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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李敖:北京法源寺-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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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眼前的较小的目标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实在有鼓励大刀王五他们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内。我们不要忽略了谭老师性格中的侠义成分。在他的侠义性格里,看到光绪皇帝受了汉族影响,甘愿牺牲一切,去救中国,因而换得如此下场,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还要救皇上,他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们去冒大险,于是他又对大刀王五他们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对自己干的事自己会付出一条命来负责,这是很光明磊落的。从这种目标来看,‘两昆仑’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说法,反倒近似。有的说王五和胡七是昆仑派剑侠;有的说唐朝小说《昆仑奴传》有‘昆仑奴’摩勒、宋朝《太平广记》也有陶帆和他‘昆仑奴’摩诃,都用昆仑表达侠义的行事,所以‘两昆仑’指的,是剑侠们救皇上的事。那首诗最后写他自己这边,从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动,托付给剑侠们了。照这样路子解释下去,可能‘两昆仑’中,一个是指谭嗣同自己,一个是指王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去者与留者的关系。当年公孙杵臼说:‘立孤与死孰难?’扶养孤儿长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个难做?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他们姓赵的一家对你好。你就勉强担任难的一部分吧,由我担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赵氏先君遇子厚,子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我想,谭老师经过思考,认为以他的身分与处境,适合扮演公孙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来的许多事,交给王五他们去办。谭老师狱中题壁诗的最好解释,大概朝这一方向才比较妥贴。” 
  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未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未,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干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他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廷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分,写了一对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光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宜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于,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缠;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遭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调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正巧有一个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张勋,是顽固专家,他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军队都保留了辫子不剪,号称“辫子军”,有意恢复旧王朝。遂在袁世凯死后一年之日,拥立宣统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权。在这幕活剧里,康有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长。可是,昙花一现十三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而上的部队,就把“辫子军”打垮了。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美国公使礼遇康有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写书作诗,苦撑待变。在整个的复辟失败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法光复旧朝,因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败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这些共事的清廷遗老,因为他也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公开指斥“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显然已经直接攻击到康老师头上来了。康有为躲在美国公使馆,对梁启超的“当仁不让于师”,非常恼怒。他写诗说: 
  鸱枭食母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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