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 50000至70000。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000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摧毁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80000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主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当时的拜占经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写了拜占廷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 ＇ 穆罕默德＇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象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服（基督教教土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五、拜占廷的遗产
回顾历史，拜占廷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一，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盾牌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点的全部意义，在 1453年君主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仅在半个世纪内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廷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动力，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中，拜占廷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她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廷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和希腊文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最后，如下节所述，拜占廷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伟大的引导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
这些成就与吉本有关拜占廷的历史意义的著名论断不相符合。然而，与此同时，拜占廷明显缺乏古典时期雅典的生气和光辉，尽管相比之下，后者在领土和年代上显得微不足道。原因是拜占廷的作用是绝对保守的。这并不是说它静止不变。它自始至终都在使自己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但命运注定它只是保存。而不是创新。它诞生在一个古老的国度，生活在过去的势力和荣誉的阴影之中，这种势力和荣誉正是它所试图维持和恢复的。它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行政官员、军事将领、学者和神学家，但由于处在上述环境之中，他们很少有人真正具有创造力。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帝国整整生存了 1000年，这一点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5至11世纪，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显得原始、无足轻重。但正是这几个世纪中，恰恰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为新的文明打下了基础；而拜占廷却一直躺在光辉灿烂、占压倒优势的遗产上。这就是从11世纪起，西方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君主国崛起、新的知识水平出现、扩张主义生气勃勃——首先是地方的十字军东侵，然后是向海外推进，在数世纪内导致全球性霸权——而稳步前进的原因。故而，相比之下，拜占廷很可怜，在较后的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无力冲破过去的桎梏，因而，变成了一个陈旧的、与时代不合的存在物，它进行着一场勇敢且注定持久的斗争，直到1453年遭到耻辱的但却不可避免的灭亡为止。
六、拜占廷和斯拉夫人
尽管拜占廷的历史已经结束，但拜占廷的制度和文化，仍在北方的斯拉夫人中继续生存，正如它们很大程度上仍存在于已属土耳其人统治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中一样。斯拉夫人起源于今俄国和波兰的多沼泽的边境地带，他们以巨大的弧形向四周颇有吸引力的平原扩散。
向西迁移的矫拉夫人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都称为西斯拉夫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他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因此，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使用的是拉丁字母。那些渡过多瑙河、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如本章第一节所述，这些南斯拉夫人中的前两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文化发展，则受到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的影响。最后，向东迁移的是苏联斯拉夫人的祖先，这些东斯拉夫人就是个苏联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西部边境的白俄罗斯人；西部边境显然是斯拉夫人的最早发源地。
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北起北冰洋沿岸，南至黑海，东到乌拉尔山脉的广阔的平原上。在北部平原，移住民一直以森林为居住地；在这里，他们未遭到分散、组织松弛的芬兰部落和立陶宛部落的什么抵抗；这些人不是同他们通婚，就是被他们轻易排挤掉。相反，在南部平原，森林逐渐让位于空旷的草原，移民们总易遭到其他民族的袭击；这些民族常出没于从中亚经乌克兰到多瑙河流域的漫长的游牧道路上。
这些东斯拉夫人，即今天所谓的俄罗斯人，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因此，他们通常以分散的家宅和小村落，而不是以人口密集的村庄和城镇为单位。出现的城镇，很少发展成为主要河流沿岸的贸易中心。只有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前者担负着南北运输，后者控制着东西贸易。
正是这种长途贸易，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据传说，彼此不和的斯拉夫诸派别曾邀请北欧人的首领留里克为其统治者。“我们的国家富饶辽阔，但却没有秩序，快来管辖和统治我们吧！”于是 862年，留里克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任王公；不久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南移基辅。有关这些北欧人，即东欧所谓的瓦朗吉亚人的确切作用，至今仍有争议。过去的猜测认为，他们独自创建了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创造了最早的俄罗斯文化；现在普遍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瓦朗吉亚人在文化领域中所做的贡献，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而他们对早期俄罗斯人的政治体制的影响程度，至今也不明确。
不论确切情况如何，基辅已成为沿漫长的第聂伯河航线的、俄罗斯各公园自由联盟的中心。基辅的卓越是建立在同南面诸古老文明中心——拜占廷、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穆斯林世界——所进行的繁荣贸易的基础上。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等汇集基辅，以换取各种奢侈品，其中包括细纹衣料、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早期俄罗斯人不仅同南面请文明中心进行贸易，而且还借用了它们的某些主要的文化，尤其是拜占廷的基督教。在此之前，异教的俄罗斯人一直崇拜各种自然力量，将这些自然力量化身为某些神，如热光之神达什伯格、雷电之神佩鲁恩和风神斯特里伯格。当时既没有寺院，也没有僧侣。宗教仪式仅限于向广阔天空中的诸神的天然形象献祭。据 11世纪末至12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的原始的众神崇拜很不合适。他—一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各自的论点，甚至派使节前往信奉这些宗教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汇报。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他的使者们为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仪式而倾倒：“……我们不知道是在天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简直叫我们难以形容。”
大约在 988年皈依东正教后，弗拉基米尔命令捣毁所有异教神像，佩鲁恩的像被挂在马尾上，拖进了第聂伯河。另外，基辅公国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如《编年史》所述：“…看到如此众多的人得救，天堂、人间一片喜悦。”同几个世纪前欧洲西北部的天主教一样，皈依是统治者及其顾问们的决定，人民大众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虽然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过去没有教士阶层，避免了有组织的抵抗，但人民大众仍坚持他们的传统信仰，相信巫术和预兆。因此，1274年，教会发现有必要颁布一条规定：不得任命过去从事巫术的人为司祭。
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及其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深刻的影响。以拜占廷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经组成，首领是基辅大主教，由君主坦丁堡最高一级的主教伍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主教都是希腊人，不过，由大主教任命的主教，除最初几任外，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基督教还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宗教文学和法律文学，其中包括《圣经》、拜占廷收集的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的译本。石造教堂、镶嵌工艺、壁画、油画、尤其是肖像画等拜占廷艺术，这时也被介绍进来。而且，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更胜一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俄罗斯 …
拜占廷风格。另外，东正教过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廷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等各个方面的案件。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加强了大公的权力。如在西欧，罗马教皇曾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廷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例如： 13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安东尼曾写信给莫斯科大公瓦西利，抱怨大公不尊敬他及他的主人拜占廷皇帝：
非常遗憾……我听说，你不允许大主教在礼拜仪式中提到神圣的皇帝的名字，甚至还说，“我们有教会，但没有皇帝，而且也不想知道有皇帝。”这是不恰当的。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与其他统治者——地方王公和君主不同。当初，皇帝为整个世界创立并进一步确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们召开了全基督教会会议，还通过法律进一步确定了要遵守的东西，即要遵守那些崇高、神圣的教规宣布为是教会生活的真正教义和正统观念的东西。……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有教会而没有皇帝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和帝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将这两者分隔开来。
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灭后，东正教的这一顺从性在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皇帝的屈从中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