。
1976年秋冬之际，厂子为我平反，恢复正常生活，没什么人过多地打听我那时的事，更没人歧视或抬举我，因为我犯的不是作风、偷盗方面的事，一点不好玩，大家没兴趣口传。
1976年平反后，我又可以回家蹭饭，工资我得攒着用于出去玩。我家可能也觉那一阵没顶住压力把我开除家籍有些对我不起，便在伙食上显出了诚恳歉意。我妈擀的面条以及粉丝豆角肉沫卤很不错，我还爱吃家里的肉沫黄豆炒大头菜、带鱼烧心里美萝卜、肉皮丁炸酱、煎带鱼小黄花鱼、炒茄子，但我父亲酱的牛肉很一般，因为是纯肉我才爱吃。有时我还陪着父母包包饺子，却再也不用像小时包得难看而被拧腮帮子了，也不用再被罚吃自己包破的饺子。
阿坚 原名赵世坚，别名大踏，男，汉族，1955年生于北京，老家崂山县。当过5年钳工，半年中学老师。1983年5月退职，以写作、当半专业运动员或旅行向导谋生。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发布： 2008…11…01 11：45 ｜ 作者： 李零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