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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泪花。他叫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喊来，大家都必须吃。毛泽东咽下几口，见有人还在嚼，便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思考着：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的。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他日夜想着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18＇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以人民的乐为乐，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共当，要是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就满意高兴了。
第二，乐中有苦，乐极生悲。毛泽东认为，苦中有乐，苦可转化为乐。同样，乐中也潜伏着苦的因素，也可转化为苦。他在1944年4月12日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0＇
这说明，苦与乐是相互渗透的。胜利、欢乐也潜伏着失败、痛苦的因素，胜利了如不防止骄傲，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就会吃苦头，就会变乐为苦。因苦得乐，因乐得苦，这是苦与乐相互转化的历史辩证法。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由苦向乐的转化，防止由乐向苦的转化。
毛泽东曾推荐读西汉著名赋家梅乘的《七发》。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痛骂统治者的腐败。“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说太子年岁正轻，想来是由于你长期迷恋安乐生活，日日夜夜没有限制的缘故，以致邪气侵入体内，胸腔郁结，阻塞不通，心神烦乱，惊惧不安，五脏衰弱，听觉不灵，精神焕散，病势已深，长此不愈，则将生命不保。毛泽东认为，“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文中说的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摧残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是腐烂肠胃的毒药，这些话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迷恋安乐腐败的生活，必将早夭、丧身，这也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毛泽东说，文章最后一段，吴客讲“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这是医治疾病的“良言妙道”。毛泽东认为，梅乘《七发》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只贪图享乐腐朽的生活而不愿艰苦奋斗的人，就必然导致腐败、困苦的结局，这时享乐便转化为痛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21＇真正的人生痛苦或人生悲剧常常是由于贪图享乐造成的。“福兮祸之所伏”，“乐极生悲”，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第三，劳动是苦转化为乐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劳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苦，一种认为是乐。在剥削阶级看来，劳动是人生的痛苦事，他们厌恶劳动，不劳而获，贪得无厌，骄奢淫逸，极度享乐，过着寄生的生活。因此，必然走向腐败，由乐转化为苦。无产阶级则认为，劳动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劳动是快乐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能享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快乐。人们只有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劳动斗争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李大钊说得好，“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苦境可以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可由劳动解脱。”＇22＇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毛泽东还强调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严格要求，要经受艰苦的劳动锻炼，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才能健康成长，真正成才。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比孩子们相互之间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比谁的官大官小。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耽心呀！他还说，现在，部队的学校，整天学专业，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好不好？我想，第一，最根本的东西还是马列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要学会做人；第二，要实践，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工农兵中去，要经受艰苦的实践锻炼，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他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还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干部子弟要经受艰苦锻炼。岸英生前学过农，学过工，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当时，我对彭老总说，岸英到志愿军去作战，对他要严格要求，不要照顾，他是去保卫祖国的，不是去做客的。彭老总带岸英去前方，我心里踏实多了。干部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党风，党风就这样发生作用。不这样，如果光号召别人赴朝鲜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呆在保险柜里，当贵族，这就不行嘛。我的长子岸英参加志愿军，死在朝鲜战场上，我是光荣的。
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还多次讲过。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7月，一次他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毛泽东在谈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候，也曾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对社会青年，也要带动他们的父母好生教养子女，从小做起，毫不放松：对青年学生，要进行实际锻炼，必须经受艰苦考验。他引用《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对子弟要进行“廉公谦约”的教育；还引用了刘备临死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告诫刘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用这种防微杜渐的办法教育子女，是古人教育子女的一种成功经验。
1967年，毛泽东推荐读《战国策·触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如不重视它，不正确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所指出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是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
毛泽东对子女很疼爱，但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的子女搞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他多次要求他们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独立生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衣服，让他到农村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李讷，但对她的要求很严。李讷自小就吃机关大食堂，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集体宿舍6人或8人住一屋，星期天自己骑车子或乘公共汽车、电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女儿也是挨饿。有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一起吃饭，她把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一下子吃光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深深叹了两口气，无不忧伤地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李讷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毛泽东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就会转化为苦。
《触说赵太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话，蕴含着苦与乐辩证关系的深刻哲理，是有深远意义的。
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苦与乐的矛盾？毛泽东的苦乐观要求，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发扬不怕苦的革命乐观精神。
毛泽东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的远见卓识的基础上，是科学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他坚信新生的事物必然战胜旧的事物，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人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他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
，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基于对客观事物、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始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引导人们要看到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指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鼓舞人民坚定斗争的信心。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充分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9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23＇
毛泽东说：“我是乐观主义者。”他早在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提出“谁主沉浮？”昭示未来主宰世界的力量，决非反动派，而是人民，他鼓励有志青年“中流击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24＇毛泽东从困难中看到前途，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25＇可见，他的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
毛泽东于1959年8月在与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会见时说，我每年都要横渡长江，或游其它江河——如广州附近的珠江。我还打算游过黑龙江。斯特朗当时对他说：“那你就要游到俄国去了！”毛泽东笑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