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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的好处首先表现在品牌上。领先的品牌几乎总是那些最先进入人们心目中的品牌，第一个深入人心的品牌，往往也是最著名的品牌，也是行业中的龙头老大。IBM生产了第一种大型计算机，今天它是计算机行业的第一品牌；可口可乐是第一种可乐类饮料，今天它也是可乐类饮料中的第一品牌和龙头老大，并成了这一类别的代名词；联想是中国最早做计算机的企业，今天它是中国IT领域的第一品牌和龙头老大；海尔是中国最早做电冰箱的企业，今天它成了中国家电业的第一品牌和龙头老大；娃哈哈是中国最早做儿童饮料的企业，今天它是中国儿童饮料行业的第一品牌和龙头老大；惠普公司推出了第一台激光打印机，今天的惠普是激光打印机市场的第一品牌；吉列剃须刀是第一种安全剃须刀，它也正是剃须刀行业的领先品牌。“第一”的概念就代表着步步领先。
华硕集团董事长施崇棠提出了一个“巨狮”理论，所谓的“巨”就是加大市场销售渠道，扩大市场的占有率，增加主板的出产量，以更强的姿态，雄霸主板市场。而另一个“狮”，就是追求狮子一样的品牌，追求卓越的品质，让新顾客信赖“华硕”品牌，让老顾客依旧眷恋着“华硕”产品。施崇棠说：“进入微利时代，惟有做第1名公司，远远领先第2名，取得各产品事业部门在各市场的主导权及市场占有率，公司经营才能成功。”
“巨狮”策略下的华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华硕稳居主机板市场第一，其出货量是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的总和。这意味着全球每4台电脑就有一台安装了华硕的主机板，华硕毫无疑问成为全球主机板市场的巨狮。而接下来，华硕的目标是在显卡、无线网络、光存储、笔记本电脑以及手机等市场去寻找巨狮的感觉。施崇棠说：“只有巨狮才具备杀出重围奔向传说中美丽草原的能力”。
联邦快递提倡的理念非常清晰：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你必须是第一个发明者，或者必须是最快的发展者，或者是最高附加值的提供者。围绕这条理念，联邦快递在中国市场第一个与中国海关实现电子联网；第一个获得中美之间货运航权；第一个在业内推出简体中文网页，让中国客户随时通过网络查询及追踪货物情况；第一个订购空客A380作为货运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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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上 篇（2）《向温商学习》 制造第一
制造第一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句话，在有些情况下是错误的，在商场竞争，有时需要“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的胆识和气概。只有制定舍我其谁、抢占“第一”的目标，才有可能抢占先机成功，保持领先地位，成为行业权威或龙头老大。
有没有捷径制造第一？帮助企业快速成就第一的重要方法是模式。模式这个词是有魔力的，麦当劳的第一任老板炸的只是汉堡，第二任老板炸的还是那只汉堡，但他同时打造了连锁模式，让麦当劳获得了大成功。以此为标杆，很多企业成功了，如肯德基、小肥羊、谭鱼头。有人做了这样的比喻：模式被成功者做成了公章，老板拥有公章，章虽只有1枚，而瞬时间盖的章就可以成千上万了，而且还看似轻松。太多的人没有认识到成为第一的必要性，其生意不成功是理所当然，而更多的企业认识到第一的重要性，却没有找出成功的模式，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争第一”不仅仅是一个名次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需要经过坚韧不拔的持续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实现目标的过程是一个拼搏奋斗的过程，还需要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企业才能越过激流险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要想争第一，就必须超常规。超常规就是创新。当别人走路前进时，我们要跑步前进；当别人跑步前进时，我们要策马飞奔；当别人策马飞奔时，我们要驱车驰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想问题，做事情，有超前意识，才能做到危机来临时，应对有策。创新是后来者快速超越以前成功者的捷径，如：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创新，江南春和分众传媒的创新，李书福和吉利的创新，他们的成功经验让我们惊讶感叹之余，也明确了一点：做第一，就是做创新。
另一方面，要争第一，就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我们所倡导的争第一，不是头脑发热的争第一，不是盲目蛮干的争第一，不是粗放式的争第一，更不是为争第一而争第一，而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争第一。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我们就会走一步，退一步，甚至走一步，退两步，最终导致企业的衰亡。
“第一”的市场地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竞争，“第一”的优势可以为企业赢得数倍的品牌价值，不可撼动的顾客忠诚度，行业第一的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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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上 篇（2）《向温商学习》 三顶帽子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二十五
即使生意不大也要洞悉天下
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罗斯柴尔德
信息，尤其是政府和政策方面的信息决定着商人的存亡，一个政策可以成就一个企业，也可以毁灭一个行业。信息是财富的引领者，只有关注信息才能借助大环境，扶摇直上。政治是商战的大环境，只有适应环境，并且利用环境，才能屡战屡胜。
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都视为商机，他们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息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除了讲究商业道德之外，还包括政治之道。经商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经商者不讲政治就没有市场。据报载，当美俄英法等国的维和部队开往科索沃时，一支华商人马也悄然向南斯拉夫挺进，他们带去了南斯拉夫市场紧缺、人民急需的商品，如凉鞋、T恤衫、灯泡和五金建材等，把物美价廉的物品卖给饱经战火创伤的南斯拉夫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是个鼓舞，同时又抢占了当地市场，可谓既行仁义又获利益之举，这就是政治风波下商人最佳的生存状态。
