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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方支出，并最终成为其它银行的存款，而这些银行在留存部分准备金后会再次将其贷出。在这个过程的不断重复之中，存款（借款）总额也随之在银行系统内部不断膨胀。
◎四、负债最小化与货币政策（2）
商业银行根据两个因素来决定准备金的额度：日本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商业银行自主追加准备金。如果商业银行只留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话，那么存款额就会以与准备金率相应的比例膨胀。譬如，当存款准备金率为10％时，由日本央行提供的流动性将最终催生10倍于最初注入金额的存款额。
这些银行存款加上流通中的现金（纸币与硬币）的总和被称为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中最大的一部分当属银行存款，而中央银行最初注入的流动性与最终产生的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比率被称为货币创造乘数（Money Multiplier）。在上面的例子中，货币创造乘数接近于10。8
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其中绝大部分为银行存款——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利用，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经济学家们青睐货币供应的原因所在。
在以上叙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中央银行注入流动性是为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话，那么愿意从银行借钱的借贷方就必不可少。当借贷方不存在时，因为中央银行注入的流动性无法流出银行系统，那么货币供应量自然也就不会增长。这同时也意味着当所有私营企业都转向偿还债务时，货币创造乘数将降低。
企业与个人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提取资金来偿还债务。因此当私营企业全体都在偿还债务时，银行存款势必减少，货币供应量也随之萎缩。因为缺少借贷意愿，偿债的风潮就会侵蚀货币供应量。美国大萧条期间，就是因为企业和个人提取银行存款以偿还债务，从而导致美国货币供应量降低了33％。
4。日本政府借贷推动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尽管1998年以后的日本私营企业处于持续偿债的状态，但是同期日本的货币供应量（M2＋存款证，M2：市场流通货币和银行存款的总和——译者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每年2％～4％的速度在扩张。图1…8通过披露支撑日本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的借贷方的身份解释了这种表面矛盾的现象。图1…8中的浅色曲线代表企业借贷，深色曲线代表政府借贷。如图1…8所示，私营部门的净借贷额从1998起转为负值并且一直持续下去，而同期政府部门的净借贷额却一直都为正值。
图1…8 政府借贷支撑了货币供应
私营企业争相偿债，资金回流到银行，当银行试图将这些资金重新贷出时却发现，由于私营企业都在忙于减少负债而无法找到愿意借贷的对象。但是由于此时政府正在通过发行国债来实施财政赤字政策，于是商业银行就会把手中因为无人借贷而剩余的资金用来购买政府国债以赚取利息，也就是说银行把钱借给了政府。这样的国债交易最终将惠及诸如道路桥梁等公共建设、建设公司及其员工，以及银行的储户。简而言之，银行把无法借给私营企业的资金用来购买了政府国债。这就是日本长期景气低迷期间货币供应量不减反增的原因所在。
5。财政政策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这就说明了，日本的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在过去10年间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私营企业专注于偿债，使得政府成了唯一的借贷方，政府借贷的增加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应上升，加强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政府停止借贷，那么不管日本央行采用何种方法都无法阻止货币供应量的萎缩。因此可以认为，财政政策是日本货币供应规模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日本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指责日本央行行事保守，但是在缺乏企业借贷的前提下，政府借贷的增加是确保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的唯一途径。当政治家们希望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只有政府大量增加借贷，日本央行才可能爽快地接受这一要求。
对于面临资产负债表问题的企业，不管是政府还是日本央行都无法要求它们停止偿债。一个债台高筑的私营企业不会理睬政府的劝说，只会选择尽快修补自己受创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它惨不忍睹的资产负债表随时都有可能被外界察觉。但是如果政府只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那么日本经济必然陷入像美国在1929～1933年之间经历的那种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日本政府只有一个选择：在私营企业忙于偿债之时，它必须刻意反其道而行之。换句话说，政府必须借入（并花掉）那些私营企业不再需要的银行存款，这是日本政府的最后选择，也是在丧失了1 500万亿日元国民财富和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20％的企业需求之后，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却并未缩小，国民生产总值依然维持在500万亿日元水平的根本原因。
◎四、负债最小化与货币政策（3）
6。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认同企业负债最小化
图1…9追踪了三类指标的长期走向，向我们展示了日本当前的实际情况与教科书上所讲的是何等不同。这三类指标分别是货币供应量、私营部门借贷，以及市面流通货币与商业银行存在日本央行的准备金，也就是所谓的高能货币。前面两类在图1…8中也出现过，第三类则用来评估日本央行的流动性供给。
图1…9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货币流通动向的激变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这三种指标应该是同步变化的。譬如，如果中央银行增加10％的流动性，通过银行贷款，货币供应量也会相应扩大10％。从1970年到1990年间，日本经济也确实在按照这种模式运行，三类指针的变化都能够做到步调一致。
但是从1990年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三类指标的变动开始各行其道。当时，日本央行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外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巨大压力，要求通过扩大高能货币的供给来刺激日本经济，而日本央行也最终屈服于这种压力。假定1990年的流动性数值为100（1990年第一季度=100），等到2005年，流动性的数值已经升至300。也就是说，在15年的时间里，日本央行将流动性扩大了三倍。而货币供应量，也就是私营企业实际可以运用的资金却仅增加了50％，而且这还要归功于政府借贷的贡献（图1…8）。
