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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这些构成了新兴的欧亚核心区的经济组成部分，下面一节将考察这一核心区的文化方面。
三、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或者说，不是相互独立的。印度文化移植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印度商人；同样，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印度佛教传布中国的过程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而中国汉朝时期最重要的怫教中心洛阳城之所以闻名天下，则与它是“来自西域的蛮族商人”的聚居地分不开。
不过，各种文化运动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族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 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字母文字的意义就在于它打开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态度，他们继续使用传统文字，几乎一直到公元。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他们在国家中居垄断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不仅对传统的爱国和知识表示亵渎，而且在国内煽起了某种骚动。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带有全盘性的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分解，并入拥有各自独特的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的地区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性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则成了不合时宜、不受人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具有普遍性影响的早期阶段，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后者的确存在，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怫教，也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体人类皈依它们。
先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人的“ Hellas”意即“希腊”一词派生的。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以后；又为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希腊士兵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 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虽然地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这种语言比古典时代的希腊语简单，所以，那些已希腊化的土著学起来也比较容易。中东请民族中受同化程度最高的是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它们已忘却自己的本族语，操柯因内语。在其他地方，希腊的生活方式、娱乐活动、铸币和各种艺术也已为城市的上层阶级所采用。
面对这种情况，希腊人的世界主义日渐发展，他们开始尊重过去一直称之为蛮人的外国人。早先，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国王入侵亚洲，主要是受了希腊学者伊索克拉底的怂恿，想把亚洲诸民族“从野蛮的暴政下解救出来，置于希腊的保护下”。而亚历山大死了几十年后，情况大为不同，希腊的另一位学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评了那些“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蛮人两大等级”的人，他说：“较好的做法是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蛮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极其完善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到公元 1世纪，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声称，亚历山大“是受上帝的派遣，来当所有人的统治者和调解者”，“他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把居住地看成自己的祖国。……。
希腊文化的影响向东扩展到印度北部和阿富汗的大夏和粟特。如前一节所述，这些王国在沧亡于来自蒙古的游牧部落大月氏之前，曾繁荣了几乎两个世纪。这些深入亚洲中心的希腊文化的前哨基地对周围请民族产生了一种世所公认、范围广阔的影响。首先发生影响的是用高明技术制作的希腊硬币，这些硬币实际上导致了印度铸币的产生；接着是称为《弥兰阳王问经》的佛经（弥兰陀即大夏的希腊国王，统治古印度西北部），它将希腊的对话体裁引入印度文学。在语言方面，有许多希腊词，包括马嚼子、钢笔、墨水、书和矿等单词，被并入梵文。在科学方面，也有一些希腊词作为术语，被收入印度的星占学和医学。
希腊文化对一个被称为犍陀罗的宗教艺术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犍陀罗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名宇，该地区曾在希腊统治之下。犍陀罗艺术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绘佛经中各种场景的浮雕品。犍陀罗的佛陀像酷似希腊的阿波罗神，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显著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强调精确地表现人体解剖上的各种细节，如描绘各块肌肉、添上胡子等。后者是理想主义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现而不是外表的相似。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情况，可以沿着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圣者踩出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变得简朴、抽象；但原先的希腊现实主义仍表现在如衣服的裙子一类表面细节上。因而，希腊艺术风格明显地影响了伟大的亚洲各文明。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更不用说亚洲其余地方了。其根本原因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经过几个世纪仍幸存下来。当中世纪穆斯杯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小岛似的希腊文化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要不足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长远影响，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早在公元前 6世纪，罗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3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柔软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听到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雄辩和演说时，眼界大开，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在他们面前展现。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 1世纪，送年青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希腊文学作品有极为强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罗马人在文学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树。开始时，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给优美的希腊诗歌、戏剧和散文所迷住，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渐渐地，罗马贵族要求文学作品能以罗马人的生活为主题，能表现罗马人的生活理想。于是，一个民族文学开始产生，不过，无论是在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塞内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白银时代”，这一民族文学始终带有源自希腊的印记。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有最明显的影响。希腊建筑的特点是设计简单、比例相称、装饰完美。虽然这些特点已由巴罗克式的富丽堂皇和庞大的规模所取代，但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石柱的形式仍被采用。建筑物都用雕塑品装饰，这些雕塑品最初来自希腊，是作为战利品用货车运回国内的，以后由本地的艺术家仿制。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影响之下的相同的外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从这一角度看，罗马的“陷落”也可说成是希腊文化在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面前的退却，就象它在中东与穆斯林相遇时的后撤一样。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前者争取到了整个欧洲，后者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获取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中，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它们也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残、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适合时宜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