三顶帽子
介绍温州的文章，经常会提到：“温州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因为这三顶帽子，温州人比其他地区的人经历了更多的风雨，受过更多的苦难，并与政府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关系。
“五十年代是前线”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的政权将温州作为他们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一次又一次派遣武装人员在温州登陆，政府决定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准备“放进来，关门打狗”。温州这个小地方，一夜之间从寂寂无声到万人瞩目，随着一次次的登陆、空降、空战，在全国性的大运动、大斗争中，温州的政治之弦，绷得比全国的任何地方都紧。
“六十年代是火线”是指在“文革”中发生在温州的大规模的武斗现象。据说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有两个地方，一是武汉，二是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厉害之处在于战火猛烈，死伤的人数众多。温州的经济基础本来就差，这一折腾更是雪上加霜，温州人的生活成了大问题。当时的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所以，流行起这样的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站着等死（水），坐着倒霉（捣煤）”；“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
七十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凭着手艺创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却挑衅了政治的神经：全国人民都在老老实实的上班，过着朝八晚五的生活，惟有你们温州人东流西窜的去赚钱，你们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当时，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对温州人来说，“资本主义黑线”几个字是惊心动魄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惨痛。柳市八大王无一不是坐过监狱，或是受过批斗的，个个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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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温商学习》上 篇（2）《向温商学习》 柳市八大王
柳市八大王
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柳市八大王”是不应被遗忘的一群人，“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开国元勋总是身处风口浪尖，前途堪忧。同样，作为“温商”开山人物的“柳市八大王”的故事充满了兼有风光和酸楚的传奇色彩。
所谓“八大王”，是活跃在流通领域的8位经营大户，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开始了个人创业，并大跨步成为富得冒油的大户，八大王掸掸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开始了新的纪元：他们率先盖起了楼房，买起了摩托车，安装了电话，成了柳市乃至温州最早富裕起来的个体经营者的代表。
“机电大王”郑元忠回忆说：“我从小胆子就非常大，出生在柳市的农村，初中没念完就赶上‘文革’，回家当了社员。柳市人多地少，当时我就想，任你怎样‘学大寨’怎样‘战天斗地’，只搞农业是永远挣扎不出贫穷的烂泥塘的。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搞些小作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成了‘万元户’。后来发现低压电器利润大，我就办了一个低压电器小工厂。几年时间竟挣了十几万元，一下子成了温州的电器大王。”致富，就是如此简单，平实的语言概括了当时“草长莺飞”的现状。
在物质生活上，“八大王”中出了许多的柳市第一。如刘大元是柳市第一个装上电话、第一个购买摩托车的人。他现在还时常想起当时的风光场面：“一路开过来，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哪个大人物的子弟。”而李方平那幢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后来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1982年1月，中央下发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
郑元忠回忆说：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没有经过提审，直接把我关押了1个月，然后，就被押送到了死刑犯的牢里。当时，一股凉气从我心里冒出，“这条命算是完了！”
刘大源是最幸运的一个，他早起上街，当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时，暗自心惊。他做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其他几个“大王”的命运大抵相似，或关押，或逃逸，转眼之间，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生命的谷底。在社会的洪流中，八大王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就只有随波逐流，淹没于滚滚红尘。
政府逮捕“八大王”后，温州的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温州人少地多，本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当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随后为“八大王”平反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在20年后回忆说：“他们曾经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被释放出来之后，这些曾站在全国经济浪尖上的“八大王”，难免有点失意和消沉，他们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只有郑元忠一个人下了狠心，决定再战江湖。性格决定命运，当年的“机电大王”郑元忠，现在仍然是温州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八大王”事件后，郑元忠成立了精益集团，并在短短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