私营部门借贷就是指金融机构提供给私营部门的债务和贷款。如前面指出的，如果没有相应的银行贷款增加，银行存款也不会增加。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私营部门借贷决定了货币供应量。但是到2006年6月，私营部门借贷从1990年的100跌落至95，这就意味着，如果货币供应量是由私营部门的资金需求单独决定的话，那么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应该是95而不是150。换句话说，此时的货币供应量理论上应比实际低37％。事实上，日本经济经历了与美国大萧条同样的困境，而当时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减少了33％。
日本最终得以避免陷入美国大萧条般的泥沼，应该归功于政府持续的借贷和支出。即使是在私营部门借贷下降的时候，公共部门借贷的增长，即银行对公债的购买保证了货币供应量的扩大，从而确保私营部门还贷的资金不会滞留在银行内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图1…8和图1…9表明日本经济已经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涵盖的范围，置身于一个财政政策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未知世界之中。
7。德国曾面临同样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种观点，对日本长期经济衰退的原因从文化上进行解释。比如，艾伦？格林斯潘将无力消除僵尸企业视为日本陷入长期衰退的关键原因。但是正如前面已经阐明的，是那些拥有收支盈余的日本企业的偿债造成了通货紧缩的缺口，而不是那些没有收益、无力偿债的僵尸企业。
在本章的开始曾经提到，德国于2000～2005年的五年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如果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你会注意到：直到最近，德国企业在利率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依然忙于偿债，在高峰期的2005年，净偿债额约占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并且，这种倾向是在之前的2000年，德国电信泡沫破灭之后即开始出现的，要知道，当时的德国如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本，通货膨胀仍然存在。这些事实在图1…10中得以再现，这张图显示，德国的长期衰退与德国企业转向偿债的时期完全吻合。
图1…10 同样在修补资产负债表的德国个人和企业
德日企业都是因为经济泡沫破灭造成的资产价格暴跌严重损害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而不得不开始减轻因此承担的庞大债务。日本六个最大城市的商业不动产价格从1990年的顶点狂跌了87％（见图1…3）；2000年电信泡沫9的破灭则使德国遭遇了严重的股价下跌，德国的新市场证交所（Neuer Markt）的股价从最高点骤跌了97％。
当日本和德国遭遇严重的资产价格暴跌时，许多企业突然发现它们背负了庞大的债务，甚至资不抵债，技术上已经破产。虽然资不抵债通常就意味着倒闭，但是这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倒闭截然不同，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依然运营正常，收益良好。德日两国所保持的世界最大贸易顺差表明，这两个国家的企业仍然能够依靠自己先进的技术、有效的营销手段，以及全球客户的支持而拥有强大的竞争力。
无论哪个国家企业的CEO，在企业运营状况良好，却面临资产负债表困境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做出一个决定：利用手头的现有资金来偿还债务。但是，当许多企业同时开始这样的尝试时，就会把经济推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之中，在现实中，这种形式的衰退与之前发生的全国性资产泡沫一样都非常罕见。
当时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为了应对经济下滑，决定将利率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低点，从而引发了法国、西班牙，以及爱尔兰等国的房地产泡沫。但是德国的房地产市场却依然低迷，房价无视创纪录的低利率，仍旧一路下跌。在欧元区内其它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显著增长时，唯独德国增长缓慢（如图1…11所示），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德国经历的是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
图1…11 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低于其它欧元国家
这就说明，这种类型的经济衰退有可能在资产价格崩溃后的任何国家出现。事实上，下一个可能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国家就是美国，而现在，它的房地产泡沫刚刚破灭。
这里的重点是：这些经济衰退与文化差异毫无关系。全国性的资产价格崩溃以及企业资产负债表因此受到的破坏，才是引发长期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一、经济学家们为何忽视资产负债表衰退（1）
1。企业负债最小化：被长期遗忘的可能性
到这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深入虎穴”，去找寻失落的圣杯。在第一章开篇就已提到，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日本以及美国大萧条的学术论述都建立在同一个绝对假设之上。它们假设那些导致经济脱离正常轨道的外部冲击的性质并不十分重要，因此认为，即便在受到外部冲击之后，受其影响的经济行为者的既定目标也不会改变。
而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概念却主张：特定的外部冲击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或个人的行为目标。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整体资产价格出现下跌时，就会迫使企业将它们最优先的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负债最小化，以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而这种行为转变反过来又会导致比一般经济衰退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一章将要阐明，在美国大萧条时代所发生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都是由于1929年股市崩溃之后企业目标的转变所致。第四章和第五章则将继续阐明，企业的负债最小化目标及其对总需求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长期被忽视的，能够将宏观经济学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来出现的各类理论统一起来的关键。
传统经济学和商科教科书都很少提到企业大规模地追求负债最小化，而非利润最大化的可能性。即便是叛离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阵营，提出总需求这个概念，试图通过资本边际效应的转移来解释企业行为的凯恩斯（1936），为了让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也不得不假设企业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又回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维的窠臼。1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33）在一篇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关于债务通货紧缩的著名论文中，用大量篇幅探讨了