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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入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中书门下总领焉。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笙、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奏可。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后数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择大黍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乃定。
先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十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数者？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笙以下受之于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稽诸古制，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钟旧饰旋虫，改为龙。乃遣使采泗滨浮石千余段以为县磬。
先是，宋祁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元等详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灵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谓宜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
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丘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载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仲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后照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
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大簇、蕤宾也；六曲者，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上言曰：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诏从焉。
隋制，内宫县二十虡，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钟，因而莫革。及是，乃诏访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乐之节也。」诏可。
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经、礼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则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其冬，帝躬款奉慈庙，乐县罢建鼓，始以卖代镈钟。
礼官又言：「《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何休、范宁等咸谓，不言佾者，明佾则干舞在其中，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据以为说，故章皇后庙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县既用镈钟，其后相承，故仪坤等庙献武舞，备钟石之乐，尤为失礼。前诏议奉慈之乐，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镈钟，取阴教尚柔，以静为体。今乐去大钟而舞进干盾，颇戾经旨，请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大乐埙，旧以漆饰，敕令黄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旧以方画木为之，外图以时卉则可矣，而中设一色，非称也。先儒之说曰：'有柄，连底挏之。'郑康成以为设椎其中撞之。今当创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东方图以青，隐而为青龙；南方图以赤，隐而为丹凤；西方图以白，隐而为驺虞；北方图以黑，隐而为灵龟；中央图以黄，隐而为神蚓。撞击之法，宜用康成之说。」从之。又诏以新制双凤管付大乐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照因自造苇籥、清管、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种，求备雅器。诏许以大竽、大笙二种下大乐用之。
时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柱；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
帝乃亲制乐曲，以夹钟之宫、黄钟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灵宫，罢旧《真安》之曲。以黄钟之宫、大吕之角、太簇之徵、应钟之羽作《兴安》，以献宗庙，罢旧《理安》之曲。《景安》、《兴安》惟乘舆亲行则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钟之徵、黄钟之宫、太簇之角、南吕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献五帝。以林钟之宫、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吕之羽作《宁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罢旧《靖安》之曲。
于时制诏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并侑，乃以黄钟之宫作《广安》之曲以奠币、《彰安》之曲以酌献。又诏，躬谒奉慈庙章献皇后之室，作《达安》之曲以奠瓒、《厚安》以酌献；章懿皇后之室，作《报安》之曲以奠瓒、《衍安》以酌献。皇帝入出作《乾安》，罢旧《降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黄钟之宫作《定安》以奠币隆《英安》以酌献；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宫作《皇安》以奠币、《肃安》以酌献；祈谷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币、《绍安》以酌献；孟夏雩上帝地祇太祖配，以仲吕之宫作《献安》以奠币、《感安》以酌献；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宾之宫作《恭安》以奠币、《英安》以酌献；季秋大飨明堂，真宗配，以无射之宫作《诚安》以奠币、《德安》以酌献；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应钟之宫作《化安》以奠币、《韶安》以酌献。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为八十四，皆作声谱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独未施行。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财成颂体，告于神明，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参施群祀。
又为《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第一，释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声；第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用律及阴阳数配；第五，十二管长短；第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辰，通之于鞮笁，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以授乐府，以考正声，以赐群臣焉。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员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设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县。至于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饰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乐图》二十篇，以载熔金鑢石之法、历世八音诸器异同之状、新旧律管之差。是月，与新乐并献于崇政殿，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预观焉。自董监而下至工徒凡七百余人，进秩赏、赐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乐并圣制及诸臣乐章用之。
先是，左司谏姚仲孙言：「照所制乐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为乐器之饰。臣愚，窃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七十年，一旦黜废而用新器，臣窃以为不可。」御史曹修睦亦为言。帝既许照制器，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不听焉。
志第八十乐二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定得失可否以闻。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而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对，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窃睹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言《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长，此则明班《志》已后，历代无有符合者。惟蔡邕铜龠本得于《周礼》遗范，邕自知音，所以只传铜龠，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谓管有大小长短者，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况《周礼》、《国语》，姬代圣经，翻谓无凭，孰为稽古？有唐张文收定乐，亦铸铜瓯，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臣所以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鬴，则量右见也；其重钧，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则制管歌声，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瓯，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以其声中黄钟之宫，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务合周制钟量法度。文字已编写次，未敢具进。」诏送度等并定以闻。
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