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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
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
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
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
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
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
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
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
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
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
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
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
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
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
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
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
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
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
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
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
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
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
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
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
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
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
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
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
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
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
“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
“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
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
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
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
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
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
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
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
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
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
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
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
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举行“联合战线”，
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暖一窝蜂地
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涌进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
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
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
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以
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子
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
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
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
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
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
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
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一
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气质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
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国家的需要！
（《文星》三十八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不错，就算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们却知
道“国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动与乱来，那一世代的英雄们曾为国家乱播
了一阵种子，如今他们虽然表面上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出现，并警告这一世代说：“老子
过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帮助敌人，破坏团结！老子就要告你诽谤！”但是这一世代的
青年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没为国家做过孽！他们今日的缺乏
营养与气魄，是战乱流离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
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
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
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
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
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们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
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
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
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
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
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遣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
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
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
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
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
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
背一句臭诗一一“看射猛虎终残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
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
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
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
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勇
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
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
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
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
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
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
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大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
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
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未节在无形中增力，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
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
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