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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幸福的内容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物质生活条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升华，高于物质生活。我们既要重视幸福的物质生活内容，既要反对单讲物质生活不讲精神生活，把物质生活看作至高无上的享乐主义；又要反对过分强调精神生活，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把幸福理解为离开物质享受的禁欲主义。
马克思的女儿曾问马克思：“对幸福怎样理解？”他明确而简单地回答：“斗争就是幸福”。还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就在一首自叙诗的开头满怀斗争意志的激情，他写道：“既然斗争的火焰燃烧在我的胸膛，我怎能在悠闲中徜徉？要迎着风暴走，顶着战斗上，我怎能在半睡半醒中消磨时光……”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说：“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21＇马克思把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同“斗争”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幸福观和斗争观。
斗争，这是马克思的生命和意志的表露，是他性格的特点，也是他对人生最高法则与幸福的理解。在他进入中年之前的一生第一个25年期间时，就以极其现实的态度向自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了什么而斗争？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在他接受了人类思想界认识自然和社会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真正宝贵的成果，有批判的加以改造并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斗争科学，就高举起斗争的旗帜，团结了斗争的力量，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资本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回答人们提出为什么要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原则斗争时，指出：“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22＇马克思一生“目标始终如一”，毕生“为人类工作”，“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进行顽强的斗争，并把“屈服”视为“不幸”。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艰难困苦、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在马克思看来，生存意味着斗争。幸福在于斗争，不幸在于屈服。马克思为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极其艰难的人生道路，但他坚信，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这又是一条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的性格喜爱斗争，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还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3＇这表露了他喜爱斗争生活的性格特点，也表达了他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生活视为人生的欢乐。当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自觉地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旗帜，自觉地把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同幸福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幸福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一经踏上了革命的斗争道路，不管前进的路上布满了什么样的荆棘，不管情况多么艰险，即使遭到了失败，他总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飘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愈敢于斗争，愈善于斗争。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斗争是他的得心应手的事情。”＇24＇毛泽东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人制订了进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不断的团结革命力量，同国内外敌对力量进行顽强的斗争，取得一回又一回的胜利，也同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内部的错误进行了原则的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原则和荣誉。
毛泽东多次号召要学习鲁迅的斗争方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在他看来，幸福和斗争是同一的，离开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找到新世界，离开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就没有亿万人的幸福，也就没有他个人的幸福。所以，共产党人的幸福是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同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和把握呢？“斗争哲学”，本来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军队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用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把它接过来加以肯定，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了斗争。还说，“斗争的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毛泽东所借用的、肯定的“斗争哲学”，是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角度、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政治角度讲的，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和批判本质。毛泽东所讲的“斗争”，是对立面的斗争，是矛盾的斗争，而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共产党人要推动历史前进，就不能抛弃斗争精神，不能抛弃革命精神，就需要战斗的风格。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创造人类幸福，就要和大自然作斗争，和社会上各种旧势力、旧残余作斗争，和敌对势力作斗争，和各种艰难险阻作斗争。自然，“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25＇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革命，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幸福，就没有一切。可见，只要对“斗争”不是作简单的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左”的理解，“斗争哲学”并不是错误的东西。近年来，有些人把“斗争哲学”歪曲成“斗、斗、斗”的哲学，诬之为“造反哲学”、“打倒一切”的哲学。嘲讽革命斗争精神，似乎它是“左”的同义语。他们鼓吹放弃斗争的庸人哲学，不承认矛盾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承认国内外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不敢讲斗争，不敢讲革命，阉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精神。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思想。
当然，我们对毛泽东在各个时期讲的“斗争哲学”，也要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重提“斗争哲学”，把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视为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继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好同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在50年代，批评了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的错误，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坚持了从马克思到列宁所阐述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原旨，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提出了双百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但可惜的是，毛泽东晚年却又违反了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又重犯斯大林的错误，片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把对立绝对化。这样，在实践中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这确是值得我们反思，很好吸取其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4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03页。
＇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页。
＇7＇ 马克思，转引自《中国青年报》1979年10月23日。
＇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页。
＇9＇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1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6页。
＇11＇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
＇12＇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13＇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1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21页。
＇1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721页。
＇17＇ 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页。
＇18＇ 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3页。
＇19＇ 引自《古今中外名言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0＇ 《毛泽东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23＇ 转引自196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5页。
＇2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大自然。他们的健康发展，总是和大自然的熏陶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喜爱大自然。他这样描述他曾经在地中海的一个海湾边住过时的海面景色：“在近似半椭圆形的美丽的海湾里，浪花色调的变化非常有趣，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由蔚蓝变成碧绿……昨晚月光照耀下的海湾，呈现出一幅美妙的图画。对走廊前面的海景，我总是看不够。”恩格斯也是喜爱自然，特别是喜爱大海，死前“遗嘱”里还嘱咐，把他的骨灰“沉于海中”。列宁喜爱攀登雪山顶
，观看皑皑白雪的瑰丽景色。毛泽东更是酷爱大自然。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大自然！他热爱曾踏过的万水千山，热爱祖国的锦绣江山。他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得到乐趣，也从自然界的大千景象中受到启发，得到力量。这一看法是很深刻的。
早在年轻的时候，毛泽东就有游历山川的兴趣。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喜爱野游，他多次伙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学到—师后山君子亭、岳麓山、爱晚亭和湘江橘子洲等处爬山、露宿、风浴、雨浴。1913年，他在《讲堂录》里写道：“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1＇毛泽东嗜读《史记》，钦佩作者那喜爱游历山川的高尚情趣，认为司马迁的行谊文气与其乐于游历是联系在一起的。1916年2月，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优美的自然风景，“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2＇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途中，禁不住给罗章龙写信记述见闻，第一句是“诚大山矣”。信中还谈到古今仁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韩愈宿南岳庙的诗。1918年毛泽东同一些朋友到北京的途中，火车被大水阻在河南郾城，第二天他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看看。于是他同罗章龙、陈绍林三人便坐临时车子赶到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当时，许昌旧城已经很荒凉。他们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询问魏都的情况，并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在那里凭吊了一番，并作诗纪行。为了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1920年4月11日离开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游览了半个月。在曲阜，他观看了孔子栽的古树，观看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小溪。他们游览了颜回和孟子的出生地，还攀登了东岳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